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随着北伐、西征战事告一段落，明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已逐步趋于稳固。这时，明太祖朱元璋才有了时间开始对开国功臣进行一轮大的封赏。

朱元璋这一次大封功臣，从表面上看是论功行赏，让开国元勋们都有一个正式的名分，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平衡逐渐激烈的内部矛盾。从对武将和文臣的封赏的这一动作来看，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这次封赏，朱元璋一共封了六个公爵，六个公爵中，除了居第一位的李善长是文臣外，其他皆为武将，这一点体现出了明朝开国伊始，朱元璋重武轻文的思想。

在大封功臣之前，李善长已经获得了“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韩国宫，参军国事”。而且李善长因为是以刘基为代表的浙东集团的对立面——淮西勋贵集团的核心人物，所以朱元璋给予了他极高的地位。

武将方面，当时健在的武将中，徐达理所当然是头把交椅。在此次封赏前，徐达已经贵为“征虏大将军、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国公”，此次又获封“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近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参军国事”。

别看徐达的封号变化不大，但意义十分重大，这次受封的六个公爵中，只有李善长和徐达是“左柱国”，其他都是“右柱国”。我们知道，明代以左为尊，徐达和李善长都是早年跟随朱元璋的，他们的资历最深，因此朱元璋对他们尤为尊崇。

剩下的四个公爵分别是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常茂是常遇春之子，因常遇春在北伐时病故于军中，所以由常茂领受其父应得的爵位，但他的封号则短了许多，仅为“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郑国公”。

常茂毕竟不是开国功臣，所以其级别大大降低，不能享受“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这一称号。他的父亲常遇春在去世已经获得追封，封号是“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开平忠武王”，其级别很高。

李文忠的封号是“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近荣禄大夫、右柱国、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国公，同知军国事”；冯胜的封号是“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近荣禄大夫、右柱国、宋国公，同参军国事”；邓愈的封号是“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近荣禄大夫、右柱国、卫国公，同参军国事”。

如果从政治地位而言，李善长最高，是中书左丞相，实际掌握朝廷的行政诸务。而一俸禄而言，徐达的最高，为五千石，李善长次之，为四千石，其他四个公爵都是三千石。

从这六个国公的封号和俸禄大致可以看出其明显的等级。首先，。李善长虽然位居公爵之首，也体现了朱元璋曾在中书省中地位高于徐达的尊重，也体现了他对文臣的尊重，但在具体俸禄上，徐达仍旧是最高的，这无疑和徐达的军功和资历是分不开的，毕竟他跟随朱元璋的时间比李善长更早。

当然，俸禄上差个一千石并不那么重要，关键的区别是在附加政治待遇上。徐达和李善长均为“参军国事”，徐达为三公之一的太傅、李善长为三公之首的太师，常茂没这个待遇，李文忠为“同知军国事”，冯胜、邓愈为“同参军国事”，一字之差可谓天然之别，“参”是军国重事决策者，“同知”是参与者，“同参”则就是个挂名而已，显然不在一个级别，地位逐渐下降。

从六个公爵的出身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朱元璋的绝对嫡系和绝对嫡系的后人，而且不管是六个公爵，还是以下的二十八个侯爵，绝大多数多是淮西集团的成员，这也就造成了此后以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两个政治党派。不过朱元璋始终对外人不放心，在开国之初，被视为“自己人”的淮西集团自然要远远强于浙东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