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历来，历代的惯例都是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剥夺和限制地方权力，这是一条十分明显的主线。虽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争夺战中，地方不断地被削弱，中央集权不断地被加强，是大的发展趋势和主流，但在元朝时期，这种行省制又有了很大的反复。
在行省制度下，中书省虽然最初具有中央中书省派出机关的性质，但后来却实际成为地方的最高官府，权力为历代之最。比如《元史》中说：“行中书省掌管国务，统率郡县，镇边鄙人”，“军国重事，无所不领”。正如元人虞集所言：“中书省治内，行省治外。”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除了拥有地方行政权力之外，行省还兼具军权和财权，也就是说，行省可以对地方军队进行统管，地方财政和税收可以在行省中自立三成。在元朝之前，宋朝的地方长官也就只能掌管一个州，而且权力仍然受到限制，军队更不能掌管；明朝之后，元朝之后，地方财政、税收只能留二成，不能和元朝相比。图
-元代行省，有趣的是，虽然元朝行省的权力很大，但有元世代，地方行省还没有发生过反抗中央的叛乱，那么这是什么原因？一是中央中书省相对于地方行省具有绝对优势。
元王朝的中央只有一个中书省，地位高于行省。此外，中书省除了处理全国政事外，还直接管理着大量的内府。腹地约有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内蒙古大部等地，共辖路二十九条，县三百四十六条。换句话说，中书省直接管辖的疆域，北至漠北，南至黄河，西至太行，东接辽东，就其土地、人口、财富等方面，远比任何一个省都能与之相比。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中书省直辖范围内的腹地规划并非简单的规划，事实上也有着深远的考虑。腹里朝南到达黄河北岸，使位于北向的中央对黄河南部形成压制姿态，一旦发生变化，中央就能迅速作出反应。与此同时，腹里向西控制着太行要道，将关中地区“死死锁住”，隔绝开来。如此一来，可以说，中央中书省不仅在体制、法律地位上高于行省，而且以绝对实力和地缘优势压制了各行省。元人亦称此“都省(中书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十省)分天下之治”
图_元朝官吏第二，在行省内部存在权力分散的平衡。
为防止行省长官权势难制，元朝中央朝廷采取了分权制衡的策略，实行群官圆署会议制度。即行省的高官一般有六、七人，其中主要有左丞相、平章、左、右丞相和参政大臣等，他们分别掌权，行使行政、财政、军事和司法等权力，有些行省的高官甚至直接由朝廷任命，他们在处理政府事务时，有时根本不向行省左丞相等汇报，历史上所称的，就是“出入不复关闻”。当有重要政府事务在该省处理时，则由该省的高级官员集体参与，共同讨论决定。尽管最高长官的话语权较重，也有一定的“制衡权力”，但由于官吏各有职，各执一词，很容易相互制衡。即使是行省左丞相的主意，也常常有官员在会议上说些“不顺”的话，甚至暗中向朝廷进行汇报和弹劾，所以行省政务的处理最后只能“事从公议”。就像元人赵天麟说的：“今之立官立民，立民立官，有诸侯之镇，无诸侯之权，乃为审力之形。上面的图为元代官制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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