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二十年去留学，我也许也会含泪活着|含泪活着|小留学生|张丽玲|日本留学|留学

你为什么想去日本留学？

或许是征服世界的二次元文化也征服了你

又可能是精致诱人的日料让你望眼欲穿

或许是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让你沉迷其中

又或许只是因为

日本

离家，更近

那你知道

上世纪末的日本留学生活是什么样的吗？

一部纪录片

送给每个在外留学或正在为之努力的你

在日本的日子

如果你要去日本留学，或者不论去哪里，这部纪录片都值得你一看。不是杞人忧天也并非无病呻吟，或许只有你看完，才能体会到那种直达人心的深沉。

这部纪录片就是——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

虽然是一部很小众、年代相对久远的纪录片，但至今仍有不少人反复去回顾那时记录的这段时光。

这部豆瓣评分9.3的高分纪录片共10集，每集约50分钟。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将一批怀揣着对未来美好憧憬的中国人带出了国门。跨海东渡、异国他乡，苦难与泪水、亲情与喜悦，芸芸众生相，刻画了上世纪末的留学生生存史。

纪录片由现任CCTV日本大富电视台董事长张丽玲导演拍摄。

“性格里一半像日本人”，这是富士电视台的大制作人横山隆晴对张丽玲的评价。借用作者殷健灵的话语她是悬崖边奔跑的寻梦人。

纪录片从1995年12月开始做筹备，次年3月正式开拍，直到1999年6月才告完成。3年多的时间里，摄制组接触了300多人、跟踪拍摄66人，共拍了1000盘素材带。

2001年6月，日本电视界最重要的大奖之一"放送文化基金奖"本年度的评选结果揭晓，张丽玲和她纪录片里的其中一集《小留学生》双双夺冠——《小留学生》荣获"电视纪录片奖"，张丽玲荣获"策划奖"。

这是在日华人首次获得该项大奖。

该片于2006年11月3日在富士电视台周末黄金时段播出，旋即在全国掀起感动大潮，反响空前。

观后感多达400多万件，超过20%的收视率也一度创造富士电视台历史。电视台应观众的强烈要求，破天荒地将其中一篇《小留学生》重播了5次，收视率都很好，可谓空前绝后。

五年之后，张丽玲的作品《含泪活着》剪辑成电影进入日本院线，感动了无数日本观众，影片再获此殊荣。

《含泪活着》的制作耗时十年，也意味着张丽玲《我们的留学生活》系列纪录片的彻底完结。

时至今日，《含泪活着》在国内豆瓣评分也仍然高达9.2分，引发无数人的共情与感叹。

是生活，还是生存

可以说，这部纪录片拍摄的很真实，基本上反映出了上一代日本华人留学生的基本状态。

由于中国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的留学生们或许很难有影片中的同感，绝大多数留学生的生活水平，早已不像纪录片中那么辛苦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给留学生们很多感触，更加理解父母、珍惜时光。

初来乍到

王尔敏：19岁（当时）浙江省舟山市人。

高干子弟韩松：26岁（当时）江苏省盐城市人，已婚。

1996年4月21日下午，两名来自中国自费留学的中国青年，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踏入了东京成田机场——日本的国门。

他们素不相识，抱着不同的理想，迎接一切从零开始的挑战。从他们走下飞机的那一瞬间起，摄制组跟踪拍摄了二年半，忠实地纪录了他们“初来乍到”的泪水与笑容，记述了他们完全不同的成长过程。

彼岸的青春

大学生的群像，平均年龄25岁。

受尽溺爱的柳林来到东京后，每天洗11个小时碗，脚底板疼得不敢着地。他却很自豪：“我柳林也能吃苦，也是一条汉子！”

白日里西装笔挺的陈晨，夜里却租住着捡漏的小木房，就连洗澡都要去别人那里“蹭”，几年下来，没有一分存款。

陈麒来日本6年，上学打工，每天只能睡3小时，电车成了他的床。

还有福建来的渡边敏行、江西来的李芳，彼岸的青春岁月，苦中有乐。

家在我心中

丁尚彪，43岁（当时）上海市人，来日8年。

妻子和女儿留在上海，单身到日本留学。因所在的日本语学校之故，迫使他走上了专念打工的路。丁尚彪一口气在日本干了8年，每天少则干两份工，多则干三份。

八年来，他没有休息过一天，没有回过一次国。拼命地打工挣钱，是为了把上海的女儿送到世界一流大学去读书。这一强烈的愿望支撑着老丁的人生。

他的信念是：“我在日本多打一个小时工，女儿以后就可以安心地多读一个小时书”。

1997年6月，在上海复旦大学附中读书的女儿丁晽，终于获得了美国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同年8月，赴日7年的老丁见到了转机前往美国留学的女儿，见面时间不到24小时；赴日13年他见到了妻子，见面时间不到72小时；丁尚彪在片中哭了3次，前2次都在同一列轻轨上，分别送妻儿离开，最后一次是离开日本的飞机上，他眼含热泪，双手合十——任务完成了，女儿顺利在美国成为一名医生，他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家时，他已经50岁，头发稀疏、门牙脱落，腰背不直。

角落里的人

“黑户口”在日本法律上称为“非法滞留”，处理措施：规劝或驱逐出境。一旦“黑”了，升学、正式就职乃至自由回国探亲等权利将随之失去。而且，平日最怕碰上警察。在日本，“黑”了的同胞有数万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

在当时，由于日本经济不断下滑，靠打工挣钱的路越来越窄，出路何在？在这集中，着重介绍了三个“黑户口”约2年里的生活变化以及对人生出路的思考和选择。

小留学生

张素，女，9岁（当时）北京某小学三年级优等生。

留学生的第二代，他（她）们跟随父母漂洋过海，突然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外国小学。

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朋友二年后回国时，难忘的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得了班级第一，还有深埋在心底里的真诚和友谊。摄制组从张素来日本第一天开始，一直跟踪拍摄到她回国。

我的太阳

李仲生，45岁（当时）北京市人。来日11年。

1986年，34岁的李仲生来日本留学，考上博士课程后，老李的妻子便不让丈夫打工了，全家的生活靠妻子洗碗的收入来支撑着。

96年夏末，老李抱着筹资在国内建一所学校的想法，听信了诈骗组织“KKC”成员的谎言，在没和妻子商量的情况下，将妻子花了10年心血攒下来的全部财产400万日元投入了该项目，结果结婚15年的夫妻选择了分居。

45岁的李仲生带着书，在中野区租了间不足5平方米的小屋，每周外出2－3次打零工，维持生活，每天写论文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