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清朝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人口的增长，人丁税也随之增多，国家收入就很快地增长起来。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看到了国家财政收入有了
赢余
，就考虑到是否可以不再增收人口税的问题。于是宣布人口税只收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的数额为止，自1711年以后，无论增加多少人口都不再征税，这就是所谓“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此，人口税冻结了。但国家财政收入并不因此减少，而人民的负担却可以减轻。

这个办法意图很好，但是执行时有很多困难。因为人口税既然冻结了，此后出生的人口不再征税，而死亡了的人口税应该由谁来抵补呢？于是后来又想了一个新办法，决定不再按人口征税，将应征人口税额，分摊在土地税内按亩合并征收。

在1716年，广东首先将人口税归入土地税里征收，农民很满意，中央和许多省都感到这个办法好，于是就陆续实行。1723年先在河北，其后是山东，1724年在福建，都先后实行。1726年以后，又有许多省份实行。从1727年到1729年陆续通行到全国。这就是所谓摊丁入亩，又称丁随地起。1729年全国差不多普遍实行了，只有山西一省直到1745年（乾隆十年）才彻底实行，是全国最晚实行的。贵州究竟是在哪一年实行的，记载尚不一致。

这一制度的实行，使人口税永远在中国绝迹了。摊丁入亩是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发展来的，它是在清初生产恢复发展、人口增长、国家收入增多的基础上采取的有重大意义的措施，不是凭空想搞出来的。在摊丁入亩以前，赋役制不是公平合理的：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损失很大，而地主的人口税支出较少。因为丁税只有成丁才抽
，地主家里壮丁应纳税额和土地收入比较起来是很有限的；而农民只靠壮丁劳动，如果交不出丁税就必须服役，家里生活就没有着落了。加之，服役一二天，路上来回就得很多天，时间、精力、财力都有很大耗损。所以老百姓对徭役感到是一个严重残酷的负担。中国过去有赋有役，赋是有限度的，有一定规定；徭役扰民则比赋厉害得多，甚至可以破家，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比赋更加残酷。所以农民痛心疾首，屡起反对。

清朝早有人主张改革丁税，但是总没有改成功。到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行以后，丁税有了固定数额，才给摊丁入亩创造条件，迫使统治者感到不这样改就有很多麻烦，不能不改了。

清代把赋税叫作地丁钱粮，地是指土地税，丁是指人口税。地丁合在一起按土地征收，使国家收入得到了保证，同时人民的痛苦也减轻了一些。地主负担虽然增加了，但也很少很少，每田赋银一两不过只加银二钱多一点，即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而且，一般农民应交的田赋达到一两的很少，地主每两加二钱银子是不算一回事的。

摊丁入亩的结果使人身依附关系也减轻了，人民可以自由活动了，不会因出门后的徭役而使家里遭到迫害；不移动的人口也不再因为交不上丁税而被迫服役了，劳动积极性因之提高了很多。所以在清朝的整个制度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有进步意义的措施。

摊丁入亩既是1716年首先在广东实行的，为什么我们又把它的开始算在1723年呢？因为广东只是试行，正式成为法律是1723年从河北开始的（真正开始实行已经到了1724年），所以，我们把这一年作为摊丁入亩的开始。

“摊丁入亩”造就繁盛

一、“摊丁入亩”以后，中国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最突出的反映是人口的增加。进入清代后期当乾隆十五年（1750年）时，乾隆发现人口册子上数目比康熙时几乎增加了十多倍，他曾指出：人口像这样增长下去，将来怎么办？当然，他并不知道人口的增长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人的作用。他的人口论是从1710年康熙的意见来的，还在英人马尔萨斯（1766—1834年）之前。后来洪亮吉的说法又是根据乾隆的。我们现在分析，当时人口增长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和实施“摊丁入亩”有关系。明朝调查户口以丁为主，服徭役的人才登记。老百姓为了逃避徭役，常常隐匿人丁不报。例如，一家有五个壮丁已经及龄，可能只报一两个人。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只登户数，不登人口。这些制度，清初一直沿袭。“摊丁入亩”以后，人丁税不抽了，劳役负担也免除了，老百姓用不着再隐匿人口了，加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儿童出生率有了增加；因此人口迅速增长，使“摊丁入亩”以后和以前相差十几倍之多。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耕种面积增加了。在康熙初，耕种面积只有五百三十多万顷。以后逐步增加。到了乾隆初，增加到了七百万顷。乾隆中叶以后还有增加。顷乾隆中叶以后，因新垦地少了，不再统计它的增长数字。

三、手工业技术又有提高。清代中期，手工业分工的发展，人民技艺的精进，都大有提高，与过去不同。乾隆时期，还出现手工业中的混合制造，即合制品。如做瓷器，先用金属做成轮廓，即所谓铜限，然后再加上瓷土烧成。同样，也可做成银限瓷器。漆器也可以做成各种式样，有“木胎”“脱胎”“铜胎”等。瓷器的式样、质地、颜色、花彩品种特别多，技术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具有它的时代特点。瓷器上面的绘画，过去只有青花、三彩，清初出现了五彩，色泽鲜艳。这种绘画先用颜色画在瓷坯上，然后再烧，这是很高的技巧。画的时候是红色，烧出来以后不一定是红色，入窑前的颜色很鲜明，出窑时的颜色就不一样。画家的技艺，就在于能够事先调好颜色的浓淡多少，使它烧出来以后，色泽鲜明，恰到好处。过去瓷器上的画面是平的，清初出现了粉彩。这种瓷器的花纹是凸出来的，有立体感。这是在瓷坯上绘制花纹以前，在颜料中拌上厚厚的粉末，然后绘画入窑，花纹自然突出来了。此外还有珐琅彩。这些都是乾隆时瓷器已经达到了的水平。当然，手工业方面也还有它的局限性，如官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发展不平衡，提高与普及、艺术欣赏与实用没有统一等，这里就不多谈了。

四、国家的收入和储备有了增长。在一般的情况下，清代的全国收入每年最多约四千八百多万银两，支出最多约有三千四百多万银两。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大致差不多在这个数字上下。收支相抵还有一千四百多万上下银两的节余可用于临时支出。当时国家最大的收入是地丁税。其次是地丁附加税，即所谓耗羡，是用以抵补交粮时的雀鼠损耗的。再其次就是盐税、关税。收入中的大项目就是这四项。一般说，地丁约三千万两，耗羡约三百万两，盐税约五百七十多万两，关税约五百四十多万两，加上其他收入总计约四千八百多万两。

支出也有四大项：兵饷、俸廉（即官俸与养廉。清代文武官员的俸银。俸米标准较低。初期官吏多数贪污，雍正时，在官俸外加以津贴，作额外补助，使官吏不要去贪污，所以叫作养廉银）、治河费、驿站费（交通费用）。清代全国各地通道，都铺有石筑驿路，又称官道。在重要的地方还设有驿站，备有房间、马匹，设官管理，以备投递文书的差役和客人投宿与使用，还有驿夫。这是明清两代交通的枢纽。驿站费就是为了养路和支出这一项费用的。

总计支出部分，兵饷约一千七百万两，俸廉约五百四十三万两，治河费约三百八十万两，驿站费约六百万两。加上其他支出，共约三千四百多万两。

以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为例，这一年收入共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两，支出共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两，尚存一千一百八十二万两。所以清代历年或多或少都有储存，每年至少总在五百多万两。乾隆末年支出加了兵费二百多万两，每年至少还盈余二百多万两。

清代极盛时库存年年增加。据记载，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库存有五千万两，1728年（雍正六年）库存有六千万两，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有七千万两，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有六千多万两。库存达到六七千万两，几乎相当于一年半以上的总收入，可见当时国家的财政是相当富裕的。

【摘自：《清史简述》 著/郑天挺 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