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前线三春秋

□刘泳川

1945年日本投降前，我正在延安抗大七分校工作，“八一五”光复后，中央抽调大批东北籍干部挺进东北，我被抽调编入第二梯队并任队长。

我1914年生于铁岭，“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家乡到上海就学，一直辗转流离在关内。1938年春到延安，1939年3月经过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们于1945年9月21日离开延安，向东北进发，行军路上铁路停运，公路受阻，尤其我们多数干部拖家带口，更增加行军困难。经过3个来月艰苦跋涉才到达东北。

孙良才、任志、王丹波、邢习文、于之

到东北后，我先到西满分局报到。还没等分局分配具体工作，就被辽西省委书记陶铸要去了。他亲自与我谈话，准备让我到省委组织部当干事。我向他解释说:“组织工作我不太熟悉，若叫我带队伍搞武装斗争还行。”陶铸问我:“你老家在哪?”我说:“在铁岭”。他一听便连忙说:“那好，你就到铁岭吧!铁岭县离沈阳很近，到那里要准备打游击。”

我到铁岭后，县委安排我担任县委委员、县公安局副局长，我与局长杨竺桓组织公安人员配合县委、县政府维持社会治安，打击日伪残余反动势力，经过努力和紧紧依靠群众，破获了几起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活动，对此我们毫不手软地予以镇压，对汉奸、流氓、地痞也都给予有力打击。我虽然是铁岭本地人，但我在工作中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绝不存在特殊考虑。我到铁岭不久就将我家全部土地分给了劳苦群众，由此使他们看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着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和战斗的。

1946年3月，随着国民党军的大举进犯，县委、县政府于23日下午以中长铁路为界，将干部战士分成两部分，分别撤离铁岭县城。我随孙良オ、刘渭东等到路西5个区继续开展工作，因杨竺桓分到路东，由我任公安局长。同年5月，县长刘渭东被上级调走，由我代理县长职务。

在我们撤离县城以后，一些地主恶霸、汉奸走狗及其它敌对分子欲动，有的向国民党私通情报，有的策动我们县大队、区中队中个别人叛变，还有的公开造谣破坏。面对这种局面，我严格要求各区，一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坏家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严惩;二是坚定不移地抓紧清算没收地主恶霸资财工作，实行减租减息，把广大劳苦群众真正发动起来。随后各区积极行动，处决一些罪大恶极的坏蛋，局势得以稳定。

为了进一步扩大成果，我一面指挥县大队、区中队随时打击国民党军和反动地主武装，一面组织干部深入各村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献粮献布献草，筹款等上缴和支援主力部队。当时做这些工作是很难的。第一，敌人经常出没，我们所受威胁太大。第二，敌强我弱，使我们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第三，各区村群众中粮草钱布极缺，难以征集。第四，上级的指示精神常常听不到看不见，全凭自己决策。尽管这样，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1946年6月以前，由于国民党军主攻四平等正面战场，路西地区局势尚可维持。7月份国民党军开始向“两翼”进攻，路西成了敌人主要攻击目标。为有效地阻击敌人进犯，确保根据地，按地委指示精神，我县与法库县合并，成立铁法联合县。县委书记由孙良才担任，薛光军任副书记，王丹波任县长，我任副县长，各区领导基本没变。

铁法联合县成立后，我仍带领原班人马继续活动在原来地区。这时不少村屯被敌军占领了，恶霸地主公开反把倒算，一些村政权被摧垮，不少农会干部惨遭杀害。我们便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应有的打击，震慑了敌人，稳住了阵脚，给群众壮了胆。

9月中旬前后，斗争形势更险恶了。铁岭的五个区，绝大部分被敌军所占领;西面的几个邻县都被敌军占领，与上级的联系中断。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县政府决定向铁岭东部山区转移。转移行动分两路出发。一路由孙良オ率地方干部与军分区部队走南路，从铁岭阿吉堡子过辽河向东部开拔。因为还有很多干部战士没得到通知，仍在下边活动，为了不丢掉一个人，我便主动要求后走。大队人马撤离后，我带领警卫员和几名干部向我经常活动的孙家洼子村走去。途中收回了县大队十几个人。为了防备敌人，白天我们把驻地封锁起来，晚上一边按预定路线前进，一边召集没接到通知的干部战士。经过几天努力，终于把失散的300余人集合到一起。经铁岭果子园村奔山头堡，向东部山区开去。当走到养竹沟村时，发现我的警卫员跑了，幸好我对养竹沟村比较熟，进村找到了警卫员的父亲，让他给我们带路，大约走了20多里，在黎明前碰上了沈铁抚联合县保安团副政委徐振宇等人，汇合后一齐赶到清原县夏家堡子村，与孙良才他们会合了。

针对当时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到达通化时，辽宁省委书记白坚要把我们留下，经我们几位领导研究，还是坚持往前走，一定要找到辽吉省委。经过50余天漫长而艰难的行程，穿过长白山到延吉，又转道牡丹江、哈尔滨，到了齐齐哈尔西满分局驻地。我们几位领导受到了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等首长的接见，他们对我们这次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使我们倍受鼓舞。
1946年12月下旬，我们到白城子。经过暂短的休息，我们便开始就地整训。整训内容主要有四项:一是总结前段工作找出经验教训，发扬成绩，改正缺点，以利再战；二是整顿思想，统一认识，坚定信心，去夺取新的胜利；三是清理人员，精干队伍，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四是学习时事政策和军事政治理论，武装头脑，克服悲观急躁情绪。整训工作进行了17天，收到了良好效果，为投入新的战斗打下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47年2月上旬过完春节，省委指示我们“返回原地，坚持斗争。”为此，在地委和军分区直接领导下向原地推进。此时，从白城子到铁法联合县之间，到处都有敌军阻截，军分区除了派三个团协同我们共同对敌外，地委书记吕明仁还亲自与我们一起行动。出征遇到的最大阻力，便是内蒙地区的土匪包善一部。他网罗了一大批当地反动地主武装，一直配合国民党军对我进行骚扰破坏，特别是1946年夏秋以来更为猖獗。若想回到铁法境内，必须首先把这伙敌人摧毁。同敌人作战中以军分区三个团为主力。我们县区干部及武装人员主要任务是负责宣传鼓动工作。一是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二是揭露敌人的暴行;三是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主力部队。

4月，我们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抽出一批干部组成武工队，同分区一起进到前旗，开始了与蒙匪降队面对面的斗争。几次战斗后，我们得到一个窍门，即与蒙匪接火时，不能用阵地战，要采取拼战术，只要猛打，一冲就垮。不久我们就进入了康平县境。

到康平之前，县武工队还选派十几名同志随分区骑兵团进入铁岭县境，活动了五六天，既打乱了敌人阵脚，又鼓舞了群众。在康平期间，我们经常和分区司令部一块活动。我们到敖力营子时，出乎意料地发现这个地方有一股敌军，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行动被他们掌握了。敌人抢先占领了村外山头并向我们
射击。我们分区指战员迅猛反击，敌人很快退了下去。我们冲上山头向下一看，估计敌人最多不过一个营，而我们是三个，吃掉他们是不费力的。分区司令赵东寰及时指挥8个连往山下边打边冲，将敌军围住，100多敌人都成了我们的俘虏。

攻打康平县城时，司令部临时设在城北的顺山屯。当时我们对县城的敌情不清楚，为审慎行事，分区决定先用步兵团侦察探路。敌人发觉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就蜂涌地逃出县城，向通江口和开原方向逃窜。我们立即用骑兵绕道将他们圈了回来，结果仅用38分钟就拿下了县城，还抓获800多俘虏，处理善后工作，领导让我负责。我将们集合到一块进行正面教育对其中罪恶大，有民愤的家伙，只要群众说是坏的，当时就处决，我整整忙了一天。法库的敌人向康平反扑，我们回到方家屯。

几个月的战斗活动，由于我们始终有主力部队做后盾，所以一直是顺利的。5月，夏季攻势开始，整个东北战场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我们联合县按地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指示，将机构和干部重新分开，我们以康平二区为依托，采取游击方式，向铁岭深入。当时铁法联合县范围不大，是法库一、二区，二是康平二区；三是铁岭三区和四区
一半，开原临近的一点。我带的一部分人进击的重点目标是铁岭三区。

7月，联合县对内正式分开，除孙良才继续留法库外，其它干部基本是各归各县了。我开始主持铁岭县全面工作，下边只有赵金荣、王士昌等17名干部，驻康平县郝官屯乡杨家窝棚村。地委决定组建铁岭县工委，我任书记，但对外仍称副县长。联合县到此名存实亡了。这时敌我之间态势从局部看仍是敌强我弱。对此我们采取“敌来我撤，敌走我进”的战术，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最后只好远离我们，龟缩在铁岭城郊。

到9月中旬，我们越过大青堆子、夏家楼等敌军据点，深入县内50多个村屯，收缴各种枪支500余条。县区武装发展到200余人。此外，经过层层动员，又征集到大量粮食、棉布等送交主力部队。
10月末左右，除了留少数人继续在边沿地区活动外，大部分人员转移到康平以北进行整训。11月整训完了又随分区返回县境。经过夏秋两次攻势，局面打开了，工作由单一的打仗转入抓全面工作。特别是我12月参加地委在法库四家子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以后就更加明确了。

1948年一开始，我就组织县区干部学习贯彻土改工作会议精神，在此基础上又抽出一部分人去政权比较巩固的村庄，开展土改工作试点。
当时我们有县无城，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大家都叫我“马上县长。”因为我每天都是骑着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县里的公文、印章等都不离身，始终放在马褡子里。

1948年6月，驻铁岭国民党军做最后垂死挣扎，对我解放区进行疯狂反扑。地委派副专员张静超来我县兼任县委书记工作，从而使我解脱了应酬不暇的困境。

军分区主力部队在解放法库以后，不久即全部集中到我县。此时，国民党军除留一部分在城内和城郊固守外，大部分逃往沈阳。斗争形势好转，我们县委、县政府这时才真正在铁岭县内落脚。伴随革命形势的巨变，我们所面临的工作更加繁重，当时最为突出的是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作战。

1948年10月27日，我正在距县城西部不远的村子发动群众，为前方组织救护担架。晚上，忽听城里方向有炮声和枪声。这枪炮声使我预感到既是敲响了敌人覆灭的丧钟，也是鸣响了全县人民去迎接解放的信号。

10月28日，消息传来，铁岭城解放了。失陷近二年半之久的铁岭城解放了!我们于29日凌晨，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进入县城。张静超因地委另有任用，连夜随军南下，由于之接任县委书记。我们来到县城时，部队已经开走了。留给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更为艰巨，同时也更为光荣。此时，本来就不多的干部部分要随军，所剩就更少了。

我被留下，继续任县长，于之书记接任不长时间又调走了。各种工作千头万绪，人们的思想错综复杂，但是我们怀着个坚强信念，决心带领这里的人民把被敌人玷污多年的铁岭，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壮丽。
(费玉国、郭坚协助整理)

《烽火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