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9日，元宵节，汕头潮阳区后溪英歌舞队在棉城巡游至真武庙前，锣鼓点、海螺号和吆喝声交织在一起，声音雄浑，场面震撼。/视觉中国

2020年这个魔幻之年，眼看要过去了。

还记得年初我在潮州老家过春节，疫情让我们一家在村子里待了很长时间。村里日子平静，外面新闻乱飞，闲来无事喝茶聊天，聊得多了，一个向来被否决的计划居然浮上水面：在村里盖房子。

我家的宅基地闲置多年。当年中考之后，父母出题让我做选择：要么读高中，要么外出打工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娶老婆。父母希望我选择后者，但我毅然选择了前者，所以，回村盖房子向来被我视为向命运妥协的卑劣之举。

就在我外出求学和工作这20年里，我家的新房成了旧房，原来的新厝区变成老厝区。巷子还是熟悉的巷子，但不知不觉间周围人家多数都搬走了，或者去了城里，或者搬进新房子。

是的，所谓故乡也是在缓慢迁徙，就像一头慢动作爬行的巨型动物。40年来，这个村子不断往北迁徙，先是越过北溪河，让“溪那边”成为新厝区。

某一天我带朋友在村里散步，他们惊呼：“哟，你们的镇道就是贫富分割线呀！东边的是富人区，有别墅；西边的房子又矮又密，车子都进不去。”我这才发现，村里人一直都在建房子，有钱人建大房子，没钱人一辈子就希望建个小房子。

村庄的巨兽，是以建房的欲望为驱动力前进的。

官塘镇，以及我的碧河往事

有必要交代一下我家的情况。我家兄弟姐妹四人，我是老大，最小的是弟弟，中间是两个妹妹。大妹最先离开潮汕外出打工，家里穷，她八年级都没念完就辍学了，辗转到了广州。大学毕业后我也离开了潮州，除了工资水平的差异，离开的理由更多是对潮州人情社会的极大不满——办再小的事情，都需要找人帮忙。

后来小妹和小弟也分别因为工作和求学离开了潮州。父母种田，种过甘蔗、玉米，也种过豆荚、青瓜，这些年务农的收入来源是两亩地的青枣园。地里仿佛什么都有，但父母种不出来的是各种能帮忙办事的人际关系。

过去这20年，我带着这样一个大家庭往外迁徙。现在兄弟姐妹都在东莞买了房子，有恒产，有恒心，算是安定下来。

但过年总是需要回来的。潮汕人都是需要回家的，潮汕人的坐标原点永远是原乡。现在我们家的人回来，就是兄弟姐妹四家人加上父母共十三口人，再加上没结婚的叔叔、九十多岁的奶奶，吃饭时桌子都坐不下。

2018年8月2日，汕头街边小吃。小吃是潮汕饮食的绝佳代表，随处可见但处处匠心。/视觉中国

以往过年挤一挤几天也就对付过去了，但因为疫情，所有人都在想，这样的日子会不会持续，如果有什么情况，大城市总不如潮州安全——潮州人都觉得，潮州是最安全的地方，有诸多神灵庇护。

所以，家庭会议的要点，一是在潮州市区买房，二是在村里盖房子。无疑，市区购房能够随时买卖，灵活机动，预期可以增值；在村里盖房子无法按揭，需要现款，闲置时间还无法出租。显然前者更经济可行。但讨论了一圈下来，我弟对我说：“哥，这事没法用经济规律考虑，说到盖房子，爸妈眼睛都是放光的。”

是啊，老两口平时嘴上不说，内心一直希望重新盖房子。现在这个房子，楼龄跟我弟一样大，但西晒，比较热；70平方米的地基，两层高，才五个房间，有一个房间还用来当客厅。村里的亲朋早就问了父母多次什么时候盖房子了。

建房计划最终通过，还有另一个潜在的心理需求——那是我内心一直想找机会解决的问题。在潮汕，宗族祭祀是大事，而我们家现在这个房子，住的是爸爸这边的祖宗；妈妈那边的祖宗，还在“溪那边”的老厝区，住在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按照惯例是不能搬到一起的。

逢年过节，两边需要同时祭拜。但父母老担心老屋年久失修，不知道能支撑多久，如果塌下来压住祖宗牌位，那是大不敬。

所以，在村里盖新房，考虑的不仅是给我们过年度假，也要将祖宗牌位迁过来，让他们逢年过节能吃个安心饭。

总之，盖房子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这就是我的碧河居。

“不可儿戏”的亲朋与神灵

这几年，这座村庄发生了些变化：铺了沥青路，溪边建了鹤塘公园。春天鲜花盛开，夏夜溪风清凉，很多人在公园里聊天，摆摊做买卖的也来了，热闹得很，跟城市里的广场也就差个广场舞了。

碧河居也还不算一个矫情的名称，至少，关于碧河，我可以比较自然地向我的朋友这么介绍：这是潮州市官塘镇巷头村，北溪河从村子中间流过，这就是我笔下的半步村和碧河。

朋友会说，到你老家去，去看看你的半步村，你的碧河往事。是的，在我笔下，东州市碧河镇半步村就是以此为原型进行的想象。因为连接想象和现实的这一份契约，我每次在村子里走动时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整个村子都是我的。

事实上，这个村子从来都没有属于我——如果当年我做错了人生的选择题，很可能就成为村子里那些泥土的奴隶了。

而如今，我至少可以拥有一个独栋三层小楼（老房子跟邻居共用一堵墙），这个念头，在朋友帮我设计楼房效果图时就突然在脑海中萌发。所以说，盖房子这个事情跟谈恋爱一样，很多人开始只是玩玩，但做着做着就认真起来，而世上最怕认真二字。

请施工队，我当然想请质量最好的，随后我妈说，要跟我们家关系最贴切的施工队合作，一般按亲戚、亲戚的亲戚、邻居、邻居的亲戚这样的关系来排序，不能请外乡人，免得被人说。

行吧，就请村里的施工队。但我坚持拉了个微信小群，讨论一下价格、预算。父母皱着眉头，没说什么。果然不久后就出事了：我在群里询问为什么是这个工钱，那位叔叔辈的包工头发了一个微笑和一个再见的表情，说他读书少，另请高明。大家不欢而散。

询价居然成为一种冒犯？我觉得不可思议。但后来在跟村里人的合作中，我才明白包括电工师傅、天花木工师傅，都不存在认真询价的环节。“你相信我，我们是亲戚，不会比别人贵。”这是他们几乎统一的回应——这时我才明白，在家乡，师傅是真的用“请”的，必须充分尊重，不然他们是可以有脾气的。

好吧，那就另请跟我们关系第二好的施工队。工头也是叔叔辈，人挺好，态度也谦和，亲自到家里来喝茶，茶过三巡之后，他问：“你们刚才说要做飘窗。什么是飘窗？”

我马上用手机给他看网络上的照片、视频和施工图纸。工头叔叔不解：“周围几公里建了这么多房子，也没见过飘窗。”我说，飘窗一百年前就有了，但脑海里开始想象新建的飘窗纷纷坍塌的情景，顿时一脸严肃，表示如果做不了也可以不做，质量还是第一位的。

随后的几天，我开始研究圈梁、构造柱和剪力墙，研究飘窗的受力方向和钢筋的捆扎方式，感觉再这么亲力亲为研究下去，我大概可以去大学开建筑课了。

正当我一头扎进建筑力学里时，爸妈又给我提出超自然的课题。他们说开工前必须找个先生来看一下。“啥？那我们的效果图和施工图都做好了，万一先生说不行，要把大门的方向旋转30度怎么办？”父母的回答是，理应不会这么做——我们给过钱，说明情况，就请他来瞧瞧，先生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主要是看地底下有没有东西”。

“东西”在潮州话里叫“物件”，泛指一切有形和无形的物体。“那要多少钱？”“友情价800元，有人请他去看一下花了十几万元。”

据说，该先生十分了得，曾指点着在同一个宅基地里挖出三口垂直叠放的棺材，分属不同的年代。

好吧，就当是给父母买个心安。在潮汕农村，有很多支出是得不到物质回报的，只能换回来一个心安，相当于一笔心理咨询费。

以上我对于虚妄之事的理解，纯属离经叛道。事实上，大部分潮汕人笃信神灵。潮汕人的神灵不分道家和释家，特别在乡间，万物有灵，许多小庙竟是仙佛同堂，哪里的庙拜了更灵，香火就更兴旺。唯一的区分大概是祭祖和拜神，虽然所祈求的事大致相同，但神佛在外，祖宗在内，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衣食住行中的家乡

如果细细考究，潮汕文化中的诸多种类大都源于“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源于香火接续的祭祀。

2020年10月4日，潮州古城内的一家理发店。/视觉中国

比如建筑，个别商宦之家会修建大屋，但更多漂亮的建筑是庙宇和宗祠。祭拜神明是为了平安和发财，祭拜祖宗除了缅怀，更多是寄寓宗族繁衍之意。

比如潮绣，最早是为了缝制官服和神仙的服饰，后者的应用更为广泛。再比如，传统潮汕丧葬仪式需要用到形状各异的“粿”，“粿”可以作为各种主要用于祭祀的小吃的统称，这也是潮汕小吃如此繁多的重要缘由。

每逢春节、中元节、中秋节这些需要祭拜祖宗的节日，珠三角返回潮汕的高速公路便常常被车龙堵成停车场。由此可见，即使外出工作赚钱，但对于祖宗之事，每个潮汕人在内心还是保留了一份无法忽视的恭敬。

我所在的官塘镇，古称鹳塘，也称鹤塘。我常常想象，最古老的时候，一定有白色而高贵的鸟儿在浅水中走来走去，傲然而立，顾盼生辉。每逢节日来临，家家户户门口会挂上灯笼，上书“秋溪世家”。

秋溪陈氏是潮州望族，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任海阳县知县的陈坦，任满后在七屏山之南的鹳塘定居，与其兄长陈增一起兴办教育，“一门三进士，全族九知县”成为官塘陈氏的荣耀。陈氏大宗祠如今依然保存得很好。大概可以猜想，这两位一世祖老祖宗来到鹳塘，估计也是被这里漂亮的白色鸟儿迷住了，于是开始建设和规划房舍。

官塘有四个主村，分别为巷头、元房、巷下、石湖，从这些名字上看，大概也可以猜想当时应该是以建筑物和地理风貌来分居。或者可以这么理解，所谓“房”，既是房子，也是不同的妻室，代表了繁衍所必需的居所。

再往下深究，就是遭到许多外地人批判的香火接续观念。“你们潮汕人是不是一定要生男孩？”面对这样的质问，我只能说那是以前。现在养一个孩子，无论男女都累得够呛。

从空中俯瞰镇子，可以从纵横交错的巷道中隐约看到八卦形状。小时候嬉戏的池塘，也能看出妙处。潮汕的先祖在建筑布局上确实有智慧和讲究，有道是“潮汕厝，皇宫起”，潮汕人将房子称为“厝”，将建房子称为“起厝”，“起厝”必须建得跟皇宫一样，用金漆木雕的工艺雕梁画栋，兼具美感与实用价值。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于很多潮汕老物件会多一份迷恋。修建碧河居时，我在一件事上表现出了不可让步的强势，那就是固执地将餐厅通往小花园的玻璃推拉门，改为带有花岗岩门框的木门。

父母和工头都不解于我的顽固，他们觉得这样风格极不协调。我无法非常清晰地告诉他们，我希望在这栋房子里保留一点点传统元素，希望孩子们能够明白什么是门环、门槛和门闩，也让每个家庭成员偶尔经过时能记起从前。

我的挽留其实十分无力。我知道瓦片和烟囱已经在农村建筑中逐渐消失，很多事物，大概只能依靠图片、口述和想象去重现了。

潮州美食被大家谈论得很多，具体到官塘这个有3万人口的小镇，这里的美食依然拥有征服世界的魔力。官塘镇最早的美食是鱼生和狗肉。狗肉被诟病得比较多，现在已经很少看到，当然还有一些店铺遮遮掩掩地售卖。

鱼生店则遍地开花。鱼生一般用四五斤重的皖鱼，重点是刀工，必须挂在风中晾干，去刺薄切，配以姜丝、金不换、酸杨桃片、炸花生等佐料，非常鲜甜可口。杀鱼生的过程非常有仪式感，对一条鱼的处理细致入微，令人赞叹。在日本料理还没有这么常见的时候，鱼生吸引了非常多忠实的食客，吃法传播甚广，及至海外。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个功课：官塘鱼生对于牛肉火锅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美食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它们都体现了对食材的精细处理，而且都发源于官塘镇。

官塘有很大的牛肉屠宰场，食材新鲜。在潮州市以外，这种有着独特吃法的美食被称为潮汕牛肉火锅；而在潮州境内，牛肉火锅的招牌一般叫官塘牛肉火锅。如今牛肉火锅已经成为潮汕美食的代表，每次介绍自己的家乡，我也会说牛肉火锅就是我们那边发源的。

离开潮州多年，我依然是个吃客，或称吃货。但我也发现潮州的许多小吃其实跟其他地方一样，高糖、高热量。作为一个中年胖子，我竟然开始对这些童年无比向往的吃食怀有戒心。这段时间因为盖房子，回乡频繁，家乡发小隔三差五招呼宵夜，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尽管如此，我依然还是愿意在家乡有一栋房子，里面住着我的父母，供奉着祖宗，旁边有田野，有我童年在其中游泳的溪流。内心深处，我还是有这么一念：或许哪天我老了，我也回来。但，真的回得来吗？

（本文选自第576期《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