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进程：人类命运的10大关键议题》这本书的下一个关键议题：贫困。

作者是约翰·诺伯格，瑞典经济历史学家、作家、纪录片导演、公共演讲人、专栏作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观念史硕士学位。美国卡托研究所、布鲁塞尔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高级研究员。

这本书从人类最关注10大关键议题着手，解析它们的发展历程，解答它们是否已经取得了进步，以及未来的路它们又该何去何从。

贫困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要确定一个人是不是处于贫困生活水平，基本都是以年收入为基准来划定界限。

但在19世纪之前，这个标准就简单多了，你只要能够买得起明天的面包，那你就不算贫困。从这个标准可想而知，当时的社会水平是很低的，大多数人连温饱都成问题。诺伯格在书中提到，贫困在当时并不局限于贫困国家，在富裕的国家也是随处可见，在富裕的热那亚，每年冬天都有穷人卖身去当划桨奴隶。在巴黎那些的穷人会被铁链拴在一起，被迫去清理下水道。英国的穷人则不得不在济贫院靠劳动获得救济，工作时间长收入却微乎其微。

贫困这个问题在19世纪之前几乎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粗略估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个人财物与劳务的市场价值，从公元1年到1820年仅仅增长了50%。

到了19世纪初，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仍有40%~50%的人的生活处于如今我们称为极端贫困的状态，而这种状态现在要去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才能找到。

当时很多影响力的经济学校和重商主义者都认为贫困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唯一方式，而且低薪酬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好让一个国家可以一直保持竞争力。还有许多思想家认为，如果穷人的收入增加了，他们就不愿工作，而会去小酒馆里待上一天。

真正让人类社会富裕起来的，还得从工业革命说起，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嘛。

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他们通过开放性的试验和科学技术应用改进了近千年不变的生产方法，机械化纺织和蒸汽机让城市不需要水轮车就能够生产。随着创新创造出的生产力暴增，每个工人的生产价值和收入双双得到提升。1820年到1850年，人口就增加了三分之一，工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近1倍。按照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起码得用上2000年才能实现翻倍，而英国只用了30年。

到了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消除了极端贫困，这一现象也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视为贫穷和人类贫困“第一次大上升”的标志。

第二次的经济发展，则是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像日本、韩国、中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相继崛起，开始融入到全球经济。并且中国和印度分别在1979年和1991年开始了全面经济改革。自1950年起，印度的人均GDP增长了5倍，日本翻了11倍，中国则增长了接近20倍。

亚洲发展的关键是融合了全球经济，拥有更完善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加上近年来更多的贸易投资开放，让中、低等收入国家走向繁荣。即便是开放经济的贫困国家也可以在自由贸易的世界里找到一线商机，生产像衣服、玩具和电子产品这样简单但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这促使技能和生产不断升级，因此他们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变得更加完善和优秀，最终发展出知识密集型产业，比如金融、法律、公关、研究和教育。这反过来给其他一些落后国家提供了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把东亚经济比作一群大雁，每个国家都能在队伍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经济富裕起来了，也会给我们人类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诺伯格认为贫困容易让人产生很多消极的情绪，像悲伤、痛苦、担心、过虑、疯狂、沮丧、愤怒、异类、耻辱、羞辱、孤独、绝望、焦虑和恐惧，也带来了歧视和偏见。穷人会提起缺少食物、衣服和住所，而且也会说起遭受过富人或者政府官员的羞辱，还有腐败、犯罪、暴力和没有安全感等事情。有些人说起缺乏自信，这意味着他们几乎不走出社区，经常一整天都待在家里。但是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歧视和偏见正在不断的被消除，书中提到印度在高种姓婚礼上分开坐的惯例从75%下降到了13%，接受来自贱民家庭食物和水的非贱民比例从3%上升到了60%。

尽管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并不意味着全球贫困已经结束了。世界范围内仍有超过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还有很多人虽然稍高于贫困线，但生活环境依然非常脆弱。有26个国家40%以上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除了孟加拉和海地，其余全部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我们不仅要感恩铭记前人为我们美好生活付出的努力，也要记住这个社会还有许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