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从北洋时期鼎盛出道，经历了新中国的繁荣，百多年的声色犬马曾不输上海滩。

要说100年前天津最繁华的地界儿，八大明地是老百姓、苦哈哈的乐处，小白楼是富人的销金窟，不过和平路、滨江道才是当时CBD。

从建成之日起，和平路两侧不断集中大量洋行商会、高档酒店，行人更是每天熙来攘往，至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天津市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1949年后，经过整顿，和平路成为天津市的商业和文化中心。

2000年9月，改造后的和平路商业街与滨江道连成一个“金十字”，取名为“金街”。“黄金之街”寸土寸金的“金”，与“天津”的“津”读音相同，富于美好的祝颂之意。

巧合的是，这条重要商业街上的多座建筑都与同一个人有关。

他就是“渤海大楼”的“爸爸”高星桥。

渤海大楼是以高星桥的儿子——高渤海——为名，由此可见高家的实力了。

高星桥祖籍江苏，出生在天津芦庄子，与大混混袁文会一样，算是和平路边长大的。不过当时以锦州道为界，以北属日租界，名旭街；以南属法租界，名杜领事路。

高家原是打铁世家，其标志品牌“高记三挺刀”一直是清朝武状元选拔指定用刀。到了高星桥这一代正赶上中国洋务运动兴起，他学文不成，打铁专精，最拿手的是对煤的了解。

“一招鲜吃遍天”，高星桥这一手凭煤看火的绝活，逐渐炉火纯青，他对来自不同煤矿、不同种类煤的性能如数家珍，由此有机会进入煤矿成为低级过磅员。

高星桥此时已经27、8岁，日常自学德语，终于得到井陉煤矿总办汉纳根的赏识，就此平步青云。

后人称其：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铁匠，却被封为人人仰羡的德国贵族；他是呼风唤雨的洋买办，却一生长袍马褂；他兴于铁铺，旺于煤矿，却创办了开百货业先河的天津劝业场……

其实，这还低估了高星桥的财富，要知道当年他从德国回天津时，德皇亲自委托他代理德国在华铁路事业，而在一战德国战败之后，高星桥自然而然地接手了起士林、德华银行等德意志在津产业。

只说这条长2000多米的和平路上，以劝业商场、交通饭店居中，北边的百货大楼、南边的渤海大楼，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就是由高家的大楼组成的。

后来，高星桥在赤峰道国民饭店旁，新购一处地皮（现在盖有中国联通大楼），他曾雄心勃勃地要在这块宝地上盖一处超过上海大世界的游艺场，里面包括一座天津最大的电影院。

可惜这位昔日的买办、民国的开发商、半个民族实业家让天津比肩上海的大计划，在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下化为泡影，他本人也被人所骗，急怒攻心而亡。

那是1940年代中期，劝业场六楼的天乐戏院一度专演评戏，演出时间最长的当数著名演员筱玉芳。当时观众之中有一位田小姐与筱玉芳私交甚密，甚至有传言说筱玉芳终身未嫁是因为与田小姐有同性恋倾向。

这位出手阔绰的田小姐可是大有来头。她的父亲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一位师长。田师长下野后定居天津做寓公，由于喜欢听戏，与高星桥时有来往。据说，他曾有一笔款子存在高星桥的事务所。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官员腐败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田师长要提走钱款时，按照原来钱数提的话实际上损失颇大，因此在提款数额上与高星桥结怨很深，一怒之下状告高星桥在敌伪时期是汉奸。案子落到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手里后，缉查处的处长立即派人将高星桥押入大牢。

高星桥被抓，高家乱成一团，四处找门路疏通关系，最后白处长终于放出口风，索要金条一百根。当年的金条大约长7cm、宽3cm、厚1cm，每根金条按旧秤是十两，折合到现在一百根金条大约是31.5公斤。

11月13日的的金价是每克520元，这些金条大约值16380000元，这对任何家庭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时的高家如五雷轰顶，只能变卖家产以凑足金条。

严格意义上讲，高星桥并不是商人，而是开发商和房产主，出租房产是其主要经济来源。

他的房产主要包括劝业场、交通旅馆、渤海大楼、威尔逊大楼和北马路天津商场等五处大楼；以及位于辽宁路的两处公馆。一处是高星桥、高渤海居住的老公馆，位于康乐饮食店后身儿。另一处是次子高晓龄居住的新公馆，位于原赤峰道久大精盐办事处后身儿；另外，在河东旺道庄有一片平房。

高家在不足半月时间里终于凑齐一百根将高星桥保出大牢。

高星桥出狱一看，连居住的公馆都没有了，而且政局混乱，自己没有任何官方背景，随时可能招来飞来横祸，无奈之下高星桥与高渤海远避上海，投奔了高渤海的两个妹妹。

在上海居住期间，他仍然牵挂着天津的几处产业，后误听一个天津跑单帮的人传话，说劝业场被一把大火烧毁了，终于万念俱灰撒手西去……

这个昔日的铁匠，民国的豪富房地厂商，就此成为了历史，而他留下的劝业场、渤海大楼至今仍是天津的繁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