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1843年上海开埠，至今已有168年的历史，上海也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至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回顾这段历史，除了外国人，哪个省的人对上海的贡献最大呢？

答案首推广东人，到上海“搵食”的广东人又以中山人最多，其次是潮汕人、佛山人、广州人。

当年上海滩几个最大的买办，如太古洋行的郑观应、怡和洋行的唐廷枢，还有宝顺洋行的徐润等，无一不是广东人。

1906年，有人在一篇演中讲到上海滩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上海一地竟然聚集了二十万广东人，这些广东人拖家带口、聚族而居，扎根到上海。再者，民国时期大上海最摩登的四家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他们的老板全部都是以前广州府中山县人。

无怪乎民国时期的人就观察到，对于近代上海发展影响最大的两种人，其一是宁波人，他们把持了上海的银行界；其二就是广东人，他们操控着上海的工商界。比如创办先施等四大公司的郭乐、郭标、郭泉、郭葵（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创始家族）、马应彪（中国第一家现代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创始人），及其佛山籍夫人霍庆棠、蔡昌（上海大新公司创始人）、李敏周和刘锡基（上海新新公司创始人）、方举赞（上海第一家机器厂发昌厂的创办人）、郑伯昭（永泰和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这些数以万计的广东商界精英扎根到上海经商，在英国、法国的庇护下大展宏图。

民国时期 上海经济的半壁河山都在粤财团手上，粤商在上海商界具有领导地位，而上海从市长到工商部与海关中，广东人都是占有很大的比例，粤军的进驻得到了上海商界与租界的支持，所以19路军一支粤军地方部队成了上海的驻军。

广东人创办上海近代第一家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上海机器造纸局，上海电报局等等一大批工业企业，民国时的上海五大工商业家族之二的南洋系简家和永安系郭家，上海东亚银行，近代最大电影公司联华影业，四大百货公司，南洋烟草公司，商务印书馆，同文书局，冠生园，广生行（上海家化）等等，以及控制上海电影业半壁江山。

旧上海的娱乐界第一把手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著名的上海最具名气的歌手女星胡蝶（广东鹤山人）阮玲玉（广东人中山人） 旧上海的两间电影公司也是广东人开的，旧上海的四大工业有三大是广东人创立的 还有上海的首富宋氏家族也是广东人（以前海南属广东管辖）。

冠生园

本来49年以前上海的华人商界里面，广东人就占了一半，查查上海家化的前身广生行是不是广东南海人冯福田所创的？查查出品大白兔奶糖的冠生园的老板是不是广东南海人冼冠生？查查南洋烟草公司的老板简家兄弟是不是广东南海人？

查查上海棉纺业第二大企业永安纱厂的老板是否广东香山人郭乐郭泉郭顺？查查上海的电影院之王是不是广东人卢根？查查上海当时最大的电影公司联华电影公司，是不是广东番禺人罗明佑做总经理，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混迹上海滩的广东商帮大部分逃离大陆，留下来的人在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惨遭不幸，广东商帮在上海滩的百年创奇故事遗憾落幕。

还有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宋氏家族宋庆龄也是广东人（海南文昌旧属广东）

”1890年上海工部局北区（多为今虹口境内）人口统计显示，此地江苏籍12644人，约占22%，浙江籍18056人，约占32%，广东籍12654人，约占22%。

进入20世纪初，上海日渐繁华，大批广东籍人士纷纷坐火车前来上海，安置在了附近的四川北路沿线的武昌路、天潼路、吴淞路、塘沽路等一带，至1925年，虹口境内的广东籍人增至28835人。

随着虹口区域内广东人越来越多，广东人开设的商店、企业也逐渐增多。除了四川北路上的新亚大酒店外，武昌路上的“元兴园”“同华春”都曾是当时上海颇有名气的粤菜馆，“新雅”茶楼原开在四川北路，后来因为生意兴旺迁到南京路。群众影剧场原名“广舞台”，是当年上海的粤剧演出中心。另一演出中心则在新广路上的粤东广和戏院，后毁于淞沪战火。永安影剧院、奥迪安大戏院也为粤商所建。

1918年9月5日，华侨、广东籍人士郭乐在上海南京路创办了中国近代最大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为解决公司1000余名员工（主要是广东人）居住问题，郭氏集团在四川北路开始兴建永安里。永安里前后分三期建造，建筑面积约为2.1万平方米。1925年，永安里靠四川北路一侧房屋竣工，永安公司员工陆续入住。当年弄堂里进进出出的人见面打招呼都用广东话。

永安里走出了一位中国著名的舞蹈家、广东籍人士陈安莲。21世纪初，陈安莲重回她当年生活过的永安里。当时，居民们纷纷走出家，用广东话和她聊天，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里就是广东的一个社区。

唐善祥（右）和儿子唐大维

78岁的唐善祥和儿子唐大维在上海开了家饭店。老先生的发型和穿着一丝不苟，带着几分洋气，谈吐在老上海话、广东话和英语间自由切换。点评上有网友评价：“老板是个很有派头的老先生”，“对客人特别客气”。

饭店的菜单也很有意思：既有腊味煲仔饭、西洋菜白杏陈肾排骨汤等广东菜，又有熏鱼、酱鸭、樱桃酱方等本帮菜，还有炸猪排、罗宋汤等经典海派西餐。

看上去和老上海人无异的唐善祥，祖籍广东中山（原名香山），自从祖父这一代上世纪初来上海做桐油生意，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三代移民了。

唐家世代经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父亲做进出口生意，面向东南亚。叔叔则与潮州人合伙做珠宝生意，在南京东路、虹庙附近开了一家银楼，名叫“庆福星”。

他还记得，父亲这一辈保留了不少家乡广东的习俗。“年初二叫‘开年’，老板、伙计都要到店里去，请人来舞狮，还要放炮仗。”父亲和叔叔帮衬同乡，请的雇员、伙计大都是广东人。“都是人家托过来的。”唐善祥说，“不光有中山的，旁边顺德、番禹、佛山的都有。”

因为在香港有亲戚，父亲定期能收到由香港名厨陈荣撰写的《入厨三十年》，偷师粤菜的精华。唐善祥把父亲和叔叔的厨艺传承下来，不过到了儿子唐大维这一辈，似乎要“失传”了。

和许多广东移民一样，唐家刚来上海的时候，最初在虹口落脚，住在横浜桥附近、四川北路上的福德里。1941年，唐善祥就出生在那里。

后来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唐家搬到了上海西区。“因为阿拉银楼开在南京路上。再加上西区当时是英租界、法租界，发展老现代化的，跟虹口有交关不一样。”唐善祥说。

唐家十六口人先在静安寺住了一阵，随后搬入大胜胡同。房屋为三层砖木结构的新式里弄，当时是法租界的高级住宅区，邻居多为买办、商人、医生、律师。

那时像唐家这样从虹口搬到租界的广东人并不在少数。随着广东人的“迁徙”，一些专门为广东人服务的食品店在西区应运而生了。

唐善祥小时候在协进小学读书。他记得每次佣人李妈接他放学，路过民生，会喊一声相熟的斩烧鸭的伙计：“阿周啊，有物事（好吃的）伐？”伙计就大方利索地斩一块叉烧送给他。

广东人为什么会来上海？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钻友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山东蓬莱人，母亲是浙江绍兴人。但从1993年开始，他却花了十余年时间潜心研究旅沪广东人，并出版了《广东人在上海》一书，在学术圈里有“宋广东”之称。

事实上，他与广东人的缘分自少年时期便已结下。

1957年，年少的宋钻友跟随父母搬入新昌路、凤阳路西首的祥康里。弄堂里的人来自天南地北，其中，广东人特别多，且大都有些来历。

“他们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跟江浙一带移民差异很大，这些特别吸引我。”宋钻友说。

“比如，再冷的天也有人穿厚厚的木屐。走在弄堂里，人没到，声音从老远就传过来了。”

每到一定的时候，总有小贩骑着自行车到弄堂里来，车后面驮着一个很大的木桶。他们一吆喝，就有广东人下来买。

“小时候很好奇：桶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宋钻友说，“后来才晓得，小贩知道我们弄堂里广东人多，是来卖凉粉的。”

弄堂里的广东产妇生孩子，会从虹口请一个接生婆过来。“因为广东人坚持讲广东话，假使请一个江浙的彩婆，没法沟通。”

最让人眼馋的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广东邻居总能收到亲戚从香港源源不断寄来的猪油、花生。“猪油装在长方形的大铁罐里，满满一大罐，够吃一个月。”宋钻友回忆说。

“每到月半的时候，邮递员骑着自行车就来了，车兜里装着邮包单。寄钱的也有，领到侨汇券，可以到侨汇商店去买东西。”

偶尔去广东邻居家串门，从墙上的挂件或者照片中，可以领略到岭南风光和海外风情。

此外，弄堂里还流传着一些广东人早年如何发家致富的“传说”。

所有这一切都让年少的宋钻友感到好奇：“为什么广东人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上海？”

“他们讲的是‘鸟语’，在上海人不是很多，在政界也没有靠山，但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商界、文化界发展？”

“我见过的广东人，几乎没有一家是没有海外关系的。可能在中国除了福建人之外，广东人的海外关系是最多的。”

“广东人和外面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断过，内心世界和我们不一样，这个非常有意思。我很想走进他们的世界。”

在宋钻友看来，广东人旅居上海，是在近代粤民大规模向外迁徙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上海1843年开埠后，作为一个贸易港口，自1850年代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内外贸易中心。在此后的一百年间，广东人向上海的迁徙基本没有停止。

粤商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开展上海与华南、香港、南洋以及欧美各国的贸易，成为联结上海与上述各地市场的桥梁。

“在广东人眼里，省港在一个生活圈里。从香港到南洋去又非常方便。”宋钻友说，“所以在晚清、民国时期，对广东人来说，华南、香港、南洋是连在一起的。”

正如唐善祥一家初来上海时落脚虹口，说到广东移民，虹口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

上海虹口棚户区

“近代上海虽然涌入了数百万来自国内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却没有社区林立的现象。但广东人也许是个例外。”宋钻友说，“全盛时期，虹口的粤民在4-5万人之间。南市小东门一带还聚居了一批潮州人。”

早在19世纪70年代，《申报》上就有粤人集居虹口的报道。到上世纪30年代，虹口已被公认为广东人的社区。

粤人社区南至天潼路，北至横浜桥。同乡组织但凡有公告，都张贴在天潼路附近的三元宫和横浜桥。

北四川路上的余庆坊、永安里，武昌路上的南北仁智里，海宁路上的同昌里、德兴里等等，都曾是广东人集居的弄堂。

宋钻友分析，广东移民之所以会聚集在虹口，是因为不少广东人在船厂或仓栈工作，这些工厂大都设在苏州河北岸黄浦江的西侧，离虹口很近。

“另外，虹口有些房产就是广东老板造的。为了收租方便，大量向同乡出租。”

直到现在，虹口依然留有不少广东移民的痕迹。

比如海伦路上的四川北路街道文化活动中心，有一支华南粤乐队。每周六下午雷打不动，有一群老人家从莘庄、宝山、彭浦、普陀等上海的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唱粤剧。

这里台上唱戏的和台下听戏的，大都是上海的第一、二代广东移民，“年纪轻”的六十多岁，年纪大的九十多了。

卓汝平的父亲是广东中山人，在德兴洋行的仓库开电梯；母亲是广东佛山南海人，在生产双妹花露水的广生行打工。

自从父母这一辈来到上海，卓汝平从小生活在唐家最初落脚的福德里。

“阿拉弄堂里多数是广东人，所以弄堂里厢都讲广东言话。”她说。

弄堂里有传授武术的精武体育会，她小时候常去强身健体。

从幼儿园到高三，卓汝平读的是离家不远的粤东中学（原为“广肇公学”）。学校里从老师到学生，均以广东人为主。广东话成为“通行语言”，就连班级里的上海同学也都听得懂。

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青春的园地》、《女篮五号》要发行到东南亚，来学校里挑选配音小演员，卓汝平还被选去为电影的粤语版配过音。

89岁的区玉英素有粤剧“上海小明星”之称。她出生在上海，然而出生第五天，就因为战乱被父母带回家乡广东顺德。

等到她7岁的时候，一家人又重新返沪，在吴淞路天潼路附近、上海大厦对面的弄堂里落脚。父亲在广东人开的南洋烟草公司打工。

上海武昌路

她还记得，过去的武昌路好似一条广东街，迎面走来的路人，讲的都是广东话。

“海宁路也是。”卓汝平补充说，“还有河南北路、彭泽路、塘沽路交界的‘铁马路菜场’，里厢全是广东人，专门有卖广东人欢喜吃的小菜。”

“卖小菜的即使不是广东人，也听得懂广东言话，甚至会用广东言话回答侬。”区玉英说。

广东人出了名的爱吃，不管是住在上海哪个区的“老广东”，说起吃来，总是津津乐道。现在她去广州探亲，会从四川路上的新海食品店买些火腿、鸭胗肝，送给亲戚煲汤。她自己则从广州带些菜干、剑花回来煲汤。

有些广东人爱吃的蔬菜，在上海很难买到。“比方讲，上海的丝瓜是圆的。广东丝瓜小小的，是六角形的。”区玉英说。老房拆迁后，她住在彭浦，在家附近的菜场里找到一个老板，为她“特供”西洋菜。

“西洋菜前头嫩的地方汆汤吃，烧西洋菜牛肉汤。比较老的煲西洋菜骨头汤。滚好以后慢慢叫（慢慢地）笃，要烧两个钟头以上，阿拉还要摆两个蜜枣下去。”

各地移民在上海的融合，体现在了年夜饭的餐桌上。“在上海，阿拉也‘变种’了，水笋烧肉也吃的。”区玉英说。

民国17年11月24日《上海画报》关于粤剧的内容

这种融合与变化，也体现在了语言上。“讲句难听的，在上海唱粤剧，阿拉是末代了。”区玉英说。“阿拉屋里厢，儿子都讲广东言话，但是儿子不欢喜唱广东戏，粤语歌曲倒是会唱的，比方讲谭咏麟。”

“到孙子这一辈，广东言话会听。”她说，“现在家里经常讲半句广东言话，半句上海言话，有辰光再来句普通话，也不晓得哪能转（换）的。”

现在的广东人对上海继续发挥影响力。《中国好声音》之父、上海最大娱乐机构上海文广集团的负责人黎瑞刚就是广东后裔，他曾经回广东寻祖。

迁徙到上海的广东移民，对于家乡有着很强的身份认同。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海也慢慢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记。

综合：新闻晨报

参考资料：

1.宋钻友，《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2.张元章，《香山人推动上海崛起》，《珠海特区报》，2010年8月15日08版。

3.谢江珊，《粤商在上海：“广东精神”创造商业奇迹》，《时代周报》，2017年11月。

4.管鑫杰，《上海的业余粤剧组织》，《南国红豆》，2017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