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美国大选结果基本明晰，围绕着新一届政府内外政策的讨论逐渐成为了新的特点话题。本文用比较详实的数据，对美国建国以来的对外军事干预行动进行了分析，并因为失败率奇高而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反省。

作者的一句话，指出了美国对外军事干预上瘾的根本原因：“ 军事干预能够显示出强硬信号，而且似乎不会对美国的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来说，强硬的态度所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失败的代价和风险，而失败几乎总是可以归咎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或是政治对手或第三方。我们的精英不会为此付出代价。”

如果拜登上台，能够改变上述病根吗？几乎不可能。因此作者在文末关于停止滥用武力的大声疾呼也很大概率成为一番空谈。

原文编译：

在美国准备增加五角大楼开支、升级海外兵力部署之际，对建国以来美国军事干预的分析凸显了两个重要且相关的动态。

首先，军事干预的经验分布——即美国向其他国家部署武装力量——的分布并不均匀。事实上，就频率而言，这种分布在冷战结束后的历史时期（1991年）急剧增加。

第二，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军事干预几乎没有达到预期的政治目标。也就是说，美国输的比赢的多。即使当美国“赢”的时候，代价通常远远超过干预前认为合理的成本。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谜题：如果美国的军事干预措施越来越失败，那么为什么自1991年以来军事干预措施的使用量反而急剧增加？

基本统计

根据国会研究机构2017年10月发布的报告，自1800年以来美国进行了392次军事干预，数据显示出了急剧增长的势头：

1800年到1849年，39次；1850年至1899年，47次；1900年至1949年，69次；1950年至1999年，111次；2000年到2017年，126次。（只有17年就超过了100次，而其他统计区间都是以50年为单位计算的）

正如这些数据所揭示的，不同时期的干预频率并不是一样的，而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1948年至1991年）期间出现了跳跃式增长。

其中一个因素是世界大战迫使美国长期介入国际事务，其结果是有意识地到达了如下状态：

在同等级的竞争对手中，美国具有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能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调动武装力量，并在持续的进攻行动中为武装力量提供支持。

如果我们进一步完善数据，以比较冷战和冷战后的干预率，就会出现真正惊人的结果：美国从1948年至1991年进行了46次军事干预，而从1992年到2017年这一数字增加了四倍，达到188次。

这些统计数字又引出了两个重要的谜题。

首先，为什么在军事干预数量增加的同时，军事干预的成功率却在下降？

第二，冷战结束后，军事干预为什么会增加？

军事干预既有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比如说，拯救那些有可能被苏联控制，进而建立非民主政权的国家），又是为了应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实质性威胁。

然而苏联解体后，前者已经不存在了，后者也大为减少。因为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引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下降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事干预反而变多了？

换言之，如果美国只在事关自身切身利益的情况下才动用武力，那么为什么要在很多并非如此的情况下更频繁地进行军事干预呢？

答案是，华盛顿经常进行非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军事干预，美国的安全和繁荣都因此受损。

得不偿失的军事干预

自1950年以来，非对称冲突中的较强一方（当然也包括美国）在与名义上弱得多的对手的战斗中大多输了（1950年代之前，强大的一方在这类冲突中往往能赢得胜利）。

正如IvanArreguín-Toft在2005年出版的《弱者如何赢得战争》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在1800到1949年间，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在88%的冲突中击败了越南这样的小国。但是在此之后，情况开始急转直下。

在上一个历史时期，也就是1950年至1998年，胜负是难以捉摸的。包括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所谓的“超级大国”在内的强大力量输掉的战争比他们赢的还要多：他们输掉了45%的战争。

T.V.Paul和我一起从理性主义和时间角度对这些战争进行了研究。保罗的工作涉及到一个难题，即为什么弱者会与更强大的对手发动武装冲突。保罗证明了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为什么会选择与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战斗。这个答案与决策的时间范围有关：

对净收益的计算通常仅涉及非常短期的评估。如果把评估的时间区间拉长，获得净收益的可能性就会急剧下降。

因此，美国计算和决策程序中的结构性因素可能会将对风险和收益的评估集中在短期内。这既解释了不合理的乐观情绪，也解释了高失败率。

我在时间范围方面的研究表明，保罗的猜想是正确的：如果两个理性的行为者进行评估的时间范围不同，就有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会陷入本来并不是必然发生的战争。事后回顾起来，这些战争似乎是非理性的。

没有威胁的环境

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要问。首先，我们知道除了物质因素外，文化、国家认同和历史影响着各国对军事干预的风险和利益的计算。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投资，中国终于成功地建立了能够抵御任何外来攻击的军事和经济体系，但其缺乏安全感的历史和纠正过去“耻辱”的愿望推动中国仍在不断加强国防建设。这些非物质因素与物质因素一样，对中国的国防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外人看来，过去五年让人怀疑有些国家是否仍如它所坚持的那样缺乏安全感，还是真的执意于全球霸权。有些人认为后者更符合加快军费开支和在某些海域的部署。

同样，对美国最近增加的军费开支，以及在海外加速部署武装力量的普遍解读是，美国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大国，致力于维持冷战后的现状。

因此，假设各国在决定是否对海外进行军事干预时，需要在权衡物质成本和收益的时候，还需要权衡国家认同的得失，那么国家认同的得失又如何比较？

例如，在考虑1963年以后对越南的直接军事干预时，对美国来说什么更重要？一个弱小而遥远的盟友的物质损失，还是它自己作为自由世界领袖和捍卫者的声誉？

其次，鉴于二战以来，特别是1991年以后军事干预失败的惨淡记录，为什么军事干预能够作为美国的治国工具持续存在？

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与成功的可能性相比，失败的代价——鉴于美国武装力量的非凡影响力和北美大陆相对的地缘政治孤立——从未上升到威胁国家生存的程度，无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小。

另一个原因是，军事干预能够显示出“强硬”的信号，而且正如刚才所观察到的那样，似乎不会对美国的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对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来说，强硬的态度所带来的好处超过了失败的代价和风险，而失败几乎总是可以归咎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或是政治对手或第三方。我们的精英不会为此付出代价。

最后，考虑到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美国的军事干预可能是一个必要的选择，那么我们能从过去的失败和成功中学到什么，来最大限度地提高未来美国军事干预成功的机会，并以可接受的成本实现目标？

学术文献中的答案包括强调更温和的政治目标（例如，简单地阻止正在发生的灾难，然后离开）、多边努力（与盟国联合行动需要相当大的联合行动成本，但这些成本几乎总是能被多边努力带来的合法性提升所弥补），确保长期的公众支持。（美国人民对公开的军事干预的支持很少持续超过三年，然而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能够“赢得和平”的干预措施往往需要至少7到10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功，并且越来越依赖军事以外的资源来支持干预行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总是需要武装力量，但是如果与援助、执法和外交努力相比武装力量所占资源比例过大，那么干预行动大概率会失败）

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军事干预

美国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侵略性国家，但除了奥巴马政府（2009-2016年）的一个短暂间歇（奥巴马政府的核心精力都集中在维持美国和全球经济，同时减轻两场无法取胜的战争的影响），美国正在变得更加喜欢对外干涉，也不太可能坚持其反对种族灭绝（如卢旺达、达尔富尔）和遵守法治（如关塔那摩、阿布格莱布）的核心原则。

美国打了两场代价惊人的战争但都没有赢，然后坚持要求伊朗不要获得自卫的手段。因此，盟国和对手都把美国重新想象成一个侵略者和可能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的国家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军方目前有130多万现役军人，其中超过45万目前驻扎在海外。美国在军事上的开支超过了接下来8个国家的总和，并且是中国和俄罗斯总和的两倍。

许多人继续将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那段时期称为“单极时刻”。在那一时刻，美国是唯一仅存的超级大国。

美国军队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问题在于，即使没有增加目前计划中的军费开支，这种描述仍然是真实的并且是无意义的。

这并不是因为武装力量在国际事务中不再重要。而是因为，正如新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没有人喜欢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一个国家有权，用托马斯·霍布斯的话来说，使所有其他国家“敬畏”。

因此，那些反对美国“管理”现有秩序的人不得不创新战略，挫败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军事力量、最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最强劲经济的国家。

鉴于每一种强大在有些情况下反而会成为弱点，我们应该毫不奇怪为什么美国的对手一直不愿挑战美国的强大之处。

恰恰相反，对手们孜孜不倦地努力找出和利用美国的弱点，并在不引起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创新对抗美国的新方法（例如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现在通常被称为“混合”或“灰色地带”战）。

这一进程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东方的革命者致力于创新一种战略，能够用一支农民军队打败一个主要的先进工业国家。

“革命游击战”战略与共产主义关系不大，而与民族主义关系更紧密。最终他们在没有外界物质支持的情况下，打败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这一学说的核心特征将被越南人接受和修正，先是用来对付法国，后来在印度支那和越南南方对付美国。

自那以后的岁月里，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都证明了他们善于创新方法，在不挑战美国军队及其同盟伙伴的情况下挫败美国的努力。伊拉克（1991年、2003年）和塔利班（2001年）在21世纪初也试图这样做，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他们彻底失败了。

20世纪10年代出现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史蒂芬·平克（2011年）的观点“现在的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平和”是正确的，但同时又不那么准确：

因为某些国家正在从美国转移数万亿美元的知识产权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迫使美国公司在短期利润和长期企业利益及美国国家利益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在干预英国脱欧公投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方面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这突显出各国有能力在不跨越传统“战争行为”门槛的情况下，相互造成巨大伤害，同时避免杀戮。

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理想的美国军事干预战略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正如我们的对手调整他们的战略和相关资源来对抗美国的强项一样，美国必须创新战略，以推进其国家利益的向前发展。

我们应该增强经济和外交力量，并仅仅为了切身利益使用军事力量，而不是为了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即使这意味着减少军事干预，但是会提高我们的效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对付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战略的理想做法是避免预防性地使用武力（否定911后将预防性战争作为主要防御战略的做法），并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恢复美国的国力，包括有效的教育、基础设施创新、医疗改革、粮食安全和平衡的经济增长。对网络威胁的理想战略对策，是通过加大公共教育和对私营部门的监管压力，以防止网络入侵，减少自身脆弱性。

综上所述，民主国家将发现越来越难以同时保持开放和法治，并确保其公民不受任何威胁和伤害。

20世纪20年代，我们的希望将寄托于在美国建立一个富有弹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的社会。

如果美国继续依赖于高风险的通货膨胀和过度使用武力，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战略。

（作者莫妮卡·达菲·托夫特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政府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