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 2015 年首次刊载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经授权发表于灯塔学院

这是我在纽约的第 2 个月。

冰淇淋、放在冰桶里的无数支啤酒、十几种不同牌子的气泡饮料、无限量供应的披萨、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串在木签上的奶酪，以及一个紧接着一个的“专业指南会”、“课程指南会”、“奖学金指南会”、“双学位指南会”、“学院社交晚宴”、“专业社交晚宴”、“行业社交晚宴”、“含酒精社交晚宴”，这就是我在美国研究学院开学之前，长达四天的新生入学季。

早晨八点出门乘坐地铁，晚上十点回到我的公寓。距离公寓四五条街之外，是被称为世界心脏的时代广场。每晚回家的路上，我都可以看到巨大的宣传板通宵播映着金发女郎的腰肢、香槟、海滩和应有尽有的美食，耀眼妩媚的霓虹灯、明亮的宣传板和高档餐厅的璀璨灯箱彼此交叠彼此的强烈色彩。摩肩接踵、繁华喧嚣、狂热的游人、眼花缭乱的广告和琳琅无穷的商品，整条街道像是一条呼啸而过的金色河流，将一切裹挟在其中。

每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都会经过七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从百老汇大街往东折过，穿过霓虹灯、广告牌和高档餐厅，我的公寓就在 51 街上。这七个流浪汉在 51 街狭窄逼仄的人行道上，彼此之间隔着五六米的距离，大多数时候以虾的形状蜷缩着，有时候背对着人行道像是胶带一样紧紧贴着斑驳的墙在睡觉，偶尔靠着墙盘腿坐着。

我经过的第一号有一对灰色的瞳孔和一双红色的运动鞋，第二号有强壮的手臂和密密麻麻的纹身，第三号像是年轻疲惫的背包客，第四号卷曲的头发黏在头皮上，第五号是一个年迈的老人，第六号似乎永远都在睡觉，第七号穿着过于紧身的T恤。

他们大多有一个满满当当的背包，里面装着被子，可能有一件换洗备用的衣服，有的人还会带上一个可以折起来的薄床垫。这七个流浪汉中，只有一号一个人睡在地上：三号睡在几张折叠铺成一米多长的大报纸上，四号睡在一块原先可能是夹在沙发里的褪色海绵上，五号睡在一个像是放大版本火柴盒的破旧纸箱里，七号则睡在一块儿体面的床垫上。

每天晚上从 51 街的人行道匆匆走过的人，和 51 街上的这七个流浪汉只有半个手臂的距离，如果一对情侣并排经过，稍不注意走偏，就可能会踩到一号的小腿，或是三号垫在身下的报纸。

我没有见过他们向来往的过路人乞讨，他们甚至没有一张写着“请给我一点钱”，或是之类的硬纸板，也没有用来装零钱的小罐子。晚上大多数时候，他们就坐在那里，或是靠着墙边睡觉，很少的时候，我会遇见他们和彼此聊天。

他们存在，但不闯入你的世界。换句话说，如果你打算装作他们是透明的，你要做的只是在经过的时候抬起头，眼睛只往前看，心里想一点别的什么事儿就好了。

这让我想起住在北京三里屯时街边的乞丐。在白天的时候，你见得到他们，到了夜里却都不见了。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以惊人难过的姿势跪在天桥上、持续不断响亮地用头叩响水泥路、用手硬生生抓住游客的腿、向过往人群展示断肢的截面或裸露出畸形的躯干。

唯一一次，我见到七个流浪汉站了起来，是在一个下班高峰的下午。他们整齐地排成一条稀稀落落的队伍，在一个写着“美好福利”的小型客车前领取着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免费食物。我不知道他们领到的食物是什么，也没有试着跟着队伍凑上前去看上一眼。

从学校的晚宴回家的时候，有时我会带一块吃剩的披萨，一罐冰水或者一盒免费发放的饼干，路过他们的时候，放在其中一个的手边。他们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话，诸如“谢谢你”，或者其他的什么，有时候他们会抬头看看我，点点头，有时候没有。

几十米之外，璀璨绚丽的灯光把纽约的黑夜照射成白昼，世界上一切的缤纷颜色都在那里。而在 51 街我的家门口，七个流浪汉久未清洗过的破旧衣衫散发出浓烈的腐朽气味，像是一个夸张吊诡的譬喻。

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讲过一句话。

迪伦有一张希腊雕像一般美丽的脸。他的眉毛弯弯地舒展着，在面无表情的时候，脸上也带着一点儿毫不在乎的笑意。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街区”，迪伦说，他的声音轻快，叫人忍不住想要听他多讲上几句，不管讲些什么都行，“有很漂亮的棕榈树，就在这边。这边很安全，而且又安静，风不是很烈，而且街角就有一个 CVS 零售店，操，这边多漂亮啊。”说完，迪伦举起地上的水瓶，骄傲地灌了一大口。

迪伦是一个无家可归者，虽然他自己不太承认这一点。“我喜欢光着脚，可不幸的是，这个社会就是有这么一个强行的规定，要求人穿着鞋子走路。这是一件我没法完全理解的事。”他光着脚，穿着领口过低的衬衫，一条薄薄的短裤，住在大街上。

迪伦二十二岁，年轻的时候贩过毒，如今仍然喜欢海洛因，但据他说，“我可以用意志的力量克服对它的上瘾”。你很少见到迪伦的脸上没有笑容，好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迪伦眼里都有趣极了。

迪伦还是一部未出世的纪录片 There is No Time 的主角（本文写作于 2015 年，如今这部纪录片已经改名为I am Another You全球上映，在各大平台均可观影，并获圣丹斯奖项）。这部还没有公映的纪录片讲述了无家可归者迪伦的街头生活。

“我在一次背包旅行的时候遇见迪伦，”导演 Nanfu 告诉我，“你知道，背包客大多脏兮兮的，我也背着包，他也背着包，我们边走边聊了一路，我竟然都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无家可归者。”

在 Nanfu 给我分享这部粗剪完成的片子素材时，我也时常会忘记迪伦的身份。

“我观察着身边所有的人，想象他们的内在、他们的激情、他们奇异的举止，而我也被如此观察着。在这样的状态里，时间是不存在的，我可以少一点在乎。我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今天就是明天。我不被手腕上的表所操纵，也不为周一的工作日所紧张，这些都无关紧要。”

在公共巴士上的人，餐馆里的顾客，其他的无家可归者以及在等车的妇女，他们喜欢和迪伦讲话，听迪伦用一种极为自信又沉静的口吻为自己的流浪辩解。在迪伦的哲学里，他好像是杰克凯鲁亚克时代的一个践行者，一个没有人可以对话的异常生物。有的人最后给了迪伦几块钱，有人给迪伦留下了私人电话，甚至有人怀着不同的目的，邀请迪伦去自己家里的沙发住上一晚。

作为观众，从仅传达视觉的镜头里，你很难不爱上迪伦和他的街头探险：一个夜里偷偷睡在船上的流浪汉把自己得到的披萨和酒分享给迪伦，一个喜欢讲大道理的男子粗暴地对迪伦说“我和你的区别，就是我住在公寓里，而你睡在街上”，一个同性恋者邀请迪伦回到家里，喝了酒，抽了水烟，还看了一场电影。

但这仅仅是迪伦一年流浪生活的一个微小片段。在 Nanfu 的硬盘里，还有超过 700 个 GB 的拍摄素材等待被分拣润色，成为最终正片的一部分。“这是个诚实的故事，有关人与人性”，这是 Nanfu 对自己纪录片的评价。

Nanfu 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学院办公室担任多媒体专家。从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之后，她成了一名纪录片导演。在那次背包旅行遇见迪伦之后，Nanfu 决定拍摄这部纪录片。

为了体现迪伦的视角，首先需要成为迪伦。她在旧货商店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背包，开始和迪伦一块儿在街头流浪。

“人生第一次，我从街边的垃圾箱里找食物吃，夜里在桥下睡觉，钻进灌木丛，爬过铁栅栏。我在公共盥洗室里洗澡，从陌生人手上拿到过 20 块钱，和形形色色的无家可归者交上朋友。”

就这样，Nanfu 在街上度过了三个月无家可归的日子，拍下了迪伦最真实的人生故事。在 Nanfu 的日记里，她写，“白天，是由与陌生人的无数次相遇构成的，每一次相遇，都会带给我灵感和全新的想法；夜晚，是雨水、洒水器、警察、保安和街头混混的碎片。”

在关于无家可归者通常意义的描述里，迪伦好像是一个异常值。他年轻漂亮，魅力十足，敏感却又格外乐观，甚至看起来也不那么脏。在某一些瞬间，你被他的故事深切吸引，却忘记问上一句，“迪伦，你，为什么会在街上流浪呢？”

纪录片中最令我动容的一个片段，是深夜睡着了的迪伦。

光暗了下来，迪伦穿着帽衫，垂头坐在地上，投射出单薄的影子。他用工地废料拼搭出的临时睡眠空间好像一只破破烂烂的火柴盒，他试图躺上去。先是侧躺，而后平躺，腿缩起来，又伸开。

我抵达美国的 2015 年，纽约市的无家可归者数量达到了自大萧条以来的顶峰。

据无家可归者联盟(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统计，纽约市记录在案的无家可归者有 60352 人，其中的 25000 人是儿童。

《纽约客》杂志上一篇叫做《隐城》的报道里生动地描述，“洋基体育场有 50287 个座位，供你前往观看棒球。如果全纽约市的无家可归者全都去到那儿聚会，他们中的好几千人就只好站着了。”

安置流浪汉，成了最常被提及，又最易被忽略的社会议题和政治议题。曾经获得过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中心资助的公益组织 Picture the Homeless 打出了这样的旗号：“别只是把我们作为话题。跟我们聊聊天吧。”

造成无家可归者的原因极为复杂，在图书馆的数据库里，你可以看到超过 40 多页的文献研究和书籍资料条目。但在一切错综复杂的原因里，最根本的共同点就是贫穷。

1736年，纽约市开放了它的第一个贫民救济院。自此之后，贫穷的历史在这个如今成为金钱符号的繁华都市里波澜演进。十九世纪末，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被大量移民潮、过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负累，贫与富隔着云泥之间的鸿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让贫穷成为日常，无家可归者无处不在，约翰逊“向贫穷开战”的政治纲领、福利权利运动(Welfare Rights Movement)是当时最为新锐的改革。

无数的公共政策为无家可归者制订。1999 年，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要求流浪者离开公共场所，到收容所居住，引发激烈的反抗；之后的另一位明星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也因为对无家可归者的雷霆手段广受讥讽；如今的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则为潜在的无家可归者争取了一亿美元，作为廉租房租金补贴、法律援助以及其他帮助穷人守住房屋的资金。

然而一切都没有因此变得更好。经济全球化令穷人更为贫困，在联合国的一项统计里，2015 年世界最贫困国家中，将有 1 亿多人的生活水平达不到每天 1 美元的基本生活水平。而在美国，在纽约，没有收入的流浪汉成为街头风景。

无家可归的人形成了联盟，有了社会活动者，以及社团和协会。

一位叫做凯尔的无家可归者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说，“我很抱歉让你看见我坐在人行道上数着零钱，抬眼盯着麦当劳旋转门的样子。我很抱歉我脏兮兮的，有难闻的味道。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我很抱歉，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而是因为我的存在让你感到不大舒服，令你觉得充满无力感。我宽恕你对我怒气冲冲的神色，请你宽恕我是一个无家可归者。”

“再多喝一点呀，”日本歌手 Yoshi 用力摇晃着我的肩膀，一边开玩笑地说，“刚八点多嗳，是男人就再多喝几杯嘛。红酒？啤酒？”夜色早已落了下来，但在 SIPA 第四层的晚宴上，还有满满几张桌子没人碰过的食物和酒水，探照灯投射出金黄色、娇红色和通白的光，觥筹声、谈话声和笑声却越来越亮。

新生入学季就这样匆促地过去了。我拎着一袋儿只剩下二分之一的乐事薯片，经过 51 街。深夜十点钟的纽约中城，七个流浪汉像是时代广场上那只睡在火柴盒里的蟋蟀切斯特一般，找好位置，在各自破旧的报纸、床垫和纸板上安然入眠。

我蹲下来，把薯片悄悄放在第五号那位老人的身边，第一次鼓起勇气低声说，“你好，祝你睡个甜觉。”

来源 / FT 中文网 编辑 / 灯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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