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全二册）
编著者：张宝三 著
定价：360元
ISBN：978-7-5013-6873-0
出版时间：2020-05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内容简介
本本书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至清代经部古籍善本共284种的目录及书志提要。书中配有珍贵书影，每篇提要不仅详列该书作者、卷帙、版本、序跋、凡例、版框、行款、名人校跋及附录等信息，对作者生平、每卷内容及序跋凡例内容等均作介绍，尤其对该书版本始末、递刻情况有详细介绍和考证，并有海内外各大公藏机构收藏情况，《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重要古籍目录的著录情况，递藏印鉴、名人批校、扉页牌记、纸墨字体等义项的详细介绍。书后附有书名、作者拼音及笔画索引，印主名录等。本书内涵丰富而详尽。它综合了所有目录版本学研究、鉴定需要的信息，其著录义项详尽、著述与考证丰富严谨，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了所有想从书中了解的信息，即使未见原书，也能了然在胸，是一部难得的目录版本学参考书。此书历时十年，经由作者数次往返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查阅、考订古籍原本，所录各书相关信息又经打磨完善，内容翔实，体例严谨。
作者简介
张宝三，台湾省云林县人，1956年生。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台湾佛光大学中国文学与应用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8－1997.7）、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2001.6－2001.9）、芝加哥大学（2002.8－2003.7，2009.8－2011.2）等校访问学人，美国傅尔布莱特基金会奖助资深学者（2009.8－2010.5）。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著有：《东亚〈诗经〉学研究》（2019）、《五经正义研究》（2010）、《东亚〈诗经〉学论集》（2009）、《唐代经学及日本近代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论集》（1998）；编有：《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録—中国古籍篇》（2013）、《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日本汉籍篇》（2008）、《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日文台湾资料篇》（2005）等书。
本书书影
代序
古籍回歸故里 功德澤被千秋
“史在他邦，文歸海外”，這是鄭振鐸先生面對中華古籍流失海外時的慨嘆。流傳海外的珍貴典籍，無論是文化交流、贈送、交換、販售，還是被掠奪、偷運，抑或是遭非法交易、走私等，都因其具備極高的文物價值和文獻價值，而爲海外所看重。因此，其中多珍善版本，甚而還有不少是孤本秘笈。據估算，海外中文古籍收藏數量超過三百萬册件，北美、歐洲、亞洲等許多大型圖書館、博物館和私人機構、寺廟等都收藏有中文古籍。甲骨、竹木簡、敦煌西域遺書、宋元明清善本、拓本輿圖和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等，在海外都有珍稀孤罕的藏品。
中華文化綿延五千年，是全世界唯一没有中斷的古老文明，其重要載體就是留存於世的浩瀚典籍。存藏於海外的典籍，同樣是中華燦爛輝煌文化的重要見證，是釐清中華文明發展脉絡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要促成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智慧成果歸於完璧、傳承中華文化優秀成果，就必須高度重視海外古籍回歸工作。
一九四九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始終高度重視海外中華古籍的回歸與保護工作。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在《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中，明確指出“通過各種辦法争取弄回來，或者複製回來，同時要有系統地翻印一批珍本、善本”。二〇〇七年，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强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加强與國際文化組織和海外圖書館、博物館的合作，對海外收藏的中華古籍進行登記、建檔”。同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正式啓動，中國國家圖書館加挂“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牌子，負責牽頭與海外藏書機構合作，制訂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海外古籍調查工作，摸清各國藏書情况，建立《國家珍貴古籍名録》（海外卷）。二〇一一年文化部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强古籍保護工作的通知》，指出“要繼續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調查中華古籍在世界各地的存藏情况，促進海外中華古籍以數字化方式回歸”。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要求，半個世紀以來，海外中華古籍的回歸工作一直在不斷推進，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五年，在周恩來總理親切關懷和支持下，中國國家圖書館兩度從香港購藏陳清華舊藏珍籍；二〇〇四年，又實現了第三批陳清華海外遺珍的回歸。二〇一〇年，在國際學者和學術機構的幫助下，中國國家圖書館在館網上建立了海外中文古籍專題網站，發布了“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特藏資源庫”。二〇一三年，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團隊所承擔的《日本宮内廳書陵部所藏宋元本漢籍叢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三年五月、二〇一四年七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分别影印出版了《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永樂大典〉》；二〇一四年日本大倉汲古館藏書整體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這些不同形式的海外古籍回歸，均有利於學術研究，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但總體説來，這些僅係海外古籍中的極少部分，絶大多數仍沉眠於海外藏書機構或藏家手中，國人無緣得見。
在海外中華古籍實物回歸、數字化回歸、影印出版等幾種方式中，採取以影印出版的方式永久保存承載華夏文明的中華古籍特藏，是古籍再生性保護的重要手段，是繼絶存真、保存典籍的有效方式，也是傳本揚學、惠及士林的最佳方式，它不僅有利於珍本文獻原件的保存和保護，更有利於文獻的利用和學術研究，而且也有效地解决了古籍保護與利用之間的矛盾。與實物回歸相比較，影印出版的方式更爲快捷，規模也更大。
爲進一步做好海外中華古籍的回歸工作，二〇一四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中國國家圖書館）彙集相關領域專家、國外出版機構、出版工作者等多方力量，在已有工作的基礎上，整合資源、有序推進，策劃啓動了“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海外中華古籍珍本叢刊”兩大海外中華古籍回歸項目。“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編纂出版海外圖書館、博物館、書店等單位或個人所藏中華古籍新編書目、歷史目録、專題書目、研究書志書目、藏書志、圖録等；“海外中華古籍珍本叢刊”則以影印的方式，按專題或收藏機構系統整理出版海外圖書館或個人存藏的善本文獻、書籍檔案，對具有典型性、文物性、資料性和藝術性的古籍則採用仿真影印的形式出版；希望通過“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海外中華古籍珍本叢刊”的持續出版，促進海外古籍的影印回歸。
“海外中華古籍書志書目叢刊”“海外中華古籍珍本叢刊”編纂出版項目作爲“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的一部分，它的實施對保存保護中華傳統典籍、推進海外散藏文獻爲學界利用、促進學術研究深入開展均具有重要意義，也必將極大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實質性拓展。
是爲序。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中國國家圖書館）
二〇一五年三月
序言
近日獲悉張寶三先生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經部》書稿殺青，付印在即，我難掩内心的欣喜。撰寫這部書志的工作始於2009年。記得是年八月，時任中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的張先生得到美國傅爾布萊特研究獎助和其他有關方面的資助，來本館開始一個爲經部中文善本撰寫書志的項目。從此，周一至周五善本開館之日，張教授輒多來館提書閲覽，暑去冬來，物换星移，在近乎十九個月的日子裏，不曾有輟。2011 年初張教授返臺後一直忙於教學與研究，書志的寫作時有斷續，至今歷經十年，終於完稿付梓，怎能不爲之欣喜？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始建於1936 年。是年，芝加哥大學校長聘請青年學者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先生來芝加哥大學開設中國研究項目與課程，此爲東亞研究學科（時稱遠東研究）在芝大之發軔。顧先生到芝大教書的同年即創辦了遠東圖書館（今東亞圖書館）。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的主要來源有四：一是建館之初的系統採購。顧立雅在1938年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申請到一筆五年的購書經費，通過有專門爲海外圖書館服務業務的北平大同書店，採購了大量中文圖書。1939—1940 年間，顧立雅到中國訪學。期間，經大同書店協助，就一次性購買了近七千册圖書。這些建館初期的採購包括大量綫裝古籍，特别是地方志。這其中就不乏明代和清初的善本。二是從芝加哥紐伯瑞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收購的勞費爾二十世紀初在華考察（ expedition）期間所購圖書。貝托爾德·勞費爾（Berthold Laufer）是在美國聲名卓著的第一代漢學家。1908—1934 年間在芝加哥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Field Museum ofNatural History）先後任亞洲民族學部的助理主任和亞洲人類學部的主任。勞費爾在1908—1910 年間去中國考察三年，爲新組建的菲爾德博物館亞洲民族學部搜集購買藏品，同時亦受芝加哥兩所私立研究圖書館之托在中國搜求購買圖書。其中，勞費爾當年給紐伯瑞圖書館購得的一千多種兩萬多册圖書中的大部在1943—1944 年間轉售給了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這批含有中、日、藏、滿、蒙古五種語言圖書中的大部分爲中文古籍，包括許多善本。三是老館長錢存訓先生主持館務時期不斷採進的。錢先生是國際著名的中國圖書史、印刷史專家。1947年受邀來芝大做中文編目。1949 年被聘爲遠東圖書館館長，主持館務一直到他1978 年退休。據錢老回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及六十年代間，清刊本以平均每册十餘美分，明刊本也不過以每册二至四美元的價格即可從中國臺灣、香港，以及日本等地購入。四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收購的李宗侗先生的部分藏書。李宗侗是清末重臣李鴻藻之孫，曾任清室善後委員會顧問及故宮博物院秘書長。1948年隨故宮文物遷臺，後爲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錢老與李氏相識。所購李氏藏書除明清刻本外，還有一些清代稿抄本。
對館藏中文古籍的揭示，始於編目著録。這項工作從1947 年錢存訓先生受邀來館始，多年來都在進行着，各届主持館務的前任和負責與參與中文編目的同仁們爲此貢獻良多。最初的著録是記録在一張張3×5 英寸的標準卡片上的，上面的羅馬拼音或英文一般是由打字機打印的，而中文信息則常常是手工抄録的。隨着技術的進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本館作爲研究圖書館組織（The Research Libraries Group，即RLG）的成員，開始使用該組織創製的中、日、韓文終端、軟件與鍵盤進行中文編目，并在九十年代參加了由RLG 主持的編製中文善本國際聯合目録的項目。通過這個項目，不但實現了館藏中文善本的機讀編目，而且有效地提高了善本編目的質量。遵循該項目制定的善本機讀目録編目規則，新的著録除包括善本的書名、著者、卷數、年代、出版地等信息，還增添了對如行款、版框、版心和一些其他相關特徵的描述。
目録之學在中國源遠流長。自西漢劉向、劉歆編撰《别録》《七略》始，凡兩千餘年。而書志之體例雖較晚出，然其對所收之書描述較爲詳盡，又輔以審核考訂，故爲傳統目録之最高形制。由張寶三先生撰寫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經部》收録經部善本284 部。張先生學養豐厚，長期在臺灣大學中文系任教授，經學是他多年來從事教學與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而在古典文獻整理和目録編製方面，他亦多有建樹。編撰本館經部善本書志，張先生是難覓的合適人選。細讀各書之書志，讀者對此定會有同感。本書志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之分類爲據，在經部之下對所收善本依内容加以區分，再配以書名、著者、版本和館藏索書號索引，使之成爲揭示館藏經部善本方便而可靠的利器。雖然此前本館善本大多已收録在芝大圖書館的機讀目録中，但當有人想要瞭解館藏中文經部善本的全貌或其中某一類在本館的收藏時，却每每苦於難求直截了當又全面可靠的查找方法與答案。有了這本書志，不僅館藏經部善本盡括其中，而且便利檢索。同時，由於撰者師法傳統書録解題的精神，又參照、汲取了近年來所出善本書志之成例，對每書均詳細描述版式及物理特徵，包括序跋、刻工及所見鈐印，又考訂作者及撰著、刊刻之緣由，版刻、印刷之年代，書中之内容、體例，并對初印、後印、遞修、增補、重刻等加以區分，以期向讀者提供本館所藏該書詳盡的目録資料。因此，它們也是有助於研究者詳細瞭解本館經部每一種善本書的研究指南。本書志所揭示的是本館中文善本的經部部分，經部善本在本館善本藏書中極具特色，其中不乏世所罕見的珍稀版本，如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周易象繹》、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尚書揆一》、明崇禎十年刻本《尚書集解》、清乾隆四十七年刻本《周官塾訓》、明萬曆間刻本《名公註釋左傳評林》、清康熙十一年刻本《孝經疏畧》、明萬曆二十一年刻本《新編四書三説》、清雍正九年刻本《四書經註合參》、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四書衷要補辨》及清乾隆間刻本《説文解字通正》，珍貴稿本《春秋公羊經例比》及清抄本《大易講義合參》等，通過本書志，可更清楚瞭解本館經部善本的價值。
本館自2014 年起，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密切合作，開始進行撰寫經部以外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的項目。承蒙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積極支持與參與以及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顧立雅中國古文字學中心（Creel Center for Chinese Paleography）的全力資助，此項目已獲得可喜成果。由中國國家圖書館李文潔博士撰寫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集部》和《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叢部》兩部書志分别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在2019 年出版。如今，《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經部》也即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成爲本館中文善本書志系列中新的和不可或缺的一種。在此，對爲出版此書盡心竭力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張愛芳主任，靳諾、黄静編輯，以及外審張燕嬰編審與賈海生教授表示衷心地感謝。我的同仁錢孝文先生爲書志精心拍攝了書影，這裏一并申謝。
周原
2019 年12 月於芝加哥
前言
《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經部》（以下簡稱“本書志”）乃以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所藏經部善本古籍爲著録對象。以下擬針對本書志撰寫之理念與預期目標，本館經部善本古籍之來源、内容、特色與學術價值等方面，略作陳述，以饗讀者，或可供閲讀、利用本書志者之參考。
一、撰寫理念與預期目標
中國藏書志爲傳統目録中之一種特殊體裁，嚴佐之先生謂其乃“因清嘉慶時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而創例立制”[①]。中文古籍善本書志又爲現代藏書志之一種特殊形制。自二十世紀，王重民輯録、袁同禮重校《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録》[②]出版以來，海内外各圖書館陸續有中文善本書志之撰作。舉其要者，如王重民撰、屈萬里重訂《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 年），中國臺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中國臺北：“國家圖書館”，1996—2000 年），張玉範、沈乃文主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録》（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1998 年），沈津撰《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中國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年），田濤主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蘇州圖書館編《蘇州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提要·經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韓兆海等編《武漢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書志》第一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年），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多倫多大學鄭裕彤東亞圖書館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沈津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編纂小組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 年），馬月華編著《美國斯坦福大學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等書，雖撰作之内容繁、簡有異，名稱、體例亦不盡一致，然可見爲館藏圖書撰寫中文善本書志，已蔚爲風氣，且方興未艾。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原名遠東圖書館，創始於1936年，首任館長爲顧立雅博士[③]。本館所藏中文古籍以經部最爲豐富，論者或推爲“全美第一”[④]。本館所藏經部善本古籍，有罕見於他館著録者，有同書而版本異於他館者，亦有與他館同書、同版本而批注、題跋、鈐印等特徵有異者，爲能充分顯示本館經部善本古籍之全貌與特色，以方便讀者參考利用，爲本館經部古籍撰寫善本書志，實有其必要。
沈津先生嘗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序》中云：“筆者以爲，撰寫善本書志，不僅要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别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更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乃至蒐討佚亡，而備後人之徵考。前人於書志寫作，認爲應‘辨版刻之時代，訂抄校之精粗，改卷數之多寡，别新舊之異同，以及藏書印記、先輩佚聞’等，所以撰寫書志應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加詳細地揭示書之内容版本，盡可能使之精審確鑿，而不僅僅是一張圖書館藏書卡片的放大。”[⑤]沈先生此處揭示現代撰寫善本書志之極高標準，亦爲今後撰作者應追求之模範。惟因各館藏書内容之差異、撰作者專業背景之不同以及所欲達成功效之不一，故今已出版之諸家善本書志，其呈現之面貌，遂極爲繽紛多樣。
本館善本古籍既以經部見長，則經部善本書志之撰作，當結合此一特色，以發揮其功能。故本書志之撰作，除對經部各書作適當之著録，使讀者得以對中國傳統經學有基礎之瞭解外，亦期望本書志可作爲有志從事經學研究者之梯航。職是之故，本書志在撰寫過程中，將力求論證之有據與文獻之正確解讀，以免誤導讀者。舉例而言，本館所藏“163《春秋究遺》十六卷，清葉酉撰。清乾隆刻本”，此書蘇州圖書館亦有收藏同一版本。《蘇州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提要·經部》著録此書，其解此書書名“究遺”之取義云：“讀是書之名‘究遺’，是用唐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使’之句。因是書多宗其師方苞之《春秋通論》，故究遺者爲究其師《通論》之遺也。”[⑥]此實誤讀葉酉書首之《序》，故有此説也。考葉酉《序》云：“余游於 望溪先生門有年矣，雍正八、九年間，嘗舉《春秋》疑義數則質之 先生， 先生爲一一剖析以相示，自是每見輒得聞所未聞。今世所行先生《通論》《直解》二書，大半皆予向所得之口授者也。碌碌詞垣，端居多暇，誠不自揆，竊念是經晦塞已久，掃除廓清之功，安知不在今日？于是尋繹舊聞，參以管見，支疏節解，不敢憚勞。經始於乾隆十一年冬，因循荏苒，閲十餘寒暑而後成書……昔昌黎韓氏嘗以‘抱遺經而究終始’稱玉川子，且謂其束三《傳》於高閣。余固惟經是信者，故今以《究遺》名吾書焉。”（《序》頁1—4）由葉酉此《序》，知其書名《春秋究遺》乃典出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⑦]，而所謂“究遺”者，乃究《春秋》（遺經）之義，非如《蘇州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提要·經部》所言“究遺者爲究其師《通論》之遺也”。此文獻之正確解讀，方能提供讀者對書名之正確認識，不可不慎，亦爲本書志撰作時恒自惕勵之處。此外，館藏善本經部古籍中如藴含有經學較特殊之現象，亦將酌予闡明，以便讀者注意。以《詩類》爲例，如清胡文英撰“《詩經逢原》十卷”一書中，每論考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所述《詩經》文字之異同情形[⑧]，然此書所述《經典釋文》之文字，乃根據《毛詩注疏》中所附之《釋文》，而非據單行本陸德明之《釋文》，故間有誤説[⑨]。此乃清乾嘉時期《詩經》著作中常見之現象，故本書志中特予表出。又如清任兆麟撰“《詩經通説》二十卷首一卷補遺一卷”一書中，收有任氏自撰之《補亡詩》六首，此雖不合一般《詩經》著作體例，然此《補亡詩》六首，可作爲研究歷代“補亡詩”之材料，實可珍貴，故書志中亦予提示。此外，經由對經部善本古籍各書内容作詳細考察，可更準確處理其書之歸類。如本館所藏“110 《閻紅螺説禮》三十三卷，明閻有章撰。明崇禎九年（1636）刻本”一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録於《經部·禮類·三禮總義》中[⑩]。今就此書之内容考之，此書乃在補充元陳澔《禮記集説》之不足，宜歸於《經部·禮類·禮記》中。《閻紅螺説禮》一書，世間流傳不多[11]，經由本書志之考訂，或有助於讀者對此書之瞭解。
本書志中有部分古籍，已見於他館所撰之善本書志中著録，今再撰書志，極須參考前人成果。惟過程中若間有所見，輒加考訂，非敢輕議前賢，庶幾免於人云亦云之譏而已。如本館所藏“175 《學庸竊補》十四卷，清陳孚輯。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此書同版，《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經部》著録，題云：“清乾隆十五年（1750）簡王府刻本。”[12]經考訂，此本之刊刻，實與簡王府無涉，故本書志改題爲“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13]。又如本館所藏“232 《六經圖考》六卷，宋楊甲撰、宋毛邦翰補。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潘氏禮耕堂刻本”。此書同版，《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著録，題“清康熙元年（1662）禮耕堂刻本”[14]。經考訂，此本應是潘寀鼎於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任江夏知縣時所刻，潘氏任江夏知縣之時間，可於《［同治］江夏縣志》卷二《職官三》中考知，故本書志不從《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之説也。
此外，本館舊目中若有需改正者，亦酌加考辨，如《群經總義類》“241 《北海經學七録》八卷，清孔廣森輯”抄本，舊目著録云：“疑爲古俊樓刻本之稿本。”今經考訂，乃改正爲“傳抄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古俊樓刻本”。又如《四書類》“211 《四書疏註撮言大全》三十七卷，清刻本”一書，舊目作者題“胡斐才”。今考胡蓉芝，字斐才，號渠園，又此書卷端題“龍岡後學胡蓉芝斐才手輯”，故今據其名，改題此書作者爲“胡蓉芝”也。
以上略陳本書志撰寫之理念與預期目標，立鵠射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二、館藏經部善本古籍之來源
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目前所藏中文善本古籍約一千餘種二萬餘册。其中經部善本有二百八十餘種。這些經部善本古籍之入藏，乃由不同階段積累而來，以下試依序略作陳述：
（一）顧立雅館長時期自中國購入之圖書
本館經部善本古籍之來源與整體中文圖書之購入過程息息相關，此購書活動自創館之初即已開始啓動，且多自中國購入。錢存訓先生（1910—2015）在《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一書之第四章《坐擁書城·一、建館經過》中嘗云：
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現改稱東亞圖書館，是一九三六年設立，主要爲配合當時中文教學的需要，開始搜集四部典籍和一般工具書刊以供教學和研究之用。因爲創辦人顧立雅（Herrlee G. Creel）教授偏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因此古典方面尤其經部的收藏特别豐富。其他如方志、家譜、考古、叢書、類書以及全套學術期刊，也多搜羅完備。由於羅氏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資助，最初採購的圖書每年平均將近一千種，約有五千至一萬册，大部分爲綫裝古籍。[15]
由錢先生此文所述，知芝館早期特重中國古籍之收藏，尤其重視經部之收藏，此與創辦人顧立雅教授有密切之關係。至於最初之圖書採購途徑，錢先生又云：
芝大中文藏書的最初部分，主要是一九三〇年代後期第二次大戰前委託北平圖書館顧子剛先生用“大同書店”的名義所代辦，大部分是根據《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録》有系統的採購，因此選擇嚴謹，除供學生使用的課本和參考書外，很少重複。其中不少皆係私家舊藏，紙墨精良。[16]
此處錢存訓先生提及此時期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之藏書主要乃委託北平圖書館顧子剛（1899—1984）以“大同書店”之名義在中國購買。考顧子剛，上海市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史學系。曾任天津南開學校英文教員，後任職於清華大學圖書館、北平北海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等。一九五一年任北京圖書館閲覽部主任，一九五六年受聘爲研究員，一九七三年自北京圖書館退休[17]。顧子剛受委託爲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購買古籍，主要乃根據《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録》作有系統之採購，故今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之善本古籍，與《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録》所著録内容有頗多相同之處。顧子剛爲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採購之古籍有多種來源，據館藏經部善本古籍中之相關信息顯示，至少有來自“富晋書社”[18]、“寶墨樓”[19]、“文匯閣”[20]、“直隸書店”[21]等書店或藏書樓之舊藏圖書，另更有數種乃來自顧子剛個人之典藏[22]。
（二）自芝加哥紐伯瑞圖書館購入原勞費爾所購書
本館善本古籍之另一來源，乃來自購入芝加哥紐伯瑞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舊譯爲“紐百萊圖書館”）所藏原貝托爾德·勞費爾（BertholdLaufer,1874-1934。“勞費爾”舊譯爲“勞福”）所購圖書。前引錢存訓先生文，其下又云：
一九四五年又購入芝加哥紐百萊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原藏中、日、滿、蒙、藏文圖書約二萬餘册，使代表東北亞語文的各類圖書大致全備……購自紐百萊圖書館的藏書，原爲德籍漢學家勞福（Berthold Laufer）博士於清末爲芝加哥三所圖書館自中國和日本所購藏的東亞語文圖書之一部。當時他將購得的科技類歸約翰·克雷爾圖書館（John Crerar Library），後由國會圖書館購藏。金石、考古類圖書約五千册和拓片約二千件，歸芝加哥富地自然科學博物館（Field Museun of Natural History），至今仍由該館收藏，並編印《拓本聚英》一册。人文學科則歸紐百萊圖書館，現存芝加哥大學[23]
由錢先生所述，可知紐伯瑞舊藏圖書入藏本館之始末。今考本館所藏經部善本古籍中，共有九種爲原紐伯瑞圖書館之舊藏[24]。九種書中或鈐有如“#661”“#662”等號碼，或有手書號碼如“N629”“N601”等記號。
（三）購入李宗侗之舊藏圖書
一九四九年，錢存訓先生就任遠東圖書館第二任館長。錢先生對中國古籍之採購不斷，使館藏中文古籍更爲豐富[25]。錢先生任館長期間，曾購入李宗侗之舊藏圖書，此亦爲本館經部善本古籍之重要來源。前引錢先生文，下又嘗云：
其他有李玄伯教授舊藏明刊本、稿本及寫本多種約二百餘册，係一九六〇年代李氏過世後，由其家屬轉讓。[26]
此爲錢先生所述當時購入李宗侗藏書之情况。今考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陽人，一八九五年出生於北京。祖李鴻藻爲清季名臣，父李焜瀛曾任户部侍郎。李宗侗年十七，隨叔父李石曾負笈法國，畢業於巴黎大學。民國十三年（1924）返國，任教於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史地系、中法大學文學院等校。歷任全國注册局局長、國民政府農礦局參事、故宮博物院秘書長等職。民國三十七年（1948）任教於臺灣大學歷史系，一九七四年卒於臺北。著有《中國古代社會史》《歷史的剖面》《中國史學史》《李宗侗著作集》等書。生平事迹參《李宗侗自傳》[27]、陳捷先撰《飽學、謙和、仁厚的李宗侗先生》[28]。李宗侗之妻易漱平（？—1963）爲易培基之獨生女[29]，易培基所藏圖書後多歸李宗侗夫婦。李宗侗晚年曾將其部分藏書出讓本館，其中多稿本及明、清善本[30]。本館經部善本古籍中共有李宗侗夫婦舊藏十六種，其中鈐有“李宗侗藏書”朱文長方印、“生齋臺灣行篋記”朱文長方印、“易印漱平”白文方印、“風樹亭藏書記”朱文長方印等印。
三、館藏經部善本古籍之内容與特色
（一）内容
本館現藏有經部善本圖書共二百八十四種，其中總類十一種，易類二十三種，書類三十二種，詩類二十二種，禮類三十四種，樂類五種，春秋類三十六種，孝經類四種，四書類六十四種，群經總義類十六種，小學類三十七種。以數量而言，四書類爲最多，小學類次之，春秋類又次之。孝經類四種爲最少。
如以版本而論，本館所藏經部善本圖書中，明代刻本共有七十八種，清代刻本、稿本、抄本共有二百零六種，以清代善本居多，明代善本次之。
（二）特色
本館經部善本古籍雖不以版本古舊見長，然考察其内容，其中仍有可道之特色，略述如下：
1. 時見珍稀之本
本館所藏經部善本古籍中， 或有僅本館收藏， 未見他館著録者， 如“098 《周官塾訓》六卷，清魯鴻輯。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141 《春秋公羊經例比》六卷。稿本”、“207 《四書經註合參》三十八卷，清李沛霖、舒憼撰。清雍正九年（1731）三樂齋刻本”、“218 《四書衷要補辨》三十七卷《圖説》一卷，清王其華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嘉慶十九年（1814）印本”、“255 《説文解字通正》十四卷，清潘奕雋撰。清乾隆刻本”等。或有除本館收藏外，僅見少數他館收藏者，如“130 《名公註釋左傳評林》三十卷，晋杜預釋注，宋朱申續注，明歐陽東鳳批評，明李茂識編次。明萬曆刻本”，此本除本館收藏外，另僅知日本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有藏。又如“205 《纂訂四書通解》三十一卷，清邢淳撰。清雍正三年（1725）寶旭齋、四德堂刻後印本”，此本另僅知日本青淵文庫有藏。這些珍稀古籍，成爲本館善本古籍之一大特色。
2. 頗多名家舊藏
本館所藏經部善本古籍中，頗多嘗經名家收藏，此亦爲特色之一。由書中所鈐之藏書印、手書題識及其他相關信息，可看出嘗經名家收藏之痕迹。在藏書印方面，見有清顧祖禹（1631—1692）、王士禎（1634—1711）、曹寅（1658—1712）、吳翌鳳（1742—1819）、宋鑣（1744—？）、倪模（1750—1825）、莫友芝（1811—1871）、呂海寰、王懿榮（1845—1900）、沈曾植、文廷式、徐乃昌（1869—1946）等名家之鈐印，參見下節“（三）藏書印之價值”所述。此處僅舉三人爲例，略作敘述：
（1）呂海寰
本館所藏“161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清劉紹攽撰。清乾隆刻本”，書中鈐有“臣印海寰”白文方印、“鏡宇”朱文方印二印，知嘗爲清呂海寰收藏。考呂海寰（1842—1927），字鏡宇，號惺齋，清山東掖縣（今山東萊州）人。清同治六年（1867）舉人。歷任江蘇省常鎮通海道、蘇松臺道、駐德國公使兼荷蘭公使、工部尚書、督辦津浦鐵路大臣等職。光緒三十年（1904）創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此爲中國紅十字會創會之始。民國時期曾擔任中央政府高級顧問。著有《奉使金鑒》《庚子海外紀事》等書。《近代人物年譜輯刊》[31]中收有呂海寰年譜。呂海寰爲中國紅十字會創始人，本館存有其舊藏善本古籍，彌足珍貴[32]。
（2）沈曾植
本館所藏“249 《曹楝亭五種》六十五卷，清曹寅輯。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曹寅揚州詩局刻本”，此書中鈐有“海日樓”白文方印、“植”朱文方印、“巽齋所藏”朱文方印、“寐翁”朱文方印等印，又第五函第一册中夾有“鴛湖沈氏海日樓藏書”登録紙條一紙，知嘗爲清沈曾植收藏。考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巽齋，晚號寐叟，清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任刑部主事、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總理衙門章京、兩湖書院講習、江西廣信知府、安徽提學使、上海南洋公學監督等職。辛亥革命後，歸隱上海，號其樓曰“海日樓”。民國六年（1917）響應張勳，赴北京謀溥儀復辟，授學部尚書，事敗，復歸上海。民國十一年（1922）卒。工書法，富藏書，學術淵博。著有《漢律輯補》《晋書刑法志補》《元秘史箋注》《蒙古源流箋證》《海日樓詩文集》《寐叟題跋》等書。事迹參見《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九。
（3）文廷式
本館所藏“141 《春秋公羊經例比》六卷，清佚名輯。稿本”，此書中鈐有“文廷式章”白文方印，知嘗爲清文廷式收藏。考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號芸閣，又號純常子、羅霄山人等，清江西萍鄉人，出生於廣東潮州。少長嶺南，爲陳澧入室弟子。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升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兼日講起居注官。文廷式志在濟世，遇事敢言。中日甲午戰争事起，文廷式力主抗擊，上書請罷慈禧太后生日慶典、召恭親王參大政及奏劾李鴻章“昏庸驕蹇、喪心誤國”等。光緒二十一年（1895），《馬關條約》簽定之後，文廷式支持康有爲組織“强學會”於北京。二十二年（1896）遭御史楊崇伊參劾，被革職逐出北京。戊戌政變後，清廷密電訪拿，遂出亡日本。二十六年（1900）夏回國，與容閎、嚴復、章太炎等人，參加唐才常召開之“國會”。同年七月，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清廷下令嚴拿。此後數年間，文廷式顛沛流離，往來於萍鄉、上海、南京、長沙之間，光緒三十年（1904）卒。著有《中興政要》《聞塵偶記》《純常子枝語》《雲起軒文録》《雲起軒詞鈔》《知過軒隨録》等多種。文廷式富藏書，所藏校本、抄本極多，有《永樂大典》百餘册、彭兆蓀《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手稿、《范石湖詩集》等罕見之本。事迹參見清胡思敬撰《文廷式傳》[33]、湯志鈞撰《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卷四《文廷式（一八五六—一九〇四年）》[34]等。此書另鈐有“易印漱平”白文方印。易漱平爲易培基之女，蓋易培基得文廷式之舊藏，後李宗侗夫婦承襲此書，再轉入本館者也。
3. 富藏《四書類》善本
本館藏有《四書類》善本古籍六十四種，係經部各類中數量最多者，爲《四書》學研究提供寶貴的研究資源。
尤可注意者，《四書類》善本古籍中頗多珍稀之本，已如前述。另《四書類》著作中，有可供研究與科舉用書有關之資料，亦足珍貴。例如本館藏有“221 《四書翼註論文》三十八卷，清張甄陶撰，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浙湖竹下書堂刻本”一書，此書在乾隆五十二年刻本之前，已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貴州刻本及四十二年（1777）閩中刻本二刻。此本書首載乾隆四十二年孟春張甄陶之自序云：“丙申（乾隆四十一年）秋，以病自黔歸，臨行，黔中藩伯鄭退谷先生取清本捐俸刊之，以公滇、黔二省學者。予篋中僅存初稿，恐其久而漶漫，因命兒子經邦重加編整，付之梓人。”此爲閩中刻本張甄陶之序也。又書首另載有清乾隆四十一年七月貴州布政使鄭大進（字退谷，1709—1782）所撰之序云：“黔中險遠，又土瘠，書籍流布特少，《四書》講章，士人所日習，多從蜀之重慶翻刻，綑載而來，所行《體註》《闡註》《述註》諸書，潦草淺謬，大有害於學者。得此書，亟爲黔士喜慰，得未曾有。亟謀梓行，以惠後學。”此乃鄭大進爲貴州刻本所撰之序。由鄭大進此序，可知乾隆時期貴州地區之舉業用書乃多從重慶翻刻之後再綑載而來，鮮有如張甄陶此《四書翼註論文》之刻於貴州省者。此段文字爲清乾隆時期四川、貴州地區科舉用書流通史留下極寶貴之資料，可供科舉研究者之取資。有關本館經部善本古籍在科舉相關研究上之價值，另參下節所述。
四、館藏經部善本古籍之學術價值
本館所藏經部善本古籍共二百八十四種，此近三百種古籍，除具有文物價值外，亦藴含重要之學術價值，極爲珍貴。分述如下：
（一）經學研究之價值
書籍爲學術思想之重要載體，經部善本古籍提供了經學研究豐富之資料。本館所藏經部善本古籍，其中有未見於他館收藏或版本較爲特殊者，於經學研究則尤具價值。舉例如下：
1《. 大易講義合參》不分卷
本館所藏“034 《大易講義合參》不分卷，佚名撰。清抄本”，此本《上經》《下經》半葉八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同。《上繫》以下，半葉十一行三十字，小字雙行同。卷端題“大易講義合參”，未題撰者名。
本館此抄本之内容與《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所收“《周易講義合參》二卷”同[35]，惟上海圖書館藏本（以下簡稱“上圖本”）《八卦取象歌》《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等六圖，本館此本無。又上圖本書首《八卦取象歌》標題下及《上經》卷端“周易講義合參”標題下皆鈐有“惠棟之印”白文方印、“定宇”朱文方印二印，未題撰者名；本館此本卷端“大易講義合參”標題下鈐有“易印漱平”白文方印，亦未題撰者名。上圖本蓋因鈐有惠棟之印，書首又有佚名題識，稱“惠定宇先生著《周易本義辨證》既成，復著《周易講義合參》。今《辨證》已刊板行世，《合參》衹有鈔本，而流傳亦希。此則先生之原稿。（下略）”故定爲惠棟撰。本館此本未題撰者名，而上圖本所謂“惠棟撰”之説又有可疑（詳下文），故此本定爲“佚名撰”。又此本避“玄”“弘”字諱，不避“寧”字，其抄寫年月雖不能確定，觀其字迹、紙張，當爲清代抄本，故定爲“清抄本”。
此本未標卷次，分三册裝訂。册一爲《上經》，含《乾》至《離》；册二爲《下經》，含《咸》至《未濟》。二册各自標示葉次，不相聯貫。册三爲《繫辭傳》以下，含《上繫》十二章，《下繫》十二章，《説卦》十一章，《序卦傳》上、下二篇，《雜卦傳》一篇，此册未標葉次。上圖本題“二卷”，不知何據，本館此本則依實際情况，題爲“不分卷”。
上海圖書館所藏“《周易講義合參》二卷”，舊以爲清惠棟撰。今人莊民敬撰《〈周易講義合參〉疑義辨析》一文[36]，從《易》學主張、惠棟著作署名體例及惠棟著作鈐印方式等方面，考辨其本非惠棟之著作，應是惠棟之藏書。今以本館此本與上圖本相對照，此本書名作《大易講義合參》，上圖本作《周易講義合參》，書名略異。又此本《上繫》以下，行款爲半葉十一行三十字，小字雙行同，與《上經》《下經》半葉八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同，行款有異；上圖本則《上繫》爲半葉八行二十四字，小字雙行同，與此本《上經》《下經》相同。此兩本行款有部分差異。另兩本在文字上亦間有差異，如《乾卦》卦辭“乾，元、亨、利、貞”，撰者解云：“兩乾相承，純陽用事，有周流循環、運无停機之象。故四德渾然，相爲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歛利以歸於貞。”末句“於”字，上圖本作“于”。再者，上圖本避“玄”字諱，“弘”字不避諱，本館此本則“玄”“弘”皆避諱。由上述兩本差異之現象推知，上圖本之抄寫年代蓋早於本館此本，然此本當非抄自上圖本，乃各自有其來源也。上述莊文曾指出上圖本之内容與舊題宋朱長文所撰《易經解》有密切關聯，兹不贅述。考此本與上圖本皆未題作者姓名，益可作爲上圖本非惠棟著作之佐證。
本館此《大易講義合參》抄本，可作爲考辨上海圖書館藏本“《周易講義合參》二卷”非惠棟稿本之有力佐證。其於經學研究，具有珍貴之價值。
2《. 春秋内傳古注輯存》三册
本館所藏“140 《春秋内傳古注輯存》三册，清嚴蔚輯。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嚴氏二酉齋刻本”裝禎合一册。框高17 厘米，寬13.2 厘米。半葉十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版心上鐫書名，中鐫卷次，下鐫“二酉齋”。
此書爲清嚴蔚所輯。書名《春秋内傳古注輯存》，“春秋内傳”者，謂《左傳》也。“古注”者，指漢儒之《左傳》舊注。“輯存”者，明此書爲輯佚之作。
本館此本爲《春秋内傳古注輯存》清乾隆五十二年二酉齋初刻本。除本館外，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等六館亦有收藏。另此二酉齋刻本尚有乾隆增補刻本，南京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等五館收藏。《續修四庫全書》嘗據南京圖書館藏本影印行世，題“清乾隆二酉齋刻本”，列入《經部》第一二三册[37]。
本館所藏此二酉齋初刻本與南京大學等館所藏二酉齋增補刻本爲兩種不同刻本。初刻本半葉十行二十一字，增補刻本半葉十行二十字，行款不同，且增補刻本之字體多據小篆字形而楷定，與初刻本之字體有異。另就内容而言，初刻本與增補刻本亦有簡、繁之異。
《春秋内傳古注輯存》二酉齋刻本存在初刻本與增補刻本兩種版本之異，初刻本刻於乾隆五十二年，增補刻本之刻不晚於乾隆五十三年（參本書志中之考辨，兹不贅述），欲探討嚴蔚之《左傳》輯佚之情况及成就，應注意此書前、後二種版本之差異及改變，惜今學者論考相關問題，徵引此書，多僅據增補刻本而論，而未及初刻本，實有未足也。本館此二酉齋初刻本，可供相關研究者參考，實具有經學研究價值。
3.《四書經註合參》三十八卷
本館所藏“207 《四書經註合參》三十八卷，清李沛霖、舒憼同撰。清雍正九年（1731）三樂齋刻本”，此書爲李沛霖、李禎兄弟所撰《四書朱子異同條辨》一書之補編，故書名葉鈐“條辨補編”四紅字。李沛霖於書首《四書經註合參序》中云：“雖愚《條辨》一書實能發朱子之意，然朱子所未及論者，猶畧焉而未詳，則尚缺焉而未密，不得不以六經之藴奥合朱子之菁華，神而明之，推而擴之，必求其至是而後已。此愚之志積十數年而未有逮者。適吾友舒子敬亭聞愚説而頗有合焉，遂相與遯跡山居，朝夕考辨，五年而後卒業。”此書乃取六經中之藴奥與朱《註》并載參觀，以補《四書朱子異同條辨》之未詳，故名《四書經註合參》，經者，六經也。李沛霖另尚撰有《四書諸儒輯要》四十卷（參見本書志199 條），其書則是李沛霖、李禎對《四書朱子條辨》之删簡改編本。
本館所藏此《四書經註合參》雍正九年三樂齋刻本，《四庫全書總目》[38]《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39]《無求備齋論語集成》[40]《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附古今四書總目》[41]皆未著録，聞見所及，尚未見他館著録，堪稱稀見。此書對於清代《四書》學之研究，有其珍貴價值。
（二）古籍版本研究之價值
本館所藏經部善本古籍，有版本較爲特殊值得留意者，極具版本研究上之價值，舉例如下：
1《. 尚書釋天》六卷
本館所藏“059 《尚書釋天》六卷，清盛百二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城書院刻本”書前有清乾隆十八年（1753）孟冬盛百二《自序》、乾隆庚辰（二十五年，1760）五月朱休承後序。書末有劉鳳翥跋。此本之刊刻，據盛百二門人劉鳳翥之跋中云：“柚堂先生《尚書釋天》初名《管窺》，恐或與古有同者，遂改今名。始於乾隆己巳，成於癸酉，而二十年來得間復以時修改。甲午春，先生來主任城講習，因得受而讀之，力請付梓，以惠後學。及開雕未半，得李子冠翼大翰嶺南書，云已刊於羊城。李子，秀水人，從先生受《書》者也。先生欲中止，羣謂板在南方，搆求不易，仍請始終成之，以慰學者之望。三閲月而工畢。恐兩本並行，字句偶有同異，啓後人之疑。翥亦與校讐之役，因附數言於卷尾。”考甲午當乾隆三十九年（1774），知此本乃於此年刻於任城書院。本館此本無書名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等館所藏本有書名葉，分三欄，右題“乾隆甲午夏”，中題“尚書釋天”，左題“任城書院開雕”[42]，所題與劉鳳翥跋文所述正合。另據劉跋，知李大翰在羊城（今廣州）亦另有刻本，其刊刻時間當與此任城書院刻本相近。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影印行世，其本書名葉左下題“李氏開雕”，又其本書首僅有盛百二《序》，而無朱休承後序與劉鳳翥跋，當即是劉跋所謂李大翰刻於羊城之本。惟劉跋云：“及開雕未半，得李子冠翼大翰嶺南書，云已刊於羊城。”雖未明言李氏刻本刊刻之年月，以理推之，當不早於乾隆三十九年太多，否則盛氏、劉氏師生應早有所聞。然《續修四庫全書》題李氏刻本云：“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八年刻本影印”，所言“乾隆十八年刻本”，蓋據書首盛百二《自序》所署之年而定之也，恐有未妥。
考任城書院刻本與羊城李氏刻本差異極大，其爲兩種不同刻本，至爲明顯。任城書院刻本爲匠體字，書首盛百二序，題“《自序》”，有乾隆二十五年朱休承後序，又卷六之末載有盛百二《補遺》。羊城李氏刻本爲寫刻體，書首盛百二序，題“《序》”，無朱休承後序及書末盛百二《補遺》。考蘇州圖書館及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本，其版式、内容同於羊城李氏刻本，然其書名葉則皆右題“乾隆甲午夏”，中題“尚書釋天”，左題“任城書院開雕”，此當是書坊取任城書院之書名葉置於羊城李氏刻本之首以欺讀者耳目也。蘇州圖書館題其本作“乾隆三十九年壬成書院刻本”[43]，臺灣大學圖書館題其本作“清乾隆甲午（三十九年，一七七四）任城書院刊本”[44]。蓋皆失察也。
本館所藏此任城書院刻本《尚書釋天》，其内容較羊城李氏刻本更爲完備，對於《尚書釋天》版本之研究實具有重要之價值。
2《. 周禮節訓》六卷
本館藏有“096 《周禮節訓》六卷，清黄叔琳撰，清雍正十年（1732）古音堂刻本”，《周禮節訓》一書，《四庫全書總目》入《經部·禮類存目一》，題“《周禮節訓》六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提要云：“國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録。是編名曰《節訓》，蓋節録而訓釋之也。經文既非完本，所輯註文又皆不著名氏，觀其自序，蓋家塾私課之本，故其凡例亦曰‘聊備兔園之一册云’。”[45]四庫館臣蓋以此書爲“家塾私課之本”，故僅入存目而不收録其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八十五册，曾影印“《周禮節訓》六卷”行世，題“［清］黄叔琳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46]。今考乾隆三十一年刻本，其卷端題“北平黄崑圃先生原本；雲間姚培謙鱸香重訂、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閲”，實爲清姚培謙重訂之本，非黄叔琳雍正原本也。其本書首姚培謙之自序云：“惟前輩少宰北平先生《節訓》一編，薈萃先儒解詁，間附心裁，曾授舍親張子今培昆仲付刊，僕亦與校訂，爲藝苑篋中之秘久矣。但《節訓》指點一二，譬如化工潤物成材者，自不煩言而涣然意釋，初學則未易及此。爰從枕葄餘閒，節採上均姜氏《輯義》與先生之旨相發明者，句疏而字解之，存諸家塾，聊狥子弟誦習之便，爲行文之一助云。”據此可知姚培謙重訂本書名雖仍題爲《周禮節訓》，其内容實乃取清姜兆錫（字上均）《周禮輯義》之文而成，其文字内容及體例與黄叔琳原本頗異，宜視爲二書。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録乾隆三十一年姚培謙重訂本，而書末所附則是四庫館臣爲黄叔琳原本《周禮節訓》所撰之提要，實相胡越也。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能據本館此本收録影印，則不致有此失也。本館此本提供更符合四庫館臣撰寫《存目》提要所據本之面貌，其於版本研究上具有珍貴價值。
3《. 春秋管見》四卷卷首一卷
本館所藏“155 《春秋管見》四卷卷首一卷，清瞿世壽撰，清乾隆香緑居刻本”，書首首有未署年陳祖范《春秋管見序》，次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瞿世壽《自敍》。次《凡例》，共三十六則。次世系圖，共有《周世系圖》及魯、蔡、衛、晋、曹、滕、鄭、吳、宋、齊、陳、楚、莒、許、邾、越等十六國之世系圖，世系圖版心皆鐫“春秋管見”。次《春秋年譜》，版心中鐫“春秋年譜”，下鐫“香緑居”。次本文四卷。此本《四庫全書總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俱未著録。除本館外，另中國國家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亦有收藏。此外，中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清陳鍾英抄本，惟其本卷數爲八卷。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經部》著録“0180 清稿本春秋年譜”一部，書志云：“《春秋年譜》不分卷，清瞿世壽撰。稿本。二册。紅格，半頁十九行，四周單邊，白口，單魚尾。版心中刻‘春秋年譜’，版心下刻‘香緑居’。前有康熙三十一年瞿世壽自序；《凡例》三十六則；《春秋世系圖》……按，此本有兩人筆蹟。今暫按原著録作稿本，蓋因其用瞿氏‘香緑居’稿紙書寫瞿氏自序也。參見沈津《書城挹翠録》。然細審之，自序并未言及編撰名曰《春秋年譜》之書，反倒是與《春秋管見》有關。及檢閲《經義考》，方知此文果爲‘瞿氏世壽《春秋管見》十三卷’之自序。以瞿氏《春秋管見》自序，移冠‘瞿氏《春秋年譜》’卷首，宜非瞿氏自爲。如是，則其爲稿本亦可疑矣。”[47]另書志叙述“瞿世壽”生平時云：“自序末有墨筆描摹印章三方，曰‘臣世壽’‘修齡’‘江湖散人’。”[48]案：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本“清稿本春秋年譜”，持與本館此“《春秋管見》四卷首一卷”刻本相校，諸多特徵皆相符，本館此刻本瞿世壽《自敍》末亦鐫有“臣世壽”“修齡”“江湖散人”三印，疑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稿本中之瞿世壽《自敍》《凡例》《春秋世系圖》等部分實爲抄本，乃抄自此《春秋管見》香緑居刻本也。若得本館此《春秋管見》香緑居刻本完本而考之，則於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抄本版本之研判，或有助益也。
（三）藏書印之價值
本館經部善本古籍中，可見到極多珍貴之藏書印，這些藏書印，不僅可提升本館善本古籍之文物價值，另在藏書印之研究上亦極具價值。
本館二百八十四種經部善本古籍中所鈐之藏書印，其印主可考者約五十餘家。其中清初至乾隆期間之名家計有顧祖禹、王士禎、曹寅、吳翌鳳、宋鑣、百齡（1748—1816）、倪模等人。清代中晚期至民國期間之名家計有吳式芬（1796—1856）、莫友芝、莫彝孫（1842—1870）、呂海寰、莫繩孫（1844—？）、王懿榮、王守訓（1845—1897）、柯逢時（1845—1912）、沈曾植、吳引孫（1851—1921）、文廷式、蕭敷政（1866—1921）、徐乃昌、盧弼（1876—1967）、易培基、余嘉錫（1884—1955）、裘文弨、李宗侗（1895—1974）等人。以藏書印出現之次數而言，徐乃昌與李宗侗之鈐印皆嘗出現於十三種書中，爲全體之冠。有部分藏書印（如曹寅、莫友芝、徐乃昌）前人已多論之[49]，兹不再細述，僅提出幾方較特殊之鈐印略作介紹：
1. 珊瑚閣珍藏印
本館所藏“076 《毛詩明辨録》十卷，清沈青崖撰。清乾隆十三年（1748）毛德基刻本”，此本鈐有“珊瑚閣珍藏印”朱文長方印。此印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三等皆以爲乃清納蘭成德之藏書印，後經楊紹和、潘祖蔭等人對宋本《咸淳臨安志》中鈐印之考訂，知當爲清百齡之印。另參見鄭偉章《文獻家通考（清——現代）》[50]。
百齡（1748—1816），字菊溪，張氏，清漢軍正旗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
進士，歷任山西學政、江南道監察御史、湖南按察史、雲南布政使、廣西巡撫、廣東巡撫、兩廣總督、刑部尚書、兩江總督等職。嘉慶二十一年（1816）卒，諡文敏。著有《守意龕集》。室名有“珊瑚閣”“守意龕”等。事迹見《清史列傳》卷三十二、《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三。此印鈐於清乾隆十三年毛德基刻本《毛詩明辨録》，考納蘭成德卒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知必非納蘭氏之鈐印也。
此印亦屢見於他館藏本中，如中國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乾隆帝敕編《御選明臣奏議》，清乾隆抄本；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宋胡仔輯《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清乾隆六年（1741）楊氏耘經樓刻本等，二書亦皆鈐有此印，二書抄刻年代亦皆在乾隆年間，益可證此印非納蘭成德印也。
2. 風樹亭藏書記
本館所藏“087 《詩外傳》十卷，漢韓嬰撰。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後印本”，此本鈐有“風樹亭藏書記”朱文長方印，此爲易培基之藏書印。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號鹿山，湖南善化（今湖南長沙）人。畢業於湖南方言學堂，早年曾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曾任黎元洪秘書，湖南高等師範學堂、長沙師範學校教師，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教育總長、故宮博物院院長等職。後因“故宮盜寶案”，蒙冤去職，移居天津，轉至上海租界。一九三七年九月病逝於上海，年五十七。生平事迹參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51]等。因易培基出生之故居位於長沙南門外白沙井楓樹亭，故其用箋印有“風樹亭”三紅字，藏書印有“風樹亭藏書記”“風樹亭收兩漢六朝碑志”等印。易培基藏書後歸其女易漱平、女婿李宗侗所有。此本另又鈐有“李宗侗藏書”朱文長方印。
本館所藏，另“129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六卷，宋呂祖謙撰，明陶珽輯，明宋鉞校。明崇禎刻本”及“142 《春秋穀梁註疏》二十卷，晋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明嘉靖李元陽刻本”二書亦皆鈐有此印。
3. 新建裘文弨字伯弓藏書之印
本館所藏“158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春秋輿圖》一卷《附録》一卷，清顧棟高撰。清乾隆十三年（1748）至十四年（1749）顧氏萬卷樓刻後印本”，此本鈐有“新建裘文弨字伯弓藏書之印”朱文方印、“伯弓生平篤好”朱文方印、“曾在伯弓處”白文方印、“伯弓戊午以前所得”朱文長方印、“新建裘文弨藏書”朱文長方印諸印，皆爲裘伯弓之印。裘文弨（1890—1976），字伯弓，江西新建（今屬江西南昌）人，清乾隆名臣裘曰修（1712—1773）之後裔。早年畢業於青島大學。曾任職於交通部，抗戰期間執教於重慶，後返北京，任職材料工業部。一九五六年受聘至長春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任教，東北人民大學後易名爲吉林大學，曾在吉林大學圖書館特藏室作古籍鑑定工作。爲著名之版本學家、書畫鑑賞家。著有《裘伯弓手稿》，未發表。張伯駒（1896—1982）《春游瑣談》[52]載録張氏居長春期間與于省吾、羅繼祖、阮鴻儀、裘文弨、單慶麟、惲寶惠諸人，每周一會所談之文。其中收有裘文弨文十三則，可參看。
（四）其他學術價值
本館經部善本古籍，除了上述經學研究、版本研究、藏書印研究之價值外，尚有其他學術價值，舉例如下：
1《. 四庫》學之研究價值
本館所藏“126 《琴旨》二卷，清王坦撰。清乾隆王氏素堂刻本”，此書《四庫全書》收録，入《經部·樂類》。《四庫全書總目》題“《琴旨》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提要云：“自來言琴律者，其誤有五……惟《御製律呂正義》一書，考定詳明，發古人之所未發。坦作是書，一一本《正義》之旨，而反復推闡……於《正義》諸圖説尤能精思闡發，在近時言琴諸家，可謂不失其宗者矣。”[53]四庫館臣對《琴旨》一書，頗加肯定。
今比對本館此乾隆王氏素堂刻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發現刻本書首程夢星《琴旨序》、畢夢魁《琴旨序》、王坦《琴旨自序》《琴旨目録》及書末王坦《琴旨自跋》等文，《四庫》本皆缺未録。《四庫》本另於書首冠乾隆帝《御製乙卯重題朱載堉〈琴譜〉並命入〈四庫全書〉以示闢識事》及附録《内廷翰林等攷據琴譜指法按語》。
尤可注意者，四庫館臣收録《琴旨》時，對《琴旨》原文嘗有改動。《四庫全書》本卷下《有詞無詞説》篇之末，四庫館臣注云：“謹案：此條原文泥‘笙詩無詞’之説，誤以‘無詞之譜’爲是，又拘於俗工指法，誤疑一字一彈之不成聲，不知欽定《中和韶樂》正一字一彈，全遵古制，而 御題朱載堉《樂書》諸篇，於古樂、俗樂尤剖析詳明，謹推衍 聖訓，爲改正其文，俾後世無惑焉。”[54]今若未比對《琴旨》原書，恐不易瞭解《有詞無詞説》此篇四庫館臣改易之詳情。今考本館所藏此本《有詞無詞説》篇，其文與《四庫》本大異，主要觀點完全相反，正保存未被删改前之原貌。如其中云：“若但取古人之詞，一字配以一聲，如趙彦肅所傳《十二詩譜》者，本未見其必然”，“且三百篇中，笙詩六篇本無詞”。其論點皆與《四庫》本異。四庫館臣肯定王坦《琴旨》此書之價值，謂“在近時言琴諸家，可謂不失其宗者矣”。然爲符合乾隆帝聖意，對其中《有詞無詞説》篇則“謹衍聖訓，爲改正其文，俾後世無惑焉”。《四庫》本此篇之文，其論點竟與王坦原書完全相反，此材料可供《四庫全書》研究學者之取資，以作爲考察《四庫全書》删改底本現象之一助也。
2. 科舉相關研究之價值
四庫館臣對科舉用書評價不高，故多删汰不録。《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二》之末云：“蓋自高頭講章一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併朱子之《四書》亦亡矣。今所採録，惟取先儒發明經義之言，其爲揣摩舉業而作者，則概從删汰。”[55]又《經部·四書類存目》之末云：“案：古書存佚，大抵有數可稽，惟坊刻《四書》講章，則旋生旋滅，有若浮漚；旋滅旋生，又幾如掃葉，雖隸首不能算其數。蓋講章之作，沽名者十不及一，射利者十恒逾九。一變其面貌，則必一獲其贏餘；一改其姓名，則必一趨其新異……如斯之類，其存不足取，其亡不足惜。其剽竊重複，不足考辨；其庸陋鄙俚，亦不足糾彈。今但據所見，姑存其目，所未見者，置之不問可矣。”[56]然因時代之變遷，今日對科舉用書之價值已有不同於四庫館臣之看法。本館經部善本古籍中有爲數不少之舉業用書，其中藴藏極多與科舉研究有關之寶貴資料。例如本館所藏“110 《閻紅螺説禮》三十三卷，明閻有章撰。明崇禎九年（1636）刻本”，閻氏撰作此書，主要在補元陳澔《禮記集説》之不足。其書所載《禮記》經文，皆全載而不删。書首《説禮凡例》第三則云：“見坊間所行《摘註》《導窾》等書，每於本經任意芸薙，是大罪過。邇來，士子哆口六經，自居博洽，乃本經先無完膚，疎陋可醜，孰愈於此？余勸後學，若苦此經之繁，寧改習他經，初勿如緇、黄二流，第爲求食計，不顧二師本末也。”由閻氏此處所述，知明季舉業用書中有將經文任意删削者，蓋因部分篇章，爲考題所不及，故坊本舉業用書乃删去不刻，遂成節本[57]。此類資料，可供學者研究舉業用書之參考。
3. 紙廠印記之研究價值
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時見鈐有紙廠印記，此類紙廠印記乃鈐於古籍未被印刷或書寫前之紙張上，屬於紙張生産階段之鈐印。紙廠印記在版本鑒定及造紙史研究等方面，具有極高之價值，值得學者作深入之研究[58]。
本館經部善本古籍中，屢見鈐有紙廠印記，透過本書志對這些紙廠印記之記録，可提供未來學者研究紙廠印記之材料。例如本館所藏“007 《九經補註》八十七卷，清姜兆錫撰。清雍正、乾隆間寅清樓刻乾隆印本”。書中鈐有“邱廣達號”長方形紅印，又鈐有藍、紅色帶有“廣”字殘形之長條形印記，由此兩印記之對照，可以推斷此藍、紅色帶有“廣”字殘形之長條形印記乃是“邱廣達號”紙廠印記之殘留，此可爲紙廠印記之確認提供寶貴資料[59]。又如本館所藏“179《朱子四書或問小註》三十六卷，舊題宋朱熹撰，明徐方廣增註，清陳元燮輯定，清陳嘉穀校，清張世榮參訂。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此本書名葉欄上題“康熙壬午年鐫”。壬午爲康熙四十一年。考此本卷三葉二十右面鈐有藍色長條形紙廠印記，可證在清康熙年間之刻本上已確定鈐有此類紙廠印記，可爲考察清代紙廠印記出現之時代提供寶貴資料。其他又如本館所藏“246 《古經解鈎沉》三十卷，清余蕭客撰。清乾隆刻本”。此本卷四葉四右面鈐有朱文長方形紙廠印記，中殘存“福建熊正發／精造各色剔”等字，此印記可作爲研究紙廠印記所鈐紙張生産地域之材料。
五、小結
以上將本書志略作介紹，以供讀者參考。書中引述《四庫全書總目》之文，概以中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爲據，若有特殊之處，則加以注明。另引據他書，爲免繁瑣，多不具載版本，統列於書末《引用書目》中。本書志之撰作，前人成果沾溉助益極多，衷心感謝。惟書志中疎誤難免，尚祈方家賜正爲禱。
張寶三
二〇一九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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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見嚴佐之《“哈佛模式”：關於美藏漢籍目録現狀的思考——兼評〈美國哈佛大學 哈 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書目季刊》第三十五卷第二期，頁15，臺北：書目季刊社，2001年9月。
[②]王重民輯録、袁同禮重校《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録》，美國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1957年。
[③]顧立雅（Herrlee G. Creel, 1905—1994），美國芝加哥人，芝加哥大學博士。曾於1930-1932 年赴哈佛大學進修，1932—1935 年赴中國北京留學，從北平圖書館金石部主任劉節研究中國古文字學、甲骨文及金文，并數度赴安陽參觀殷墟考古發掘。1936 年回美，受聘爲芝加哥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系及歷史系講師，此年遠東圖書館設立，擔任首任館長。1937 年升任助教授，1940年任副教授，1949 年任正教授。1954—1962年曾任東方語言文化學系及其後改組之遠東語言文化學系主任。1973 年退休。著有《中國世界觀的演進》（博士論文）、《中國之誕生：中國文明的形成期》、《孔子：其人與神話》、《中國思想：從孔子到毛澤東》、《什麽是道家？及其他中國文化史研究》、《中國政制的起源：西周王朝卷》等書。生平事迹參見錢存訓先生撰《記美國漢學家顧立雅教授》，收入《中美書緣》，臺北：文華圖書管理資訊有限公司，1998 年。
[④]沈津《聚典籍精華，滙中西學術——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的善本特藏》一文中云：“經部圖書如此豐富，且不乏孤槧，洵爲全美第一。”見《書城風弦録——沈津學術筆記》，頁34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⑤]見沈津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序》，頁5，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⑥]見蘇州圖書館編《蘇州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提要·經部》，頁110，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案：此處引韓愈詩，其中“獨抱遺經究終使”句，“使”字韓詩原作“始”，此誤引作“使”。
[⑦]參見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7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
[⑧]詳見書志中所論，兹不具述。
[⑨]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爲儒家經典及道家《老子》《莊子》二書作音義，其書原本單行。南宋時期，乃將《經典釋文》各經音義各自别出，附入各經注疏中。因注疏本與《經典釋文》所據本經、注文字未必相同，時有枘鑿，於是有改《釋文》文字以從《注疏》本者，遂失其真。故欲探討《經典釋文》之文字爲何，應依據原單行本之《釋文》，方不致如乾嘉學者或僅據《注疏》本中所附之《釋文》以論之而生錯誤。
[⑩]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頁2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僅著録南京圖書館、廣西師範大學圖書館二館收藏。
[12]見沈津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經部》，頁212。
[13]詳參書志内考訂，兹不細論。
[14]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頁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5]見錢存訓《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頁45，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16]見錢存訓《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頁46。
[17]有關顧子剛之生平事迹，參見趙愛學、林世田撰《顧子剛生平及捐獻古籍文獻事迹考》，《國家圖書館學刊》2012 年3 期，2012 年6 月。
[18]本館所藏“172 《孟子讀法附記》十四卷，清周人麒撰。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六册”一書中，第一册之末，夾有一紙，爲“富晋書社”圖書編目稿單，上載此書之書名、著者、刊本、紙類等内容，編目單左下印有“富晋書社編目稿”七紅字，知此書嘗經“富晋書社”經銷。
[19]本館所藏“149 《春秋胡傳翼》三十卷，明錢時俊撰。明刻本”一書，書中夾有一長方形紙條，右上鐫“寶墨樓藏書”，中手書“春秋胡傳翼”五字，左上題“共六册函”（“六”字手書，餘鐫刻，“册”與“函”間空白無字）。由此可知此書嘗經“寶墨樓”收藏。
[20]本館所藏“151 《麟旨定》十二卷，明陳于鼎撰，明張我城參，明史順震等校。明崇禎刻本。六册”一書，書中夾有一長條黄色綿紙，上由右至左手書三行字：“12.春秋麟旨定／八册／文滙閣。”由此可知此書嘗經“文滙閣”經銷。原爲八册，本館所藏現爲六册，乃經改裝矣。
[21]本館所藏“209 《四書讀註提耳》十九卷，清耿埰撰。清乾隆元年（1736）屏山堂刻本。十四册”一書，第一册之末夾有一長方形綿紙條，上手書“四書提耳／一册計十四册／八元”三行，下方鈐有“直隸書局”朱文長方横印，知此書嘗經“直隸書局”經銷，價錢八元。惟“一册計十四册”，當係“一函計十四册”之筆誤。
[22]本館所藏“078 《詩考異補》二卷，清嚴蔚撰。清乾隆嚴氏二酉齋刻本”、“107 《禮記日録》三十卷《圖解》一卷，明黄乾行撰。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鍾一元刻本”二書，皆鈐有“子剛經眼”朱文方印，知此二書嘗經顧子剛收藏。
[23]見錢存訓《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頁45—46。
[24]九種爲：“013 《周易傳義》十卷”“017 《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067 《詩集傳》二十卷《詩序辨説》一卷《詩傳綱領》一卷《詩圖》一卷”“128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附《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177 《四書集註》三十卷”“230 《四書圖考集要》五卷”“261 《廣金石韻府》五卷”“269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276 《重訂直音篇》七卷”。
[25]錢存訓先生《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中云：“（前略）因爲當時國内貨幣與外幣的兑换率很低，一般清刊本每册平均不足美元十分，這樣低的書價一直到一九五○年代末期由我經手採購時，仍然相差不多。甚至一九六○年代臺、港、日本等地的明刊本，每册平均不過二至四美元。”（頁47）可見錢先生任館長期間，仍不斷購入古籍。
[26]見錢存訓《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頁50。
[27]李宗侗《李宗侗自傳》，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28]收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遨遊於歷史的智慧之海：臺大歷史學系系史》，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2 年。
[29]易漱平爲易培基之女，參見白瑜《湖南第一師範與校長易培基》文中所述，文刊臺北《傳記文學》第28 卷第5 期（總168 期），1976 年5 月出版。
[30]據劉錚雲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前言》中提到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綫裝書有五大來源，其第五項爲一九六八年洽購李宗侗散出之善本書，其中以清代學者抄本居多。由此可知李宗侗亦嘗把一部分善本古籍出讓給傅斯年圖書館。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書首，頁2，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
[31]見《近代人物年譜輯刊》，收入《民國文獻資料叢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
[32]《“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志·經部》著録“00178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綱領一卷讀春秋偶筆一卷輿圖一卷附一卷”一書，書中鈐有“呂海寰印”朱文方印、“大司空”白文方印二印，亦爲呂海寰之藏印，見該書頁204。
[33]見閔爾昌編《碑傳集補》卷九，頁18—19，收入《清碑傳合集》第四册，上海：上海書店，1988 年。
[34]見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頁297—308，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增訂本。
[35]見《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第一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
[36]文刊沈乃文主編《版本目録學研究》第六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6月。
[37]見《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一二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8]清永瑢、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1983年。
[39]《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經部》，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0]嚴靈峰編《無求備齋論語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年。
[41]“國立編譯館”主編《新集四書註解群書提要附古今四書總目》，臺北：華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42]見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尚書釋天》六卷，清盛百二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城書院刻本。”索書號：T335/7111。
[43]見蘇州圖書館編《蘇州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提要·經部》，頁36，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案：《蘇州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提要·經部》撰者蓋誤讀“任城”作“壬成”，故題爲“乾隆三十九年壬成書院刻本”。
[44]見臺灣大學圖書館編輯，周駿富審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增訂善本書目》，頁24，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2011 年。
[45]見清永瑢、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23，頁19。
[46]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八十五册，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47]見沈津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經部》，頁136—138。
[48]見沈津主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經部》，頁137。
[49]參見林申清編著《明清著名藏書家·藏書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 年。
[50]見鄭偉章《文獻家通考（清——現代）》，頁486—487，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51]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頁86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52]張伯駒編著《春游瑣談》，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年。
[53]見清永瑢、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八，頁42—44。
[54]見清王坦《琴旨》卷下，頁6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 年。
[55]見清永瑢、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頁39。
[56]見清永瑢、紀昀等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六，頁57—58。
[57]另參見侯美珍、彭醴璃《明代〈禮記〉科舉用書之删經現象研究——以楊鼎熙〈禮記敬業〉爲討論中心》，《書目季刊》第四十九卷第二期，臺北：書目季刊社，2015 年9月。
[58]相關之論述，參見拙作《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臺大中文學報》第三十九期，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2 年12 月）、《紙廠印記在清代中文善本古籍版本鑑定之運用》（《“國家圖書館”館刊》2015 年第二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15 年12 月）二文所論。
[59]拙文《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鈐紙廠印記研究》第二節《紙廠印記之確認與考證》中嘗以臺灣大學圖書館藏《通志堂經解》中所鈐之紙廠印記作相關考證，芝加哥大學圖書館《九經補註》所鈐此紙廠印記正可作爲另一佐證。
凡例
一、本書志收録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庋藏之中文善本古籍，以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之刻本、活字印本、稿抄校本爲主，嘉慶元年（1796）以後具有特殊文獻價值、版刻特點之刻本及稿抄本等，亦酌予收録。
二、本書志分經、史、子、集、叢五部，各部之下再分小類。分類及排列次序，大體依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三、各條目順序編號，以完整書名爲標題，并標明本館索書號。
四、每一條目分爲著録、考訂、存藏三部分。著録部分旨在反映原書面貌及特徵，包括書名、卷數、著者、版本、批校題跋者、存卷、册數、版框尺寸、行款，以及卷端著者、書名葉、牌記、原書序跋、凡例、目録等。考訂部分簡述著者仕履、成書情况，記録避諱字、刻工、紙廠印記等。存藏部分概述各地藏書機構收藏情况及鈐印。各項所述，根據實際情况酌予增損。
五、書名依據卷端著録。如别有所據，則予以説明。
六、版框、行款之描述，以半葉爲單位，以卷一首葉爲據，如有殘缺、抄配等情形，則順序擇取次卷首葉。版框量取外框尺寸，框寬量至版心摺葉處。無版框者，不記尺寸。
七、凡魚尾爲黑色者，不再標示顔色。如爲白魚尾、花魚尾、綫魚尾等，則予以説明。
八、卷端之撰者、編校者，若爲多人并列，概不分主次，由右至左依序著録。
九、書名葉信息完整反映，以資辨别版本。無書名葉者，不再注明。
十、原書序跋注明撰寫時間、撰者。有標題者，録於書名號中；原無標題者，則統稱列於書前者爲序、書後者爲跋。無撰寫時間者，注明“未署年”。
十一、簡述著者仕履，并注明所據之史傳、方志等資料。同一著者再次出現時，標示參見某書，不再重述。
十二、刻工按書中出現先後排序。刻工名有全名、簡稱之異，如可判定爲一人，則在首次出現之姓名後括注其他名稱，如“柏（劉柏）”。
十三、卷端、書名葉、序跋、刻工等處如有異體字，儘量使用原書字形，以資考訂。殘字、未能釋讀之印文，以“□”標示。如原文有訛誤等情况，則隨文括注按語。原書有以“挪抬”“平抬”表尊敬者，今皆以空一格標示。書中原或用小字，因排版不便，則概未標示。
十四、紙廠印記有助於版本考訂，據書中所見酌加著録。
十五、鈐印文字依由上至下、由右至左順序釋讀。可考印主之印章，依遞藏先後著録；不可考之印章，依在書中出現順序排列。
十六、存藏情形據知見所及，依中國（大陸、臺、港）、北美、歐洲、日本、韓國等順序，酌加概述。
十七、書末附録書名筆畫索引、書名拼音索引、著者筆畫索引、著者拼音索引、版本索引、館藏索書號索引。
后记
二〇〇二年八月，余得臺灣大學與芝加哥大學兩校交流計畫之助，至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訪問研究一年，實際接待之學術單位爲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此年，恰值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赴上海復旦大學研究，乃多蒙東亞系主任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細心照拂。在芝加哥大學一年，因無教學任務，得以從容出入圖書館，恣意瀏覽，頗爲快意。其間，幸得拜見心儀已久之錢存訓先生，奉手請益。更蒙錢先生俯允，以“訪錢存訓教授談中國書籍史之研究及治學方法”爲題，進行數次訪問。訪問稿後刊登於臺北《漢學研究通訊》2003 年第2 期，并嘗經多家刊物轉載。二〇〇三年七月，訪問期滿束裝將歸之際，承蒙東亞圖書館周原館長自館藏線上目録下載經部善本目録資料相贈，竟成爲本書志撰作之種因。
二〇〇九年八月，余受美國傅爾布萊特基金會“資深學者”研究獎助項目（Senior Fulbright Research Grants）之資助，再度赴芝加哥大學研究，從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經部善本書志》之撰作。此項目之申請，承蒙錢存訓先生、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鄭炯文館長、夏含夷教授三位著名學者之推薦，幸得成行，益加珍惜。當初發想作此項目，嘗受到嚴佐之先生之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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