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外蒙古在清朝时期曾经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可自鸦片战争爆发后，看似庞大的大清，却成为了西方列强宰割的肥肉，各种割地赔偿就没有消停过，其中侵占中国最多土地的国家便是沙俄。野心勃勃的沙俄在鲸吞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等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后，仍旧不满足，之后更趁着清廷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之际，开始染指外蒙。
从清朝末期开始，随着沙皇俄国对外蒙文化、经济、军事上的输出，俄国对外蒙的影响不断扩大，哪怕当沙俄垮台后，取而代之的苏联也没有放弃对外蒙的野心。当斯大林上台后，外蒙独立便成了斯大林心中的一个目标。
1945年2月，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美英希望苏联能够参加对日作战，以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所以对苏联的请求都尽量满足了。在会议上，斯大林最早的提议是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画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好与苏联海滨省和西伯利亚相连，这一划分区域可比外蒙大多了。虽然美英有求于苏，但美国也不傻，苏联如果太强，那自然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在罗斯福的反对下，这一要求最终被改为外蒙“维持现状”，这一协议实际上就是独立蒙古。
当时的蒋介石在听说雅尔塔会议后，心中也早有预感。在美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帮助下，蒋介石获悉了部分内容。起初蒋介石还是希望能够与美国结盟，以遏制这个计划，但美国早已和苏联达成了协议，最终这个希望也破产了。
之后中国方面只得在6月启动独自对苏谈判，蒋介石令宋子文为代表团长，蒋经国为首席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说了谈判，但其实以当时中国的实力，中国完全没有谈判的筹码，斯大林更是反问：你们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回答：“我们中国抗战就是为了收复失地。现在日本还没走，东北、台湾等地都没收回，反倒把这么大块地区丢失，那就失去了抗战的意义，无法向人民交代”。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如何交代，那是你们要的问题，站在苏联的角度，我们需要蒙古独立成为苏联的军事屏障，否则有军事力量直接由外蒙向西伯利亚进攻，那苏联就完蛋了”
迫于战事压力，弱小的民国政府以外蒙独立为代价，换取了苏联进攻日本关东军的条件，于1945年8月14日与苏联政府就对日作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后解决双方争议的问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与次年承认外蒙独立。该条约的签订是令许多国人悲痛的事情，不过对于蒙古独立这么一件痛心的事情，民国大师郭沫若却有了不同的看法。
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9年8月12日的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如此说道：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
另一方面，哪怕都了21世纪，我们都知道外蒙的经济其实并不好，何况是那个年代的蒙古，但郭沫若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如此评价：”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并且认为蒙古的独立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文中继续写到：“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的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
虽然郭沫若先生的这番言辞是带着时代的局限性，是当时中国对苏联实行“一边倒”政策下的投名状，但也与其本身对苏联的热衷态度有关，可以说郭沫若对苏联的追捧达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高度。比如他称列宁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父亲”，在斯大林的70寿辰，写诗称颂斯大林是“集体力量的结晶”，甚至在《我向你高呼万岁》一诗中直呼斯大林为父亲，《天堂已建在人间》中赞美苏联为人间天堂，种种谄媚之作，自然给郭沫若添黑几分，乃至有人讽刺郭沫若写这么多赞美诗是为了获得1952年斯大林颁发给他的国际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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