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凌云乌尤图》 邓中和绘 秦耘生题字

邓中和/文

秦耘生主任与我合作《凌云乌尤图》

1982年我跟随秦耘生主任到四川组稿，四川美协主席李少言同志安排我们住宿在乐山大佛上边的凌云寺旁的美协招待所，它是一幢山顶临江的楼阁，面对乌尤山，俯视岷江，景色绝佳，我乘兴作画，秦耘生主任赋诗一首，并题在我的画上：

背依凌云面乌尤，秦时分水脚下流。

绿荫葱茏拥飞檐，蕉叶鲜苔遮径幽。

坐看三江波涛涌，卧闻五更雄鸡喉。

客舍温暖胜同家，别后难忘游嘉州。

中和作画，耘生题诗

1950年，团中央的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时，秦耘生是从团中央系统过来的干部，后来长期担任美编室主任和出版社的编委。

秦耘生早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宣传抗日，先后考入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鲁艺美术系，在《察哈尔日报》美术组、《察哈尔画报》任责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期间，组织了《红旗谱》《李自成》等名著的插图和美编工作，带领美编室为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秦耘生是名副其实的美编之师。

秦耘生主任告诉我“书籍插画非常重要”

我在1978年底刚刚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美术编辑室工作时，编辑室主任秦耘生告诉我：“我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读者对象是青年，所以我们的书要多放一些插图。”

为了让我尽快熟悉编辑工作，他安排我负责《中国古代史常识（先秦部分）》插图的组稿工作，让我去约中国历史博物馆美术组的李之檀等专家画插图，告诉我“可以让他们把青铜器等文物图片用白描的方法勾勒出来，以便适应锌版印刷”，还告诉我“你要当历史读物的美编，要逐步熟悉历史文物” 。他还安排我去西安出差，“那里历史文物多，你去多看看” 。那个时候，我几乎每个月都要跑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美术组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之后他又安排我担任《春秋史话》《战国史话》等历史读物的美编，他告诉我“可以请一些知名插图画家，把烽火戏诸侯等历史故事画成独幅插图；你要学会逐渐了解社会上的这些画家的风格，以便学会选择画家” 。为了审读这些插图，他还带着我去拜访研究古代服饰器物的专家，考证画的器物对不对。《春秋史话》《战国史话》出版后，因有历史故事插图而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成为中青社历史读物的特色。我也从这些工作中，逐渐明白了插图在书籍中是多么重要。

1982年，《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又写了一本《大后方》，为了配插图，我随秦耘生主任到四川美术家协会拜访李少言等一批四川的版画家，大家谈到了当初为小说《红岩》创作插图时，吴强年“狱中新年联欢会”的插图把许云峰、余新江、孙明霞和“监狱之花”构织在一起的画面，激发了罗广斌、杨益言的创作联想。由于在他们所写的小说中并没有这个情节的文字描写，于是，罗广斌写信告诉出版社，又补了一个新的段落。秦耘生主任还告诉我，《红岩》中的小萝卜头放飞蝴蝶的情节，也是画家宋广训一幅刻画小萝卜头形象的插图，罗广斌、杨益言得到启发，使得作者对小萝卜头的描写更加生动。

这次秦耘生主任亲自带我到四川组稿，让我知道了插图不仅是文字的附属品，而且从某种角度讲插图与文字互补，以直观的形式感染读者，能够使文学作品得到进一步升华。

秦耘生主任支持我为《通俗哲学》配插图

1982年，我社出版了中央党校哲学家韩树英主编的《通俗哲学》。在编辑过程中，秦耘生主任说：“哲学著作能不能也放一些插图，你可以试一试。”我就去与文字编辑曹冰峰沟通，老曹说：“当然好啊！”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中央党校。不久，中央党校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主动请了一位画家为《通俗哲学》画了一些插图，请我与责任编辑曹冰峰到前海西街恭王府院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去审稿。我与曹冰峰到恭王府院子最里面的九十九间半的二层找到了美研所，画插图的那位画家并不在，是几位美研所的同志接待我们，我看到插图是用钢笔画方法画的一些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肖像，或钢笔画方法画的一些哲学家的故事，我与曹冰峰都觉得不理想，不太对味，主要问题是太图解化了，缺乏深度与趣味。在回出版社的路上，我与曹冰峰商量，一致建议用漫画做插图，并认为最好能够请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来画。回到办公室我向秦耘生主任汇报，他和沈云瑞同志也不约而同地提出可以用漫画做插图。我说：“最好找华君武，但是他在美术界地位那么高，我这么年轻，不知会不会接待我。”秦耘生主任看我有些自卑，鼓励我说：“你约稿，代表的不是你自己，是代表出版社，我给你华君武家的电话，你来联系。”沈云瑞也鼓励我大胆与华君武联系。就这样我鼓起勇气拨通了华君武家的电话。华君武很愿意为《通俗哲学》画漫画插图，让我把书稿寄到他家。后来华老说他最近要出国访问，比较忙，就不画了。于是秦耘生主任与我们商量请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漫画家方成承担《通俗哲学》的漫画插图任务。我和曹冰峰到方成家，谈了出版社想请他为哲学书籍画漫画插图的意图，曹冰峰向方成介绍了书籍的主要内容，方成愉快地接受了创作任务。那几个月我骑着自行车多次往返于金台西路与十二条之间，代表出版社美编室和文字编辑与画家方成之间频繁的沟通，终于为每一个章节都配上了富于哲理的漫画插图。《通俗哲学》出版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发表文章，介绍该书内容以及书中的漫画插图，很快就发行了几百万册。我也从这本书的工作中得到了历练，学会了如何做一个好美编。

秦耘生主任告诉我们“书籍装帧要新而不怪”

1978年我刚刚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在考虑书籍封面设计如何出新。当时的美术编辑室主任秦耘生就对我说：“封面设计要做到新而不怪。”所谓“新”是要创新，不要重复人家的设计；所谓“不怪”就是要得体，能让人接受和欣赏。秦主任每次审阅我们设计的封面，都要求大家把握住封面设计的一些基本要求：注意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名要摆放得适当；封面的图案创意要新颖、大方，要表达好书籍的内容；封面的色彩也要为表达书籍内容服务。他经常帮助我们选择装帧材料，告诉我们哪些材料的感觉柔和，哪些材料在读者翻阅时容易弄脏，哪些材料适合用在哪类书的封面上。

秦耘生主任的这些话使我受益匪浅，为我后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美术编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邓中和 201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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