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社会中的游侠，与小说、电视中所呈现的有何不同？|侠客|刘彻|司马迁|游侠|金庸

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话题，为大家梳理一下"游侠"这种人物角色在我国古代社会各阶段的兴衰起落。

金庸先生

说到"侠"，我们首先可能想到的，大都是去年刚刚驾鹤的金庸先生的作品中一位位栩栩如生的"大侠"。但实际上，文学作品毕竟是虚构的，先生笔下那些忠肝义胆、叱咤江湖、甚至攘臂扼腕救国于危难之中的英雄们，在真实的历史发展当中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宋、元、明三个朝代本身就是一个侠的势力相对而言从逐步衰落到"默默无闻"的时期。但金庸先生的确以他深厚的功力，将散落在我国长河中的"侠"的精神体现的淋漓尽致，甚至可以说还重新赋予了"侠"这个群体一些更为理想化的品质。

影视作品中的大侠形象

言归正传。"侠"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韩非子只是"恨恨地"将它与当时还是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并称，说了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直到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对游侠的认识形诸笔墨，写下扣人心弦的《史记·游侠列传》，使得游侠群体短暂地获得了在王朝的正史当中亮相的机会（当然，褒贬也就理所当然地掌握在执笔者手中了）。

在战国时期，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孕育出了不少轰轰烈烈的"大V"侠，比如豫让、专诸、荆轲、秦舞阳等，他们"义"字当先，追求公平和正义，与墨家思想有着明显的联系，因此"侠"也常被称作"墨侠"。这些急公义、轻私利的游侠，在社会上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可以说集中代表了我国"侠"传统的原始精神风貌。

影视作品中的侠客秦舞阳

根据司马迁和其他学者对"侠"的生存环境的界定，刘邦尽管贵为大汉朝的开国之君，但早年的他也被归结于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游侠"阶层——没错，在战国时期乃至到汉初，"游侠"已经俨然成了一个被民众所承认的社会阶层。跟刘邦一起起事的那些人，除了张良是韩国贵族出身以外，其余的也大都是出身于市井之间的游侠。

汉武帝时代，国力和皇权都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加强，在大一统的思想背景下，汉武帝认为国家力量足以控制一切，允许游侠势力的存在无异于是开门揖盗，于是一方面加强对民间社会的管控，一方面任用公孙弘等文人儒士，大肆扫除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势力，使原本寄生于民间社会的游侠阶层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此，西汉时期的游侠再也难以大规模地集结起来，与朝廷势力之间形成明显的张力。

到了东汉时期，游侠的性质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先秦时期救危扶难、仗义疏财的"正义"化身，蜕变成了"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的豪暴之侠（荀悦《汉纪》），我国的"侠"文化出现了异化。

受人欢迎的郭解

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敢于公然对抗朝廷，他们的底气之一便是因为像战国时期的士人那样大规模"养士"，为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形成独立的割据势力加薪助火。《三国志》中所记载的董卓、孙权、曹操、刘备等，无一不与"侠"亲近，甚至他们本人就是豪侠出身。同时，松动的社会结构也使"侠"重新获得了相应的生存空间，逐渐地活跃于社会各个角落。

到了隋唐时期，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皇室和相对宽松的统治氛围，为侠客的存在提供了再合适不过的土壤，社会上充盈着浓厚的"豪侠"意识，"文人行侠"成了唐朝侠客文化的特色，在追求前代侠客"狂放"气概的同时，"儒侠兼备"成了不少文人骚客的追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诗仙李白。在唐传奇中，甚至还出现了聂隐娘、红线、荆十三娘等令人称道的"女侠"形象。

影视剧中的女侠聂隐娘

从宋代开始，随着"文武分途"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武官地位急剧下降，使得与侠有着密切关系、甚至作为侠的本质之一的"武"字一度成为文人士大夫口中的"忌讳"，侠士之风开始落入低潮。但由于两宋军事一向羸弱，与周边政权的持续战争和接连失利，又使部分身怀武艺的边民团结御敌，为了国家的安宁舍生忘死，令人敬畏。同时，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一些底层民众被迫铤而走险，成了亡命江湖的绿林侠客。宋元明时期，侠客活动逐渐开始转入"地下"，并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催生起来的民间武术团体相结合，同时具备"世俗化"和"江湖义气"两大特征。

清代暮气充塞的社会环境下，侠客既不具有汉唐时代的显赫身份，甚至难以像宋明时代那样聚义于山林湖泊，而是成为了朝廷不遗余力、严厉打击的对象。鲁迅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侠客小说，如《三侠五义》等所体现出来的侠客精神，虽然没有拂逆我国先秦古侠的的"义"字精神，但多已经沦为官府的"编外"力量，对于官府和民众而言，都是一种相当边缘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