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历年来，在盐湖这片沃土上，一代又一代干部职工披荆斩棘，接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发展基础；现如今，我们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落实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践行市委“五抓一优一促”经济工作主抓手，围绕“3133”发展思路，一以贯之聚力十大工程，久久为功办好十件实事，奋力实现盐湖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

区政府资料陈列馆用老照片、老物件，钩织成一幅客观真实的盐湖画卷，同时致力于挖掘老照片背后的故事，还原历史原貌，厘清发展脉络，讲好盐湖故事，激励广大盐湖儿女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投身幸福盐湖建设的伟大征程。今天带您一道走进陈列馆2020盐湖故事之二十二——《中华桃李壮 遍地好花开——追寻盐湖籍南下干部足迹》。

中华桃李壮 遍地好花开

——追寻盐湖籍南下干部足迹

在中国革命史上，“干部南下”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行动，由此也产生了一个特殊而耀眼的群体——南下干部。他们为了接管、巩固我党新政权，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在新的“战场”上为新中国政权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

山西、山东和河北三地，是派出南下干部最多的几个省份。作为老解放区，山西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下半年，成建制地抽调大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主要分为3部分，太行太岳干部南下福建，晋中干部南下湖南，晋绥干部南下四川、西康。

在区政府办陈列馆就有这样一组照片，记录了张培民、刘少白、宋锡九等百余名盐湖干部随军南下四川的光辉历史，定格了贺龙元帅在安邑动员讲话的难忘瞬间。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镌刻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

71年后的今天，我们满怀崇敬，带着思考，试图顺着这些老照片，寻找西北南下工作团的亲历者，重温那段辉煌历程，再现艰苦创业的激情岁月。

一声令下 进军西南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势如破竹之势，相继在各个战场上歼灭大量敌人。

为了夺取全国胜利，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了抗战胜利以后，人民解放军作战以及整党、土改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任务，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即将解放的南方地区做好充足的干部人才储备。会上，毛泽东提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0000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史称“九月会议”。

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将所需干部分配给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五处，并对各级各项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干部、最低限度人数进行了规定，要求按比例分别列入。

11月5日，贺龙向中共绥蒙区党委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要求根据中央安排部署，筹办学校，培训干部。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停火谈判，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20日，中华民国政府电告南京代表团拒绝签字。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进军。

当时，广大西南地区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幻想通过胡宗南、白崇禧、宋希濂各部，以秦岭、巴山、巫山、武陵山为屏障，割据西南，固守一隅，企图东山再起。

1949年5月23日，毛主席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确定了中央解放西南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迂回动作，由二野所部插至敌后，先断其退路，完成包围，然后再打。给一野的任务中明确指出：“一路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时任西安军管会主任的贺龙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开会，决定从西北地区抽出地方干部数千人，军队干部二千人左右，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入川的准备工作。同时部署周士弟的十八兵团佯攻秦岭一带的胡宗南各部，但要“攻而不破”不使其过早南撤逃跑。

贺龙与习仲勋

从1949年5月起，晋绥的党政机关、军区机关和各类干部学校先后迁驻临汾，并做好了南下入川的准备。当时，晋绥边区的党政军干部，除已支援西北解放区的3000余人外，绝大部分县、区、分区以上干部均集中在临汾培训。一时间，临汾、运城两地区人才济济，成了为新解放区集训干部大本营。开办了西北行政干校、西北艺校、西北军大、财贸干校、工业学校、卫生学校、西北军区通讯学校、新闻训练班、工程人员训练班等，并大量吸收在校学生及各地青年知识分子参军。毛主席非常关怀南下入川的干部，多次勉励大家发扬传统，再立新功。朱德、周恩来、罗荣桓、叶剑英、陶铸、彭真等领导都分别给南下入川的干部作过报告。他们一再强调南下干部必须和工农相结合，丰富知识，增长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原西北军大副校长李长路在编写西北军大校史时曾题五绝一首，对当时南下干部入川前的培训作了艺术概括：“贺帅育英才，临汾栋木栽。中华桃李壮，遍地好花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驻临汾的晋绥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在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活动之后，按照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共晋绥分局晋南行署和晋绥军区等领导机关即行撤销，所有准备南下入川的干部、各类干部学校的学员和警卫部队、勤杂人员等，均编入后梯队，并按系统分别编为五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原晋绥军区司、政、后机关及其所属单位的人员组成；第二梯队由原晋绥行署机关、公安司法、银行贸易、行政干部学校等单位的人员组成；第三梯队由原中共晋绥分局机关和《晋绥日报》社、新华分社等新闻出版单位，以及工、青、妇、文联等群众团体、西北艺校、晋绥青干校等机构的人员组成；第四梯队由原晋绥党校的第一、二、三、四等部人员组成；第五梯队由西北军大和西北青干校等单位的人员组成。5个梯队下设若干大队、中队、分队和小队，总人数为16204人，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以下简称“南下工作团”），直接受贺龙、李井泉等领导指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

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贺龙率十八兵团入川的指示。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正式吹响了进军西南的号角。

满腔热血 奔赴他乡

11月1日，刘邓大军从南起贵州，北至湖北约500公里的战线上由东向西对川康之敌实施多路围攻。与此同时，南下工作团告别家乡，分批从临汾地区出发。

当年朝气蓬勃的南下干部，如今大多作古，在世的也已是耄耋之年。今年96岁的张立功正是其中一员。

在龙居镇南花村，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张立功老人。老人如今仍然精神矍铄、身体健朗，回想南下艰苦创业岁月，再看看现在的幸福生活，他感慨万千。

张立功老人讲述南下工作经历

张立功出生于1924年，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伍不久，便被选拔进入西北军政大学，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平凡的革命道路。

张立功所在的是第五大队第四支队。1949年10月底，学校从临汾城外北营盘开拔。南下途中，队伍停驻安邑县第一小学，突然接到通知，贺龙校长要来看望大家了！

回忆起贺老总给同学们做动员讲话的情景，张立功至今还是激动不已。

1949年11月2日，贺龙在安邑向西北军大师生作“进军四川”的动员报告，休息时与安邑县县长、政治主任龙舒林（左一）谈话。

山西人素来乡土观念重，“好出门不如歹在家”，要他们别妻离子，远离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晋南老家和熟悉的岗位，到远隔千山万水的地方去工作，大部分人难免有顾虑。贺龙司令此行主要是解决一些学员不愿离家南下的思想问题。这位传奇式的英雄，讲话时谈笑风生，感染力很强，他号召大家发扬勇于克服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完成解放四川人民的历史任务。气氛豪壮，场面热烈，革命的激情战胜一切。

西北军大南下途径运城盐池

随后，队伍从风陵渡渡过黄河，进入陕西潼关，11月11日到达西安。经过一段时间休整，队伍翻越秦岭，向着成都进发。

张立功老人回忆说，当时正是寒冬腊月，秦岭山高风硬、雪厚路滑，还要提背包、挎粮袋、扛枪支，行军极其困难。渴了就抓把雪，饿了茶缸里放点热水，泡米饭吃。一天走下来，脚上起的净是泡，晚上睡觉把泡挑破，第二天接着赶路。虽然一路风餐露宿，条件极其艰苦，但队伍纪律严明，大家严守《约法八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老百姓家中借宿，学员们自觉把水缸挑满水，把卫生打扫干净，赢得群众的连声称赞和积极支持。为做好接管政权准备，行军途中，学员们还对四川的地理形势、行政区划、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进行集中学习了解。

南下的途中，除了道路的艰险，还受到国民党残余势力、游兵散匪、地方反动势力的武装袭击，有工作团和警卫团的干部、战士就这样牺牲在路上。

1949年12月底，历时数月，背负行囊，风雨兼程，千里转战，经历了生死考验，克服了重重困难，工作团进入成都，胜利完成南下入川的使命。

1949年12月，成都市民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

历史的巧合，如草蛇灰线，伏延千里。1937年，川军第40军军长李家钰多次向蒋介石请缨抗战，官兵着草鞋，穿单衣，步行出川，冒雪迎风经陕西、河南，行程6000余里，抵达山西，后在安邑与日军短兵相接，伤亡一千余人。1949年，上万名晋绥干部舍小家、顾大家，跋山涉水从临汾出发、经安邑，辗转入川，支援新解放区建设。

自此，“张立功”们像种子一样，播撒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上。他们从吃面到吃大米，从听蒲剧到听川剧，克服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用青春的热血和汗水浇灌这片土地，成为建设四川和推动四川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扎根阿坝 破旧立新

在成都稍作休整后，张立功被分配到茂县专区，也就是今天的阿坝地区。他说：“当时年轻不怕吃苦，本来分配的是岷山地区，工作团号召大家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就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这样分到了茂县。”

茂县专区1950设立，1953年撤销。辖茂县、汶川、理县、懋功、靖化、松潘等县。张立功作为财经干部，担任了汶川县的税务局局长。

汶川县地处四川中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东南部。素有“大禹故里、熊猫家园、康养汶川”之美誉，但真正为国人所知，是在2008年5月12日。

解放前，这里极端贫穷落后，单一的农业生产原始粗放，刀耕火种、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尚存。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和当地土匪，杀人放火，随时随地进行破坏活动。接管人员与当地土司头人及宗教上层的协商工作也是一波三折，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阿坝藏族自治州税务局第一届会议留影（右一为张立功）

“虽然有思想准备，确实没想到条件那么差。扎几顶帐篷就是县城，吃的只有青稞、玉麦面坨坨。一出门群山遮脸，没有公路，两个人都没法并肩走。”但这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汶川地处藏羌聚集区，残存的隐藏特务、漏网匪首隐匿其间，不时有匪乱爆发。面对困难和危险，张立功没有退缩。上任后，积极争取原国民党工作人员的支持，迅速理清税务状况，跋山涉水开展税收征管工作，为汶川县经济恢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2年至1962年，张立功先后任茂县、松潘县、阿坝县税务局局长。十二年里，他把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阿坝当作第二故乡，融入了阿坝这片充满民族风情的土地。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兢兢业业，忘我工作，贡献着自己的心血和智慧。

张立功与藏族同事合影

1962年，一项被称作“六二压”的政策，改变了张立功的人生走向。为响应国家“大下放支持农村建设”号召，38岁的张立功回到了阔别十余载的家乡——龙居镇南花村，从事农业生产，这一干就是17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立功才再次踏上阿坝这块让他魂牵梦萦的土地。

人生最壮丽的岁月，一半留给了阿坝，一半挥洒在乡间。我问张老，后悔吗？他摩挲着泛黄的老照片，笑了笑说“走过的地方都是好地方。”临别时，老人一再嘱咐“我的事没啥可写的，你们千万别报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就是南下干部的宽阔胸襟和无私荣誉观，是他们吃苦在前、见荣誉就让的精神写照。

继往开来 续写辉煌

只有走上最坎坷的道路，才能看到最壮丽的风景。南下干部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义无反顾地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异乡奉献青春、奉献生命，在完成了一系列地方解放、政权建立及剿匪任务后，大多都留在了当地，许多干部还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担任了部门要职。他们当年飘蓬万里，夙兴夜寐，励精图治，把一生的热血和智慧都浇灌在了那片炽热的土地上，融汇在了共和国那部金色的史册里。

如今，南下干部虽然相继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南下的故事仍在上演。他们的后代秉承先辈意志，传承南下精神，在第二故乡继续参加国家和地方建设，让南下精神薪火相传。2012年，“南下解放纪念碑”落成典礼在四川成都建川博物馆隆重举行。四川山西商会会长樊建川在介绍南下解放纪念碑的意义时表示：“虽然作为山西二代已经不会讲山西话了，但是南下精神将是我们山西人永远要保持的精神”。

建川博物馆·南下解放纪念碑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正是有了一批又一批“南下干部”，不畏艰险，无私奉献，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向南方新解放区，参加了接管、巩固新中国政权，很快安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生产，才使新解放的城市和乡村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也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南下后人”继往开来、砥砺奋进，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南下干部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个特殊群体，已经成为过去，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南下精神”，必将光耀千秋，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向前。（赵倩）

来源：盐湖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