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人尤其应该感谢老舍,这座城市被今人向往,多是从《济南的冬天》开始的。从1930年初抵济南,开始任教,再到1934年赴青岛,最终于1937年从济南离开,先生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扬名文坛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然而,老舍对济南的深情,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些被后人耳熟能详的赞美之中。更多的文字中,充满了对当政者无能的讽刺,对民众愚昧的批评,这些,我们更不应忘记。

济南的夏天很热,1930年也如此。那年七月,济南火车站的人群中,挤出来一位年轻人,提着沉重的行李箱,汗流如浆,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擦着汗感叹:“若有一点小伤风也挤好了。”

这名年轻人叫舒庆春,三十一岁,四年前,还在英国留学的他开始写小说,连载期间,自取笔名为老舍。

回国不久的老舍算是一名文坛新秀,在他出生的北平,大学教授一个月可以领到三四百大洋的薪水,收入高的兼职教授,月薪上千。那时,北京的鱼翅席十二元一桌,鱼唇席十元元一桌,海参席八元一桌,就显得寒碜了。不过,这对老舍来说,还是显得奢侈,在北平,找到一份优越的工作确实也不太容易,接到齐鲁大学的邀请后,他还专门写信,给时任校长的林济青,希望可以预支部分工资,作为赴济的路费。

出车站后,老舍差点挨宰,站前停着拉客的马车,大部分马都看起来不但拉不了车,甚至需要人抬着才能移动,堪称“马国之鬼,车之骨骼”,好不容易上了辆车,赶车的说了个价格,让他忍不住说:“我并不是要买贵马与尊车。”话音未落,行李就从车中飞了出来。“再一看,那怒气冲天的御者一扬鞭,那瘦病之马一掀后蹄,便轧着我的皮箱跑过去。皮箱一点也没坏,只是上边落着一小块车轮上的胶皮;为避免麻烦,我也没敢叫回御者告诉他,万一他叫我赔偿呢!”

尽管,很快林济青就来了,但老舍对济南的第一印象确实没有那么好。尤其是济南的道路,极其坎坷,路上的石头被他戏称为“是否古代地层变动时,整批的由地下翻上来,直至今日,依然原封未动,不然,怎能那样不平呢?”

三十一岁的老舍,如参加脱口秀大会,不管是李诞,还是李雪琴,都会自愧不如。他吐槽济南坐车颠簸,说自己虽未坐过汽车,但看到过“汽车里的人们接二连三的往前蹿,颇似练习三级跳远。”还说要是坐洋车,最适合便秘的时候,不用吃泻药,饭前喝点开水,坐上半个小时,其效如神。但是饭后就不要坐了,不得胃病,也得长盲肠炎,要是胃口像林黛玉那么弱,完全不要坐车,因为什么时间也不合适。

趵突泉,老舍是极其喜欢的。他在《趵突泉的欣赏》中写:“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但同时又对泉边的市场、货摊极其反感,认为“凡是自然的恩赐交到中国人手里就会把它弄得丑陋不堪”,尽管他很喜欢曲艺,也在齐鲁大学说过相声,但对泉边茶棚里的梨花大鼓评价颇低。“一声‘哟’要拉长几分钟,猛听颇像产科医院的病室。”

大明湖更是“既不大,又不明,也不湖”,因为已经成为了被坝划开的多少块“地”,但老舍深知这个湖的意义,“上帝给济南一些小山,也给它一个大湖,人定胜天,生把一个湖改成了沟,这是因为穷而忘记了美的结果,不是自然的错。”

所以,他提出,要没有一种“诗意的体谅”,去逛大明湖和趵突泉,“单是人们口中的葱味,路上吱吱妞妞小车子的轮声,与裹着大红袜带的小脚娘们,要不使你想悬梁自尽,那真算万幸”。

说是这么说,但他其实还是很爱去这几个地方的,离开济南后,他回忆道:“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名胜,闭了眼也会想出来,可是重游一番总是高兴的,每一角落,似乎都存着一些生命的痕迹;每一个小小的变迁,都引起一些感触;就是一风一雨也仿佛包含了无限的情意似的。”

之所以批评济南,是因为他恨这里市政的敷衍,淹没了城市天生的丽质。天色那么清明,泉水如此方便,大路上灰尘飞扬,小巷里污秽杂乱,让人因爱生恨。“济南本来是极美的,可惜被人糟蹋了。”

他在《吊济南》中质问:有人说,这种种的败陋,并非因为当局不肯努力建设,而是因为他们爱民如子,不肯把老百姓的钱都花费在美化城市上。假若这是可靠的话,我们便应当看见老百姓的钱另有出路,在国防与民生上有所建设。这个,我们却没有看见。这笔账该当怎么算呢?

政府无能,民众自然也麻木。

比如当时所谓抵制仇货,“人民所知道的是什么便宜买什么,不懂得什么仇不仇,货不货”。而且在济南,凡是一家估衣店,都有大捆的东洋旧衣裳,从日本运到青岛,再到济南,论斤出售,纬四路上就有二三十家专卖,乡民推着车,拿着扁担,成捆买回家,拆大改小,比买新布便宜好几倍。“看乡民买办的神气,就好像久旱逢甘霖那么喜欢”。

就在老舍到齐鲁大学任教的两年前,这座城市发生了“五三惨案”,日寇在济南的暴行震惊世人。这件事对老舍来说,有着很深的触动。

到了济南后,老舍每在街上溜达,看到西门和南门的炮眼,就会想起此事。于是,他开始打听这起惨案的详情,很多亲历者给他提供材料,借给他看当时的照片,老舍以其为背景,写了小说《大明湖》,寄给《小说月报》。

只是可惜,正赶上“一二八事变”,和日军在上海的战火中,这部小说手稿被付之一炬。

在济南的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不久就是重阳节,老舍看到依然热闹的千佛山,不由心生悲愤:“山坡上满了香客,山腰里满了香烟”,“好剥的栗子、香蕉糖、咸长果、大麻花”,买柿子的人来回讨价还价,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都在求福气保平安,没有人在乎这个国家已经大难临头。

老舍感慨:“从一方面想,中国似乎没有希望;再从另一方面想,中国似乎还是没有希望。”

1932年,济南发生了一件大事,和老舍无关。

九月三日下午六点二十二分,就在老舍印象中那个拥挤的火车站,从第三站台传出了枪声。曾在山东飞扬跋扈多年的军阀张宗昌,被人暗杀。

通常,这起暗杀的幕后主使被认为是当时主政山东的韩复榘,一个月前,他在北京和张宗昌结拜兄弟,然后邀请张宗昌来济南,无权无钱的张宗昌迷了心窍,欣然赴约,在韩复榘的府邸喝完酒,去火车站返程时,被刺客乱枪打死。

张宗昌在山东一直臭名昭著,其最大的名声,来自几首据说是他写的诗,比如和老舍小说同名的《大明湖》:

大明湖,明湖大,

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达。

我个人认为,作为一名“狗肉将军”,张宗昌写不出这样童趣十足的诗,多是文人为嘲讽他所编排。也有人说这些事作者是韩复榘,但比起张宗昌,韩复榘在山东还是做了不少好事,比如禁烟,兴办教育等等,什么“几十个人穿裤衩抢一个球”这样的话,不过是别人编的段子而已。

1931年,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在济南召开,韩复渠亲任运动会会长,教育厅长何思源担任运动会委员长,为此,济南兴建了山东省体育场。

喜爱体育的老舍自然也去现场看了,万米长跑开始前,去看热闹的张大娘怀里的鸡突然飞走,于是,张大娘、李二嫂连同童子军、巡警、宪兵全部加入了“捉鸡竞走”,好不容易把鸡抱回来,张大娘就开始对李二嫂发表议论:“咱们要是也像这些女学生,裤子只护着腚,大脚片穿着滚钉板的鞋,还用费这么大事捉一只鸡?”赛场上正好有几名准备上场的女运动员脱长裤,旁边的王三姑娘则猛然用手遮住了眼,低声而急切地说:“她们,她们,真不害羞,当着这么多老爷儿们脱裤子。”

1937年七月七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八月十三日,老舍从青岛回到济南,这座城市很多人都已经逃亡,济南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一直到十一月中旬,老舍都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离开。那时,他的老家北平已沦入敌手,上海的友人也劝他不要来沪。他的大孩子不过四岁,幼女还不满三个月,他实在不知道何去何从。

在他的《八方风雨》中,那段时间的济南日子凄凉,“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解除。院里静寂得可怕:卖青菜,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猫狗都跑来乞饭吃。”

对于抗战,老舍是有信心的。他见过许多伤兵,有咒骂救护迟缓的,也有抱怨军医单薄和饭食粗劣的,却没有听到过一个人怨恨不该对日本人打仗的。伤兵从前线撤下来,只说炮火猛,没有人说日本兵厉害,每个人都十分忠勇。

老舍最大的担心不是别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他担心被日军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因为,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在大明湖附近的山东民众教育馆,“山东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上,他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时的老舍,已不再是七年前那名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而是名满天下的作家。对济南这座城市,他已不再调侃,而是满怀深情。

但他又不得不离开。虽然,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离开之后,他和这座城市分别会有哪些改变,至少,他没有辜负这座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地方。

他几次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又把它打开。“我抚摸了两下孩子们的头,提起小箱极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迟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蹰,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

那天是1937年1十一月十五日,黄昏,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火车站,那是最后一趟南下的火车专列,站台比他初次来济南时还要拥挤,朋友们托着他,从车窗里塞了进去,从此告别了济南这座城市。他反复在心里说:“我必须回济南,必能回济南,济南将比我所认识的更美丽更尊严!”

后来的济南的确如此,只是后来的老舍没有再回到他们一家住的小院看看。

那天,济南的爆炸声震天动地,老舍所住的院子里,树木被震得叶如雨下。

后来他才知道,为阻止日军南下,韩复榘炸毁了黄河铁桥,随即率军撤出了山东。

那天晚上,留在济南的几个孩子,反复问妈妈:“爸爸去了哪里?”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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