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冠名“正街”的街道，似乎与其它街巷不一般，总有些不凡的历史和来头，通常是那些正对着城门、府衙且规整的街道。譬如：北正街、藩正街、县正街、府正街、都正街、高正街、校正街、姚正街、浏正街......在浏正街东口一块小小的空坪里，2006年由长沙市政府建有一块“浏阳门故址碑”。该石碑上镌刻着：

浏阳门为长沙古城东门之一，始建于五代时期，因出城便为往浏阳县驿道故名。城墙与城门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修筑环城马路时拆除。原浏阳门外护城河上有便桥，名浏城桥。清末修筑粤汉铁路，便河填塞，1910年，便桥改建为大石桥。1935年，长沙市首任市长何元文为浏城桥题写碑额。1990年修建芙蓉路，石桥和碑额被拆除。

我细细地读着碑文，蹙眉陷入沉思，这段历史在我脑海里形成一幅幅动感的画面：明清时期这里是建有城墙与城门的。

明末长沙府志长沙古城图

浏阳门外有护城河，河上建有便桥通往郊外的驿道。由张之洞倡修的粤汉铁路，1911年长沙至株洲段通车，1918年武昌至长沙通车，1936年武昌至广州全线通车。为修筑铁路填塞便河，改建石桥。石桥到1990年修建芙蓉路才拆除.....

现在的解放路跨芙蓉路高架桥大致在原浏城桥的位置。原先铁道两边的坡很陡，靠西边城内的坡更高一些，这就是经过规划改建后，现在的建湘路与芙蓉路相平行，形成一种特殊高差的原因。

民国初年，长沙市为修建环城马路，浏阳门与城墙被拆除时，仅在城墙的东南角保留下天心阁和一段古城墙作为历史遗迹留念。环城马路大致北为现在的湘春路，东为建湘路和天心路、南为城南路、西湖路；西从湘春路口经沿江道路往南至西湖路闭合。

20世纪20年代长沙地图

一半在城里一半在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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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之前，沿着浏正街倾斜的街道一路向上东行，是个十字路口，再往前行便是浏城桥。此处曾是长沙历史上的东大门，也是通往浏阳和长沙东乡的出城口。

浏城桥的地理位置，按说是一半在城里一半在城外，但很是热闹，尽管有些杂乱。青砖砌成的桥身历经风雨侵蚀，青得发暗发黑，桥洞子上凿刻着“浏城桥”三个大字，桥下横亘着通达南北的铁轨，锃亮锃亮的。

尤其是南来的列车缓缓地驶入桥洞，车头扑哧扑哧地排放着蒸汽，前面走不远就进站了。蒸汽机车有节奏的铿锵声、汽笛声、弥漫在桥上的煤烟雾气，构成浏城桥上独有的景致风情。而自北向南的列车，驶过浏城桥已是出站了，车速逐渐加快疾驶而去。

浏城桥实际长度不过二十来米，但算上西东两头的连接路段也有个百来米了。往东的路是下行的陡坡，与东向的复兴街、东北向的文艺路、北向的新军巷韭菜园和南向的胜利路，形成特有的五条道路扇形交汇。

*图源/陈先枢

这百多米长的路上，与市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酱园、日杂店、肉店、粮店、副食品店、油货铺、药店，冷饮店、缝纫店、照相馆......等等商业网点配套十分齐全。由于不是机动车主干道，还云集了卖煎（长沙话发音：jian的第四声）猪油、油粑粑、猪血白粒丸、臭豆腐、半成品杂烩以及修锁配钥匙、补锅换底、修鞋钉掌、修单车的摊点……几乎应有尽有。

路的东口还有几处卖剁鱼的，再早些年在桥的东北角，还有一处给骡子和马钉掌与安装更换辔头的店子，为来往城乡的骡马车辆提供服务便利，这样的店子整个长沙市似乎仅此一家。

那时候，居住在闹市区街巷的市民，如果有在家门口买不到的东西办不成的事，就立马想到浏城桥，“到浏城桥去唦” 几乎是口头禅，足见浏城桥与市民日常生活关联度之高。

计划经济年代的“自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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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三年困难时期”，浏城桥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自由市场”，能够买到正规市场上凭票才能买到的粮食、蔬菜、鸡蛋、茶叶、烟叶......但这些东西的价格是计划商品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例如粮店里计划供应的每斤0.115元的“标一米”，自由市场类似的大米卖到每斤3元；胡萝卜自由市场每斤0.8元，国营菜店里每斤仅0.05元，但天天无货供应。那个时候人们的食品结构单一且饮食寡油少盐，一天到晚肚子饿得咕咕叫，很多人得了水肿病双腿浮肿，走路浑身乏力。

我家父亲、继母、外婆和我四口人，家庭月收入二百多元，本来生活得很滋润的，却也难以抵御购买自由市场“天价”商品造成的困难。我父亲把他内供的一点猪油、黄豆、白糖和罐头给全家共享，但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每月入不敷出，就变卖家里的东西。

一天晚上继母带着我把家里一个多余的铝水壶和两三件旧衣服拿到火车站附近，摊在地上出售，那里是自发形成的一处街边旧货市场，时常被查禁。哪知还没多久，就被市场管理人员抓了个正着，把我们连推带搡送到浏正街派出所，“罪名”是投机倒把、扰乱市场。派出所户籍要我们写出书面检查，将我们反锁在办公室。到了十点多钟也没人过问，继母就先翻窗而走，我也随即逃走。

这些年我接触一些年轻人，他们问我：叔叔（或伯伯），你们那时候东西那么便宜，一定存了好多钱吧？我听了简直哭笑不得。

至于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家庭五六口人只有四五十元的月收入，还真不知道是如何维持生计的。

长沙油画家杨克起画里的浏城桥

“铁道游击队”和棚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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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距浏城桥不远的允嘉巷长沙市十六中读初中时，下午放学后三五同学时常特意到桥上看火车。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路口子上踢小皮球，飞起的皮球恰恰击中一个小贩的鸡蛋篮子，小贩扣下皮球索赔，一数烂了八个鸡蛋，每个五分钱，要赔四角钱。我们把各自的衣裤口袋翻个里朝天，也只凑了一角钱给小贩。僵持无奈之下，临街住户一热心妇女出面调解：拿出两角钱欲买下打烂蛋壳的鸡蛋，可小贩还是不依不饶，最后那妇女又加了五分钱，总算帮我们解了围。

长沙油画家杨克起画里的浏城桥

好些时候放了学，几个同学就跑到桥下顺着铁路游逛，还学着电影《铁道游击队》里游击队战士的样子，爬下来用耳朵贴在铁轨上听，“判断”远处有没有火车过来。有时，几个同学比赛在铁轨上行走，比各人的人体平衡性，看谁走得远不掉下来。好在那时列车的车次不多。

紧挨铁路两旁全是密密麻麻的棚户区，酷暑盛夏时节，住户都把桌椅竹床从屋里搬出来，放在沿铁路线两旁的自家屋前，习以为常地在隆隆驶过的火车声中吃饭纳凉。平时，人们都随意地在路基边行走来往，也没有听说出过什么事故。

与我同班的两位同学，一位姓王一位姓汤，他俩均住在浏城桥建湘路东侧铁路边的鲇鱼套，那里可真是个底层贫穷市民聚集居住的地方。那些人家都是靠做泥瓦匠、当副工、卖黄泥巴、挑白沙井水售卖、洗衣浆衫倒马桶赚钱为生的，生活十分清苦。鲇鱼套的大体位置约摸在现在的“湖南图书城”、“财富中心”、“定王大厦”一线。

*图源/陈先枢

芙蓉中路西厢的这一段，大抵是原鲇鱼套棚户区的位置 郑寿山摄于2020.10.18

两位同学家的住宅简陋破烂：竹篾片抹灰的墙壁，石灰脱落的缝隙处，在墙壁里面贴着牛皮纸或报纸；屋顶一半盖着瓦片一半铺盖着稻草；屋内的泥土地面，一到春上就返潮、湿滑......

就是这样两位家境贫寒窘困的同学，读书时很求进取，成绩虽然不拔尖，却也能居于全班中上水平，其中的一位汤同学还担任了班长，成为全班第一批发展入团的两名团员之一。大概是在六七十年代，我听说那位汤同学在当时的长沙市东区建筑公司走上领导岗位，担任党总支书记。

不过那个年代的人们，不是说相互之间没有贫富差距，但家境好的同学确实没有谁流露出什么所谓“优越感”，人与人的关系确实很质朴。

连接火车新站和汽车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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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最末一年，由于位于五里牌附近的长沙火车新站部分投入使用，浏城桥还临时成为市内新增加的公交车的必经之地。第9路公交车从五一路东南口的湖南旅社始发，经由车站路、浏城桥、文艺路、二里牌、袁家岭、五一延长线，终到站为火车新站。因为从原五一路东端至袁家岭这一段规划中的五一中路，有偌大一片区域的民宅，再者当时老火车站尚未进行拆迁，从湘江一桥（即橘子洲大桥）东至五里牌附近的火车站（即长沙站）的五一路全线贯通在时隔二十多年后的1992年。

从浏城桥西口至古稻田东口与工农桥对接处，这条马路是建湘路。此路中端西厢一条窄窄弯弯的小巷叫凤凰台，小巷马路对面就是建于六十年代后期，在那个时代颇具规模的长沙长途汽车客运东站。

建湘路上的凤凰台东口 郑寿山摄于2020.10.19

车站两边和马路对面有综合饮食店、包子铺和两三家旅社。而此前长沙河东的长途汽车站在小吴门邮局北面的一条类似于小巷子的通道里边，规模非常之小，长途客车的班次亦很少。

建湘路南端路口，西向的古稻田——一条坡度很陡的路，东向一条阡陌小道跨过没有管制道口的铁路，通往工农桥、识字岭，走在那里给人一种乡下的感觉。此处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建成一座当时很气派的双车道两旁人行道的市内跨铁路线桥，使建湘路连接人民路，往东南出城有了快捷的坦荡大道。

建湘路的南段 郑寿山摄于2020.10.19

2003年12月，一座双向八车道两边人行道的大型跨线桥——人民中路高架桥取代了原来七十年代所建的跨线桥。

老工农桥拆除后所建的人民中路高架桥 郑寿山摄于2020.10.19

回忆起来，旧时的城市基础设施、规模和城市面貌，完全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

“追星”催生了油印歌曲地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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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始，境内境外一些好的影片与歌曲流行，“造就”了最早的追星族。电视剧《上海滩》男主人公许文祥及扮演者周润发、日本影片《追捕》中检察官杜丘及扮演者高仓健……成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解放前三四十年代优秀歌曲和港澳台优秀歌曲的大量解禁，让出版印刷一时间跟不上大众的迫切需求。

那时还没有激光复印，于是街头巷尾就有了出售油印歌曲（用钢板刻好蜡纸，手动油印机印刷）的地摊。16开纸单页歌曲5分钱，购买者还真不少。浏城桥人流量大，非交通要道，成了摆这类地摊的好地方。有的地摊上还出售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油印手抄本小说《一双绣花鞋》、《归来》（定稿出版为《第二次握手》）。人们走出精神思想的禁锢，对文化层面的需求与追崇，开始上升到崭新的高度。

邓丽君精选歌曲油印

我那时算是刻钢板的业余“高手”，这源于中学时期就学会刻钢板办小报，参加工作后又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宣传工作，除了绘制大幅宣传画、书写大幅标语，仍然需要刻钢板油印各种资料。

“提篮子”不再是投机倒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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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解脱了昔日的束缚与羁绊，自由市场也好，摆地摊也罢，做个小生意都合法化、常态化了。我家一个住在浏正街螃蟹岭的熟人，姓匡，人缘好人脉广的他，与当时一些人搞起了社会上盛行的“提篮子”的生意，赚了好几千块钱。

说到“提篮子”，实为一种商品货物流通领域初始阶段的私人中介服务，替大宗商品货物买卖需求的双方或几方，找关系、找事主、牵线搭桥、建立联系，最终促成交易的成功，“提篮子”者从中获得酬金、提成。

而这种“提篮子”的事情，放在改革开放以前，那笃定构成“投机倒把罪”追究刑责，所以老匡心里还是不踏实。一天晚上他从外面回家，邻居告知“白天派出所民警找过他”，老匡如同惊弓之鸟，连夜出逃，跑到他老家浏阳大瑶乡下躲了一个多月。后来得知那天民警上门是找他核对户口年龄，真是虚惊一场。

之后，整个社会市场商品货物流通环节的不断完善与规范，风行了一年多的“提篮子”行当也就销声匿迹了。

“开放搞活”让浏城桥更为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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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自由市场更名为农贸市场，可以合法的存在与经营。“开放搞活”让浏城桥更为热闹。记得长沙市最早一批路边饮食“大排档”，就起源于浏城桥西口到建湘路一带。那时宾馆酒楼寥寥可数，即便有为数不多的中小餐馆，对口袋还没有鼓起来的老百姓都是望而却步的“大雅之堂” ，大排档于是顺理成章的成为人们能够量力而行尚能惠顾的地方。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从封闭禁锢中走出来的人们，开始注重讲求物质享受。年青人脱下身上二三十年“一贯制”的“蓝灰黑”，大胆地穿上猎装、风衣、喇叭裤、连衣裙、尖皮鞋，戴上贴着商标以示“舶来品”的墨镜 ，提着“大三洋”（双卡）或“小三洋”（单卡）收录机边走边放歌曲，引为一种“罗曼蒂克”与时尚。倘若几个时髦的满哥把开大音量的收录机往哪个排挡餐桌上一放，吆喝着点上几个菜，再从自带的军用水壶里倒上几杯啤酒，边吃边饮边哼歌，那不知道要吸引多少路人艳羡的目光。

（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从来不曾享用过啤酒的长沙市民，在长沙啤酒厂建成投产后，有幸成为“液体面包”省内的最先受益者。起初，散装“白沙啤酒”只是夜晚在日益繁华起来的东塘广场销售。之后，一些大排挡也陆续有了装啤酒的封闭压力容器，能够供应散装啤酒了。

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可喜变化，沿袭多年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演变为“三转一响带咔嚓”：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转）、收录机（一响）、照相机（咔嚓）。这些大件陆续进入寻常百姓家。再往后，被称为“新三大件”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继而”登堂入室”。

那年，我买了一台“容声牌”电冰箱，借了辆人力三轮车到小林子冲一处仓库提货，喊了两个人帮忙推上浏城桥的陡坡，”前呼后拥“的把冰箱运到家里。那时候购买大件家电，商家还没有送货上门的服务项目。

日新月异的城市“有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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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在长沙市的城东和城南，相继催生出东塘、袁家岭、火车站、井湾子等诸多新的商圈。九十年代第二年，伴随着穿城而过的京广铁路后期外迁拆除和南北通衢大道芙蓉路的规划修建，早已“年老力衰”而成为交通瓶颈的浏城桥在爆破声中轰然倒下，取而代之的是飞跨芙蓉路，气势恢宏的现代化城市高架桥——解放中路高架桥。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过去，如今各个年龄段的人，有人习惯地有人不知情地仍然把它称为浏城桥。

浏城桥拆除后建起的解放中路高架桥。郑寿山摄于2020.10.18

前段时间，我特意又去浏正街东口那块小坪察看“浏阳门故址碑”，却见那里已经用铁皮围挡围住，整条浏正街亦是两厢搭着脚手架，进行“城市街巷有机改造”……

我边走边琢磨：有机和无机，同为物质的化学概念名词，而“城市有机更新”，是一种新颖的城市规划理论——从整体到局部如同生物体一样的有机联系，它包含着拆建、更新、改造、修缮、装饰，使得历史与历史、历史与现代有机地交融，一定程度地还原再现过往史。这个“有机”名词借用的好。

见证了城市巨变的我们这一代人，从那时的青年变成今日的老年。还将继续老去的我们，理当把动情的忆旧叙旧作为一种义务与社会责任。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作者 | 郑寿山。编辑 | 明明。部分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