史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在同一时期有三支红15军，第一支是1930年10月的鄂东南地区红15军，由红8军一部现鄂东南各县、赣东北部分游击队改编，军长蔡申熙，全军约1800余人，4挺机枪，4门迫击炮。活动于黄梅、广济、宿松、太湖等县。
第二支是红5军团红15军。1931年12月，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发动宁都起义，其中一部改编为红15军，军长黄中岳，政委左权，参谋长肖世俊。
第三支是徐海蚌地区红15军。1930年7月上旬，徐海特委领导徐海蚌地区的农民武装起义，并成立红十五军。陈治平为军长。下辖3个师：以萧县黄口、王寨、永固地区的暴动队伍编成第一师；以铜山县东黄集、太湖、贺村地区的暴动队伍编为第二师；以宿县百善、东三铺、也池铺等地的暴动队伍编成第三师。
我们看到，前二支红15军军长有的成为共和国军事家，有的成为革命烈士，然而，唯独徐海蚌红15军军长陈治平一生的经历非常复杂的坎坷经历，跌宕起伏，令无数人感慨万端，嘘唏不已。
陈治平，又名陈惕庐，江苏淮安人，早年入了党，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回老家后领导过“淮安暴动”、“徐海蚌地区暴动”，先后担任沪宁特委巡视员、徐海蚌特委书记，参加创建红十五军、后任军长，中共江苏省委农运、军运部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等职。
1932年8月，陈治平被调任河南省委书记，不料他到任的第三天，就被叛徒、原开封市委书记胡玉坤出卖而被捕，并被解往武汉行营，由蒋介石亲自审讯，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是坚守气节，还是志向投靠？是宁死不屈，还是贪生怕死，陈治平在的这个重大抉择关头，选择了后者。
于是，他终于向右跨出了沉重的一步，走到了青天白日旗帜下，当年11月，他在报上发表了脱党的《启事》，公然写什么所谓“半殖民地经济的中国绝非共产主义所能挽救”之类的谬论。特别是由于他当叛徒的特别卖力，导致徐海蚌特委、上海市委、江苏省委等组织的部分领导人相继被捕，使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为此，中央于1933年1月1日作出决议，永远开除陈治平出党。
特别是在贵州期间，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他就破坏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委书记林青等干部被捕，破坏非常之大，这陈治平也在这所谓大显身手，被人誉为开创治黔的“黄金时代”，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效力，特务头子陈立夫称赞他是“会办党务的人才”。
抗战胜利后，赋闲的陈治平调到杭州，兜兜转转十多年下来的陈治平，他此时才真正的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自己当年叛变时在报上发表脱党的《启事》“半殖民地经济的中国绝非共产主义所能挽救”是何等的荒唐。
直到解放战争前夕，陈治平又开始接触党组织，并对势如破竹的解放军的渡江战役做了一些工作，后被国民党抓捕，关入黄浦监狱，并经受酷刑，他依然不为所屈，他在监狱中对妻儿写信说：“我的死是光荣的，愉快的，也可以说是救仁得仁，心中毫无遗憾”。经过大跨度大反差的曲折经历，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此时已经是义无反顾了。不久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陈治平死后，由于其曲折而特殊的经历，以至于盖棺数十年都难以定论，有人说是大叛徒，大投机者，也有人说是烈士、功臣，最后有关方面给他作出历史问题复查结论，可以不以叛徒特务论定，但亦不宜享受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可以这样说，陈资平的鲜血一半洒在共和国的旗帜上，一半被用来冲刷自己的历史污痕，最后功过相抵，和咱老百姓平起平坐。
陈治平作为红军高级将领的军长，被敌人逮捕后，堕落为党的叛徒，事敌十多年后，觉得历史的洪流还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幡然醒悟，当要重新举起反蒋的旗帜时，被敌人发现，被捕入监狱，最后处决，被史学界认为是经历最复杂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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