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兰州属雍州地,为羌戎等少数民族所居。公元前722—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秦霸西戎,遂归属秦地。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7年)置陇西郡,兰州一带为其治下。西汉时置金城郡,归凉州刺史部所辖,延续至东汉、三国(魏)、西晋、东晋、十六国,郡治屡有变迁,仍原其名,直至北魏、北周。

历史上的兰州

兰州建城始于公元86前年。据记载,因当初筑城时挖出金子,故名“金城”;还有一种说法是依据“金城汤池”的典故,喻其坚固。两汉、魏晋时在此设置金城县。十六国前凉时又移金城郡治于此。隋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废郡置州,在此设立兰州总管府,“兰州”之称始见于史册。

清初依明建制,兰州隶属临洮府,卫属陕西都指挥使司。顺治十三年(1656年),裁卫归州。康熙二年(1663年)复设兰州卫。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陕甘分治,设甘肃行省,定兰州为甘肃省会,与皋兰县同治,从此兰州一直为甘肃的政治中心。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后,在全国废府、州设道。民国二年(1913年)兰州府与巩昌府并为兰山道,道尹驻皋兰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道为区,变兰山道为兰山区。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1日),将皋兰县城郊划出,新设置兰州市,与皋兰县同治今城关区,市区面积6平方公里,人口17.2万余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市区扩大,东至阳洼山,西至土门墩(不含马滩),南到石咀子、八里窑、皋兰山顶,北至盐场堡、十里店,面积达平146方公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兰州市辖区曾几度变更,现辖城关、七里河、安宁、西固、红古五区和榆中、皋兰、永登三县。

兰州城市发展的几个阶段

民国时期,限于兰州地区经济落后,初设的兰州市城区相当狭小,除城区内的几条主要街道如绸铺街(今酒泉路北端)、下东关街(今庆阳路)、横街子(今静宁北路)外,其它街区多以地域或庙宇、里坊名称代之,如黄家园、马坊门、万寿宫、靛园寺、小沟头、官园等。城中居民稠密之处有街巷,如木塔巷、上水巷、口袋巷、仓门巷等,其地名、路名多沿袭明清两朝旧例,分片区冠名,各门户均无门牌号。在旧城区之外的地方,则以自然村落名称代之,如城南的王家庄、何家庄、牟家庄、邸家庄、颜家沟、杨家园、闵家桥;城西南的上沟、下沟、四墩坪,城西的北园、西园、水磨沟等处,皆大多为农户。直至上世纪年代中后期,在原城关辖区仍有以务农为主业的住户,像广武门外、东稍门外、五泉山下乃至颜家沟、靛园寺一带,是成片的农田或菜畦,保留着相当浓厚的城乡结合或小城市特有的景观。

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兰州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随着西(安)兰(州)公路的通车和兰(州)新(疆)公路的建成,人口有所增加,战略地位尤显突出。1941年建市之初,兰州市区范围东至东岗镇桥头,西至七里河,南至皋兰山麓,北至庙滩子,面积仅16平方公里,尚不具备省会城市应有的气度和规模。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城市各行各业百废待兴。1952年陇海铁路(天兰段)向西延伸通车至兰州,并伴随着兰新铁路向西铺设,兰州市的经济区位优势凸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多个重点建设项目落户兰州,强而有力地带动着兰州城市规模急剧扩展。据统计:1953年,市区面积扩大为450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已达22万多;1963年,市区面积再次扩大为2914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为70余万;随后,由于各大工商企业的不断发展及兰新、兰青、包兰铁路的全线贯通,兰州已成为西北地区铁路、公路、航空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更加突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余年,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之下,兰州市的城市面貌、经济实力、人均收入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工农业产值、商品流通乃至旅游业的兴起,都推动着兰州向更加文明、更加开放的现代化大都市迈进。如今,随着新市区的东扩北展、兰渝铁路的开建、市内轨道交通的设想,必将彻底改变兰州原有的城市格局,一幅崭新的大兰州建设蓝图,不久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兰州街道的地名沿革

自1941年建市以来的年70间,兰州由一个民生凋敝的西部小县城蜕变成大型的现代化省会城市,新旧兰州不可同日而语。起初,兰州旧城区仅有几条街道,街道名称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遂把旧城区所有街道全部赋予新的名称。如:将省政府门前的东西栅子街改称为中华路,与省政府垂直的绸铺街和南关南大街、南滩街统称为人民路;下东关街改称和平路,县(衙)门街为友好路,水北门街、百子楼改为自由路;万寿宫街(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改为中山街,以示纪念)与炭市街、桥门街合并改称中山路;将西兰公路在城区的左公东路、左公西路改为民主东路和民主西路;西关街(萃英门)改称解放路,横街子改为庆安路。其它一些地名陈旧的小街道分别冠以富强路、统一路、共和路等,改动之后的路名极具政治含义,但缺少应有的城市气韵。直至年,又将兰州市城关区的大部分路名改以甘肃各县名重新命名。如:将人民路改为酒泉路,中华路改称张掖路,和平路改名庆阳路,友好路改为武都路,自由路改为永昌路,共和路改为金塔巷,广武路改为秦安路,解放路改为临夏路;同年,动员全民义务劳动,在民主西路向东新辟一条城市主干道,命名为白银路;原民主东路改为旧大路,兰州火车站前的盘旋路改为天水路。1960年,在中山桥以东和静宁路以西,拆除旧城墙新辟了滨河路;萃英门向西原称袖川,本是兰新公路的起始点,由于古西津渡在此,遂命名为西津东路和西津西路直至深沟桥。随着市区的迅速扩大,七里河区新建的安西路、敦煌路、武威路、民乐路,以及西固新建的合水路、山丹街、庄浪路、临洮街等,皆赋予了新的名称。由于省内地名的可选择性过于狭窄,与兰州市道路的急剧增加已呈不逮之势。因路名匮乏,一些俗不可耐的路名又悄然而生,显现出道路命名者的智慧受到了挑战。尤其是在市区东扩中,把雁滩改造成市区之后,对道路的命名更显杂乱、毫无章法,整个雁滩地区的路名均以雁字当头,如雁滩路、雁西路、雁宁路、雁儿湾路等不一而足,显得过于苍白、缺少智慧。更有甚者,近几年对新建的道路来不及命名,竟随意冠之以“36×”、“××号路”,表示暂代,给人的感觉似乎命名一条新路比开辟一条新路要难得多。由此足见,兰州市的道路命名不仅缺少文化内涵和总体设想,而且明显滞后于城市建设的步伐。

一座城市的街道命名是与其历史文化底蕴紧密相连的,北京、西安是历史文化名城,其街道命名就旨在展现悠久的历史。如:北京的东单(牌楼)、东四(牌楼)、宣武门内大街、珠市口大街、灯市大街、鼓楼东(西)大街、永(定门)内大街等,无一不显示其历史的久远;西安的鼓楼大街、朱雀大街、含光大街、书院街等,均完美地体现出古城应有的韵味。由此可见,一个城市的道路命名不仅要有深思熟虑的总体构想,又要充分体现城市的文化底蕴,兰州市的街道命名正是存在这一明显的缺憾,因此多年来,在街道命名上往往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出于民俗,兰州市原有几处不雅的旧地名,后经文人谐音巧用作了更改,立即化腐朽为神奇。如:城关区的“泥窝子”改名为宁卧庄,武都路、永昌路口的“臭河沿”改为绣河沿,“空心墩”改为拱星墩。这些地名的改换,恰如妙笔生辉,使城市地名增色不少。在小西湖以南的台地上,原有一处荒冢累累的地方,本名“乱骨堆坪”,由于我省早期著名的教育家水楠先生在此创办兰州工业学校(即甘肃工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前身),遂更名为兰工坪,使这一谐音的演化名符其实。

兰州新市区建设的大幕已经拉开,幅员广阔,鳞次栉比的多条街道业经规划,这些街道将如何冠名,应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基于以往的经验教训,兰州新市区的街道命名应当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由于兰州现有地名、路名过于杂乱,新市区的街道命名应当力求系统化,尤其要避免路名的数字化倾向,不能只图省事,随意冠之以“一马路”、“二马路”或“经一路”、“纬二路”,这样单调乏味的重复,实在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不负责任。不妨尝试一下,以我国的大山、大河、大湖的名称命名道路,如果这些专属的名称连成一片街区,既让人便于记忆,又平添了不少诗情画意,诸如:青岛的八大关,即以全国闻名的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正阳关、武胜关、韶关、潼关、雁门关命名街道;另有八大峡、八大湖这样的连片地名传为美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成功的经验应当借鉴。

结语

“兰州”这一地名已有1600年的历史,市内许多地名、街道名称随着时过境迁,必然会有较大的变化,如五泉山东西两侧原有的地名“红土坑”、“狼洞子”,已不为世人所知。人们若想了解一座城市的变迁和历史沿革,只能根据现存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详加考证,以避免人为的杜撰和臆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备的历史档案或文献资料是一个地方宝贵的人文资源,可以为追溯既往提供佐证。

来源:《档案》2012年03期

作者:兰芳

选稿:周辰

编辑:华丽

校对:黄卿

审订:黄馨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