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海，中亚的一个内流咸水湖，曾经是世界第四大湖，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界处。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苏联大规模引水灌溉种植棉花，咸海的面积逐年缩减。直到1997年，咸海仅剩原来的10%。

咸海 面积对比图

离咸海最近的小镇叫穆伊纳克，那里原本是咸海最大的港口，如今离海却有160多公里，曾经的渔民之乡，早已没有一滴水，只剩下干涸的海床和锈迹斑斑的渔船。

穆伊纳克，搁浅的渔船

从穆伊纳克到今天咸海边的大片土地，在地图上是一块非常干净的空白，没有任何标记。在真实的世界里，那片空白究竟意味着什么？

过去九年，作家刘子超深入亚洲腹地，数次前往神秘的中亚五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探索地图上的这片空白。

地理上，这里是亚欧大陆的中心。史书中，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驿站。百余年前，这里是大博弈的舞台。而今，作为这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方，中亚五国陷于后苏联的信仰真空，徘徊于全球化的边缘，就如同离开轨道的卫星般失落。

中亚五个“斯坦国”

以外来者的视角，通过纪实的写作手法，刘子超深入中亚的大城小镇，与形形色色的人交谈，最终写就了旅行文学作品《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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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咸海的路上，司机说自己原来就是穆伊纳克的渔民。十几年前，他变卖了渔船和家当，搬离干枯的港口，从水上的渔民变成陆地上的司机。他一辈子经历过两次巨变。第一次是苏联解体，那意味着国家和身份的转变；第二次则是咸海的消失，那意味着过去几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就此终结。

通往咸海的道路

生火的卡拉卡尔帕克司机

在塔吉克斯坦的街头，一个青年冲刘子超叫“哥”，他想练习中文口语。他在当地的孔子学院学中文，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叫“幸运”。“幸运”的女朋友即将移民美国，他自己也不想留在此地，便渴望着到中国留学、赚钱、出人头地。他的口头禅是：“我被困在这里了，哥。”

刘子超还结识放弃移民美国的创业女性，在前苏联疗养院怀旧的中老年，困守咸海七年的中国商人；在乌兹别克的酒吧里，听见把酒言欢的商人指着撒向空中的钞票大喊：“你之前看到的全是假象，这他妈才是现实！”一路上，他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徘徊在希冀与失意、自由与迷失之间。

浩罕小巷内的卖馕少年

“我写作的动力之一就是去见证这个世界的流动，抛弃抽象的观念，捕捉其中纷繁的细节。制造这个流动并且居于核心的，永远是人。”

11月29日（周日）下午3点，刘子超将携其新书《失落的卫星》做客方所青岛店，带我们驶往离海最远的地方，去聆听被遗忘的故事，去了解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去重新确认旅行和写作的意义。

-活动时间-

11月29日（周日）15:00-17:00

-活动地点-

方所青岛店艺术区

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0号华润万象城B168号

-参与方式-

1.扫码报名即可免费参与活动，数量有限，兑完即止，座位保留至开场前10分钟；

2.活动凭卡券核销入座，逾期卡券作废。现场座位安排请配合工作人员指引，详询客服：0532-55667080；

3.方所在法律范围内对此活动保有解释权。

-嘉宾介绍-

刘子超

作家、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2016）。曾任职于《南方人物周刊》《GQ智族》。出版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曾获“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奖”“全球真实故事奖”。

大巴扎、流放者和塔季扬娜

选自《失落的卫星》

文 | 刘子超

（1）

2010 年夏天，我以记者的身份去了一次霍尔果斯。那是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城市，有一种边境地带特有的繁忙和混杂。在国门附近，我看到等待通关的货运卡车排起长龙，远方横亘着冰雪覆盖的天山。

我问一个正在抽烟的中国司机，他的目的地是哪里。他说，阿拉木图。他的口气让我感到阿拉木图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必须长途跋涉才能抵达的地方。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跳上卡车，随他一起穿越边境，前往阿拉木图 —— 眼前的雪山变成一种致命的诱惑。

司机告诉我，阿拉木图又叫 “ 苹果城 ” 。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座遍植苹果树的城市：在金色的阳光下，苹果泛着清新的光泽，好像少女的脸庞。这几乎成为一种明信片般的印象，以至于六年后，当我走出阿拉木图机场，立刻开始下意识地寻找苹果树。

没有苹果树。

我只看到一排排白杨，掩映着苏联时代的建筑。我打了一辆出租车，进入规划整齐的市区。司机是鞑靼人，只会讲俄语，不会讲哈萨克语。尽管后者是哈萨克斯坦的官方语言，但是能讲的人非常之少。即便是哈萨克人，熟练掌握本族语言的也不到人口的一半。

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大都推行 “ 去俄化 ” 教育，尤以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为甚。但是哈萨克斯坦选择了并不激进的道路，因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本人并不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

在苏联时代，纳扎尔巴耶夫从钢铁厂的技术人员一路攀升，一度有望接任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的总书记。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他态度最为强烈地反对苏联解体。然而，正是在阿拉木图， 1991 年冬天的一场会议，决定了苏联的命运：曾经庞大的帝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在阿拉木图，街道是横平竖直的。壮丽的外伊犁阿拉套天山就在城市的边缘。夏日的阳光下，山体呈现墨色，沟壑清晰可见，只有山尖还保留着一丝积雪。 1854 年，哥萨克骑兵在这里建立堡垒，开启了阿拉木图的历史。 1911 年，一场大地震抹平了城市。眼前的一切几乎都是此后重建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苏联的印记。

一辆老式公交车缓缓驶过，上面坐着哈萨克人、鞑靼人、俄罗斯人，还有被斯大林迁徙至中亚的朝鲜人。他们都说俄语，他们都面无表情，就像外面相当空旷的街道。

1997 年，纳扎尔巴耶夫将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至中部的阿斯塔纳，如今的努尔苏丹。从此，阿拉木图稍稍远离了能源经济带来的喧嚣。这座城市当然也在发展，只不过步调缓和了许多，街上看不到太多扎眼的豪车。或许正因为此，我对阿拉木图的喜爱远超过阿斯塔纳。

绿色大巴扎曾经是这座城市的中心，现在仍然保留着一个游牧国家的灵魂。走过一个个贩卖水果和干果的摊贩，我看到堆积如山的物产，其中也包括哈萨克斯坦引以为傲的苹果。一个哈萨克小贩削了一块苹果给我，我并不意外地发现，味道和阿克苏糖心苹果差不多 —— 这两个地方相距并不遥远，共享着类似的土壤和光照。

另一块区域全是卖鲜肉的，从牛羊肉到马肉、猪肉，无所不有。这也表明，阿拉木图依然是一个信仰和习俗混杂的地方。哈萨克人是温和的穆斯林，自然吃牛羊肉。但他们也是草原游牧民、突厥化的蒙古人，所以也爱吃马肉。钩子上挂着整条马腿，肉案上摆着粗大的马脊骨。一个戴着帽子的哈萨克少女，正用尖锐的剔刀，剔下脊骨上的瘦肉。

在这里，卖肉的摊贩有着清晰的族群区分：卖牛羊肉的是哈萨克人或者鞑靼人，卖马肉的是哈萨克人，只有俄罗斯人才会卖猪肉 —— 他们的祖先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探险家、匪徒、逃跑的农奴，或是被发配至此的囚犯。一个小贩的脸上带着一丝德国人的傲慢神色，他的祖先大概来自伏尔加河中游——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发那里时，将他们从德国黑森地区招募而来。我还看到了仍然在卖泡菜的朝鲜女人，尽管她们早就忘记了母语。

在奶制品区，除了奶酪，自然少不了 “ 库米思 ” ，又称 “ 马奶酒 ” 。作为哈萨克的国民饮料，库米思一度风靡整个沙俄 —— 那是帝国征服中亚后，随着鞑靼商人传入的。当时，这种异域饮料被认为拥有近乎神奇的疗效。

1901 年，身患结核病的契诃夫在伏尔加河上蜜月旅行，医生开出的药方正是库米思。于是，在蒸汽轮船上，大作家一边为他的小说做笔记，一边啜饮着发酵的马奶饮料。

（2）

马奶酒很酸，带有轻微的酒精度。我喝不太惯，而且喝酒也为时尚早。在大巴扎门口，我买了一杯格瓦斯，感到自己的确置身中亚。走出绿色大巴扎，经过巨大的中央清真寺，我踏上高尔基大街。街边种着梧桐树，停着苏联时代的小汽车，看上去平淡无奇。我试图寻找的七河旅馆早已荡然无存，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条街上曾经住过苏联历史上最危险的流放者——托洛茨基。

1928 年 1 月，一个寒冷的清晨，在党内斗争中落败的托洛茨基被人从莫斯科的公寓中揪出来，发配至阿拉木图。那时，阿拉木图不过是帝国疆域上的一个遥远的小点 —— 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柏油路。

城市破败不堪，房子形同废墟。街上没有汽车，也很少有人行走。整个冬天，积雪都不会融化，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托洛茨基的妻子娜塔莉亚去了一趟大巴扎，她在日记中写道： “ 哈萨克人坐在摊位前，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抓着身上的跳蚤。 ”

苏联的生活原本严苛，莫斯科之外更是如此。托洛茨基很快发现，在阿拉木图很难买到蔬菜和肉，面包也越来越稀有。正是他本人提出了 “ 消灭富农 ” 的政策，如今只好自食其果。在随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哈萨克人被迫放弃游牧生活，一百多万人最终死于饥饿。

对托洛茨基来说，阿拉木图唯一的好处是远离权力斗争。春天到来时，草原上开满红色的罂粟花。托洛茨基会带上他的狗，进行长达十天的狩猎旅行。他称这样的旅行是 “ 重返蒙昧 ” 之旅。不旅行的时候，他会坐在书桌前，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点。为了糊口，他为莫斯科的出版社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同时开始撰写自传《我的生平》。

邮差是个瘸腿。每周三次，他骑着马，送来成捆的信件、书籍和报纸。信件大多来自苏联各地的支持者，经过当局审查后，才获准送达。随着斯大林权力的稳固，信件变得越来越少。最终，托洛茨基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他在阿拉木图生活了一年，随后被当局驱逐出境，此后再也没能踏上苏联的土地。

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位于一片怡人的绿荫中，然而参观者稀少。博物馆的馆藏还算丰富，从远古时代的文物到国家独立后的成就，所有解说词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内容：这就是哈萨克斯坦；这就是哈萨克民族。

然而，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哈萨克都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才产生的概念。当时，苏联把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应用到中亚这片民族观念尚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土地上。哈萨克斯坦，连同其他四个斯坦国一起，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长久以来，这片土地就是游牧民族的牧场，并没有所谓的“领土”观念。领土，不过是联系牧民们各个季节性牧场的一条“道路”。对游牧民族来说，占有领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在一年当中的固定时间行走这条道路的权利 — 只有当通行权遭到剥夺时，战争才会发生。

17 世纪中叶，蒙古准噶尔汗国剥夺了哈萨克草原上三个小国的通行权。其中，小玉兹向俄国请求保护，大玉兹和中玉兹则求助于清帝国。 18 世纪时，乾隆皇帝出兵剿灭了准噶尔汗国，顺势将今天的新疆地区纳入版图。大玉兹所在的 “ 七河地区 ” 成为清廷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今天的阿拉木图。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逐渐衰落，俄国势力取而代之，最终将整个哈萨克斯坦收入囊中。

对俄国人来说，征服中亚的真正意义在于开辟一条进军英属印度的通路。 19 世纪初，印度和沙皇俄国之间相距三千公里；征服中亚后，两国仅距三十公里。

与其他斯坦国相比，哈萨克斯坦距离印度最远，其战略重要性最弱。然而，这里环境严酷，不亚于西伯利亚，因此成为沙皇发配重刑犯的理想场所。

1854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发配至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塞米伊。他刚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服刑四年，因此即便是这样闭塞的边疆小镇，也令他欣喜。因为他终于可以摘掉镣铐，同时获准阅读《圣经》之外的书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弟从莫斯科寄来最新的文学作品，其中一本叫作《童年》的小说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他写信询问作者的情况，想知道这位署名 “L.T.” 的作家究竟是不是昙花一现。

“ 我想他一定写得非常少， ” 他在信中说， “ 但也许我错了。 ”

多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知道自己确实错了。这位 L.T. 就是列夫 · 托尔斯泰。

哈萨克斯坦的流放生活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日后写作的诸多经验。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爱的激情和折磨。那位醉酒军官的妻子玛丽娅 · 德米特里耶夫娜，后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任妻子，也是《罪与罚》中索尼娅后妈的原型。

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结识了地理学家彼得 · 谢苗诺夫 —— 俄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天山研究第一人。他写出《天山游记》，成为了解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文献。在地理学界，这本书是如此重要，以至人们更习惯将谢苗诺夫称为 “ 天山斯基 ” 。

很多年后，当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时，他的随身行囊中就有这本《天山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