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巧合下看了《陈寅恪在1949》的纪录片后，终于拿起了许久前下载却一直未读的大江大海1949一书。

书中写道，作者龙应台在采访白发的亚弦时，他哭着对龙应台说“妈妈临死前对旁边的人说，一定要告诉我儿子‘我是想儿子想死的’‘我是想儿子想死的’‘想儿子想死的’……”

脑中立刻想起了九十余岁高龄的马老师，原华西医科大学的党委书记。今年六月底，有幸和历史文化学院一起采访他。

马老师说，国共内战时，丈夫和她随部队先后从山西辗转到陕西，再沿川陕公路南下到川。南下途中，正值国民党撤退，他们把川陕公路全炸毁了，他们所在的队伍只好边走边修。解放后，作为老革命的丈夫和她，曾官至成都市委书记和华西医科大学的党委书记。

采访时，还遇到了水利水电学院的翁教授。九十余岁的翁老师记忆已经不是特别清晰，叙述同样的事会说七八次。当他说起因为“日本鬼子”逃难的事几度哽咽，从石家庄逃难到江苏老家、再从江苏老家辗转重庆、成都……

我不知道历史究竟是什么，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动荡中的颠沛流离？我只知道，爷爷十多岁时被国民党拉到宁夏中卫去做壮丁，走之前他的妈妈给他一块袁大头。解放后，他从中卫一路要饭走回家，即使在饿的奄奄一息的时刻，他都没能舍得花他妈妈给他的那一块袁大头，留着那块有妈妈气息的袁大头。

历史动荡中的个体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不能独自决定海的流向，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对他们的恣意摆布。政治上的较量总是有胜有负，但战争带给平民百姓的只有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和隔江望乡的哀叹。

以辽沈战役为例，书本上的知识侧重于：我军关起门来打狗，最后歼敌多少多少万，为后续的平津战役打下了哪些基础，多少民众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中被解救出来。但却从来不会讲明参战双方死了多少万无辜的青壮年，甚至一家兄弟两人或亲密挚友，阴差阳错地站在不同立场，在战场上会以兵戎相见。

我们的历史也不会说，多少士兵的家属最后盼来的只是他们爱子、爱人的遗物，家人已战死杀场的消息。我们的历史更不会说，关起门来打狗，让物流运输被彻底隔断，一座座活生生的城市沦为死城，物资的极度缺乏饿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多少平民饿殍的尸骨被城市的下水管道覆盖着。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历史，但我知道我们无法给历史以“真相”，更无法给历史“全貌”。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选择重构历史的立场、角度以及固有的认识，便决定了我们重构史实的局限，后人书写的历史总会带有我们政治和价值观立场的烙印。

同样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个体，这种烙印可能我们无法避免。就像我们对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书写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去关注那些大历史书写中被忽视的微小个体，关注这些微小个体在历史事件中作为人的价值和彰显出的人性光辉。

我不禁问自己，在书写历史时，怎样体现参与历史事件的个体“作为人的价值”？什么才是历史事件参与个体的“人性光辉”？我陷入了迷惘，更有了继续找书来读的动因。

也许，从微小个体切入来反映大的历史，或将大众的历史经历和瞬间记忆记录于纸上，也是体现历史参与者个体“人的价值”的一种方式。至于“人性光辉”的书写，既应该有战乱中，对舍弃小家为大家的“家国之爱”的褒许和战乱中亲情的反映，更该有因为战争带来饥饿而最后人吃人等行为的揭露。

写到这里，我又有了新的发问。以前读的书上看到，共产党部队有政委、国民党部队有随军牧师，来帮助减除士兵们因为杀戮而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迷惘。这些经历战苦的士兵当看到数以万计的骨肉同胞死于自己的枪炮口之下的时候，他们究竟靠什么平复这种内心的挣扎？

这就是龙应台给我的微观——大江大海1949。对历史天马行空般的书写和书写历史中对“人文主义”的追问，也许就是一种形而上的追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