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红拂夜奔·序》里写道：
“假如本书有怪诞的地方，则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本书和他这个人一样不可信，但是包含了最大的真实性。”
这便是小说力图呈现的：荒诞即真实，荒诞的人在荒诞的城里，挣扎着寻找生命的真实——自由与有趣。
于是，堂堂大唐军神李靖，在王小波笔下成了一个喝酒收保护费的无赖，一个画春宫图的地痞，一个证费马大定理的数学家，一个建筑家，一个发明家，一个想入非非的人……他在洛阳与长安这两座荒诞的城里奔逃着寻找生命真实。
01 荒诞的城
洛阳城是用最纯净的黄土与小孩的屎筑成的。城里到处是没膝深的泥水，人们必须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才能在街上行走，像踩高跷一样。
故事的主人公李靖住在“平民城区”（即小说中说的downtown），想到“富人城区“（即小说中的uptown）去看看，红拂住在富人城区很无聊，想到平民城区去看看。
但无论是在uptown，还是在downtown，他们都是城中之人，都必须证明自己有价值才能生存。
于是，此时的城就具备了象征意义，象征着长久以来的权力话语体系。
在这体系控制之下的人是不自由的，当有人“想入非非”时，想溢出权力话语体系之外时，就会受到惩罚：
李靖因为“想入非非”险些被做成包子馅；红拂去逛downtown则有被乱刀杀死埋在后花园的危险。
是以，他们逃出了洛阳城。
第二座城市长安城，与满街泥水的洛阳城不同，它用黄土铺成，却寸草不生，毫无生气，但“除了外表不一样之外，这两座城市很相像。
他们都在严厉的控制之下，“想入非非”都属非法。
在这里，王小波看到了两个世界，第一个是“想入非非”的世界，它是自由的，优美的，有趣的，如同风力长安、水力长安，海风席席，流水淙淙，却无法实现，只能在想象中存在。
另一个世界是束缚的、丑陋的、无趣的，是泥巴和大粪的世界，如洛阳城和长安城，却是无法改变的真实存在。
在自由与束缚，优美与丑陋、有趣与无趣这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中，可悲的不是束缚与无趣，而是权力话语将“想入非非”列为非法，致使自由和有趣只能在想象中存在。
除了洛阳城和长安城，现代知识分子王二住的那座高层建筑，也是一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城：
黑暗的楼道里堆满破自行车和包装纸箱，经常飘出炸辣椒和炸黄花鱼的味道。用王二的话说：
“这个地点和泥水满街的城和黄土辗成的长安城没什么两样，都是合情合理的地方。”
“合情合理”就是符合现实世界的常规：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是洛阳、长安还是北京，城的性质都没有改变过，城都是权力话语体系的象征。
人都生活在城之中，人性的光辉被一寸一寸地磨去。
从洛阳城到长安城，到高层建筑，城的演变只是地点、年代的改换，不变的是生活本身，城里的权力话语依旧、人性依旧被抑制；人想改变，结果却什么都改变不了。
即便李靖后来逃出了洛阳城，却依然还在城里，这便是“城”的真正含义：无论在城里还是城外依然是城中之人，只是被束缚的方式不同。
这就使小说在充满了荒诞、夸张、调侃、幽默甚至油滑的格调背后生出一丝的凉意：
“根本没有指望，我们的生活是无法改变的。”
02 荒诞的人
在《红拂夜奔》中，李靖是个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军事家。他的故事可分为两部分，洛阳城里的李靖和长安城里的李靖。
洛阳城里的李靖是个自由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长安城里的李靖成了大唐卫公，却沉默装傻到老。
洛阳城里的李靖生活在权力话语之外，最大的理想就是做点事证明自己是最聪明的。
他搞了很多发明，然而他的发明，想买的人没钱买，最后只能卖给皇帝，但发明一到皇帝手中就变质了，利民的东西成了镇压大众的工具。
他证明了费尔马定理却怕被打板子，只好把它写在春宫画里。
此时的李靖虽然不能实现自身价值，却过着有趣的生活：
收保护费、喝酒、纹身、画春宫画、泡桑拿，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入非非”，在洛阳大街上招摇过市。
李靖和红拂逃出洛阳城后，奉旨建造了长安城。
这座城被设计得方方正正，城里的人也被改造得呆头呆脑，毫无生趣。
李靖最初为长安城欢欣鼓舞，他的天真和兴趣暴露无遗，因此被皇帝派人砍了一刀，从此他就装傻到老。
洛阳城里的李靖本过着有趣的生活，当他逃出洛阳城，建造长安城时，开始不知不觉向权力话语体系投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他也因此由一个一文不名的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了声势显赫的大唐卫公，却也失去了有趣的生活，成了一个垂垂老矣的无趣之人。
不论在权力话语之内还是在之外，做有趣之人还是无趣之人，这是生命面临的两难。
现代知识分子王二和古代知识分子李靖是对比出现的。
他们之间隔着漫长的历史，但王小波把二人古今对话的结构紧紧连在一起。
李靖是古代的王二，王二是现代的李靖，二人消除了历史的间隔，在不同的空间上演相似的剧情。
王二在北京城的一所大学里教数学，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证明费尔马定理并把它安在李靖身上，称为李靖定理，因为这样容易发表。
他知道这件事本身是无趣的，但也知道这是最有价值的，证明了费尔马定理，就具备了观赏性，领导就会喜欢。
他也十分清楚，证明了费尔马定理，“我就会成为‘人瑞’”，换句话说即是：
“我现在夜以继日地努力，就是要证明自己是个怪物。因为不能证明我是个怪物，我就什么也不是了。”
王二真的成功证明了费尔马定理，成了校级的“人瑞”，每月可以多得一百多块钱。可他当了“人瑞”之后就不敢想入非非了。
城里的人不再想入非非，变得呆头呆脑，形态也变得老丑怪异，人变成了非人。
这或许也是王小波在观照自身后，向我们传达的观点：
在无趣世界里，真实的生命难以融入权力话语圈；保持沉默，保持自由，在沉默自由中独立思考才是人解救自身的正确方式。
小说最后的精彩之处是李靖与红拂之死。
李靖后来讨厌长安城，因为它呆头呆脑；他回忆“流氓”时代的生活，保留了生命真实的底色：
自由的思想、有趣的灵魂、欲望的天性。
李靖之死表明他不老也不傻，还是那个崇尚自由的李靖，红拂因为生活无法改变而宁可投缳。
他们从自由到沉默，从有趣到无趣，喜爱有趣的人在无趣的“城”里的结局是生存还是毁灭，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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