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隋朝覆灭，大唐政权随之替代了大隋的天下。而对于大唐王朝的建立，这其中李渊二子李世民的功劳最大，甚至可以说，大唐王朝能一统天下，这里面有一大半的功劳都是李世民做下的，因而，唐高祖李渊对于次子李世民十分器重和宠爱，李渊虽然深知历朝历代我那皇位储君之争的残酷性。

按道理来讲，他应该压制李世民，扶持大儿子李建成，这也是为了大唐江山能够长治久安的最好做法。然而，李渊的帝王格局却受限于子女之情，他不忍心对子女痛下杀手，因此，他一直想要权衡住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两个儿子之间的平衡，于是在明面上他大力扶持李建成，而在实际上他又不亏待李世民，妄想营造出兄弟相处融洽的状态。

不过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恩怨早已超脱兄弟之情，他们也知道为了皇位，兄弟两人是走不到一起，最终两人爆发了数次对弈，而在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击败李建成和李元吉，开始彻底的接管大唐的军权。而很快唐高祖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继位，史称唐太宗。

那么李世民继位后，他执政的贞观时期也被称为大唐最辉煌的时代，而李世民本人也被塑造成为千古一帝。然而史料评论却认为李建成的执政能力比弟弟李世民更好，李建成也一直是大唐群臣都殷殷期盼的圣君，那么李世民比不上哥哥，为何也能被称为圣君，其实李世民能够创造如此伟业，归功于他能够明于知人，善于用人。

李世民对用人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晚年所写的《帝范》一书中特别置下《求贤》一篇，全篇开明宗义地指出："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李世民深谙人才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又有："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褚亮曾是薛秦的太常博士，但未被委以重任。

李世民平薛仁果后，就亲自慕名访之，以礼相待，并说道："寡人受委专征，喜于克敌得俊"。一语道破了他频繁地在东征西讨中，不仅为了统一国家，更重要的是为了网罗人才来辅助自己。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他的府邸秦王府就已经人才济济，然而，李世民能够得到许多优秀人才的辅助，这与他有意识的招贤纳俊分不开的。

在继承皇位后，李世民还是认为人才远远不够，因而继续加大力度招募人才，其中发现和重用马周就是一个例子。曾经朝廷的中郎将常何代写了一个奏疏，李世民看完后龙颜大悦，他觉得常何这篇奏疏写得水平非常高，心中非常开心。但是转念一想，按照以往，常何的奏疏不管是内容还是文采都达不到现在这种水平，那么为什么忽然就写出如此优秀的奏疏，李世民内心里还是觉得常何写不了这么好，便专门去问常何，而常何只好说是马周代写的。

李世民听说后，立即遣使召来马周，在李世民的几轮询问下，李世民认可了马周的才能，并破格擢用委以中书舍人，后迁升其为吏部尚书。对于马周，李世民一再地对群官们说："马周见事敏速，性甚慎重，朕委任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为此人，共康时政也。"

李世民求贤若渴的心情跃然纸上。李世民为了广泛搜罗人才，还非常注意不因政治身份及家族门第的不同而厚此薄彼。张亮出身寒贱，李世民同样对他信任有加。正是在上述认识和行动的基础上，贞观一朝才能出现多士盈廷的盛况。

唐太宗既然求贤若渴，那么，他的用人标准是什么呢？魏征曾提出了十二条识别官员的标准，即《说苑》中 所说的"六正"和"六邪"，并为李世民所"嘉纳"。在 "六正"中的六类大臣里，良臣、忠臣、贞臣、直臣主要是指德行而言的，智臣和圣臣主要对才行而言的。而"六邪"中的、奸臣、谗臣、贼臣、臣和亡国之臣都是由于无德。由此可见，李世民用人坚持的是"德才兼备"，但实际上他是把"德"置于"才能"之上的。

即用人首先是看其人政治上是否可靠，作风是否正派，至于工作能力则是属于第二位的。他认为，如果用人只注意才能而不注重德，危害是极大的，虽然事后可以发现其"恶迹始彰" 加以处罚，但已经使百姓深受其害了。关于这一点，魏征说得更清楚："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若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害，然后用之，设今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能不及，不为大害。

误用恶人，在实际生活中，李世民基本上是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命官员的。重用虞世南是因为他"博闻、德行、书瀚、词藻、忠直一人而已"，是具有五善的全面人才。越级提拔卢祖尚是因为他"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对不称职的官吏，他也能够按正、邪的标准行事，坚决罢免。对于缺乏政治品德的人，他更是拒之不用。

要做到选贤任能，首要的是要知人。不知人，就谈不上合理用人。所以，知人是用人的前提。作为至高无上的君王，李世民是能够明察秋毫分辨朝中臣子的德行和能力水平，并且对臣下的优缺点了如指掌，这一点的确是李世民值得后世称道的地方。有一次他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若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

无忌不敢直说，反而把皇帝颂扬了一番，李世民非常失望，故而面论群臣得失，并首先提到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此；而总兵攻战"。从上述事例说明，李世民对臣下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这为他正确合理地使用人 才提供了条件。当然了人总是有缺点的，巨细兼顾，面面俱到的人毕竟只是少数。

一个人如果在某领域达到了过五关、斩六将的高度，这就免不了在 另一场合走麦城，所以用人要舍长取短。李世民认为："人才有长短，不必兼达。"关于这一点，他在所著的《帝范》中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议论"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末"。

一个人的功与过，优点与缺点往往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这种人格和行为矛盾的现象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那么如何根据这种并存的人格行为，进行赏罚分明，这却是用人之道的又一重要方面。对此，李世民主要的做法是抓住主流，舍其支流。其中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都是当朝重臣，功绩卓著， 但御史大夫萧王禹却因他们"尝有微过"而上书弹劾。

对此，李世民置之不理，因为李世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他既然能够在一些领域做到极致，就没必要抓住他身上的一些小缺陷而一直说事。李世民在派遣使巡察天下时候，一次就处死七人，流放和罢免数百名官吏，而大唐政权当时能够对贪官污吏进行有力的打击，是具有王朝生命力的表现。这一点李世民从维护政权统治出发，赏罚分明，选贤任能是难能可贵的。

一次李世民的姐夫长广公主的丈夫杨师道鞫狱失当受到处罚，为此，他向其姐解释说："赏不能避嫌，罚不阿亲。此天下至公之道。"他不但能不私亲属，对秦王府的旧部下，也能出于公心不无故升迁。玄武门事变后，有人建议给秦府旧兵授以武职，李世民说："朕以天 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而在这方面他是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的。

李世民的宠将尉迟敬德是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由于当初拥立李世民自持有功，于是尉迟敬德就经常放肆的攻讦房、杜等大臣，甚至动手殴打任城王李宗道。对此，李世民对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魏征原是李建成的太子洗马，李世民即帝位后却对他深信不疑，便是很好的证明。

虽然李世民在选用人才方面也有缺点，如规定工商杂流不能授官，玩弄权术等等，但纵观李世民的用人之道， 总体上也是从江山社稷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德才兼备的 原则来择官用人的，这也是他政治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李世民能够成为伟君，并不是因为他个人能力有多么出众，也不是因为李世民的德行有多么好，而是因为李世民很明白，如何用人，如何管人，如何更好地将人才运用于大唐的盛世发展中。而在李世民的倡导下，贞观盛世的塑造是由一批又一批的能人志士所缔造出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