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谢里登大道 尼伯龙根工厂 201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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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罗斯玛琳Schon Rosmarin来自尼伯龙根工厂00:0001:56

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1875年2月2日－1962年1月29日）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初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以演奏音色优美著称。而他创作的小提琴乐曲如《爱之悲》《爱之喜》《美丽的罗斯玛琳》《中国花鼓》等，都是后世小提琴家经常演出的经典曲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克莱斯勒在当时普遍的“爱国主义”思潮影响下，以后备军少尉的身份加入了奥匈帝国陆军，并在加里西亚前线与俄军作战。但仅仅参战一个多月就因伤退役，战后他写下了短篇回忆录《战壕中的四星期：一位小提琴家的战争回忆》（FOUR WEEKS IN THE TRENCHES：THE WAR STORY OF A VIOLINIST），记录了不少关于一战初期奥匈帝国军队以及加里西亚会战的见闻与随想。在此将其中主要情节翻译并分享给大家。

【本文的附带音乐为克莱斯勒亲自演奏的自创小提琴曲《美丽的罗斯玛琳》（Schon Ros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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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试图回忆我在奥地利军队担任军官的短暂生涯时，我发现关于这段时期的记忆已经变得断断续续而且混乱不堪了。有一些经历仿佛历历在目，其他却是模糊不清。有两三件发生在不同地方的事我总是把它们混淆成是在一个地方发生的，并且有些事件的时间顺序也已经错乱了。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的不敏感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尽力想把往事回忆清楚，反而因此给自己平添了身心上的压力。这种现象在我遇到过的很多战争参与者的身上都有出现。在前线，次日未知的命运让人往往无心留意今日的细节：我也常常忽略了自己身边很多我平时热衷于观察记录的事物。在火线上，人们往往会进入一种仿佛催眠一般异样的状态，不再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其他事物。若有类似这样的描述，那应该是我记忆上的空白导致的。此外，我对于命运一向是逆来顺受的态度，不太去考虑未来如何。故我也从没考虑过要记录自己的经历，进而我也从没有采用记笔记或者记忆符号之类的方式来帮助自己重新还原所有的细节。鉴于此，我会尽量避免叙述一些虽印象深刻、记忆犹新但却零碎的片段。

战争爆发时我和我妻子正在瑞士度假。7月31日，我收到来函：我的团（驻格拉茨）所在的第三集团军已经奉命开始进行动员。虽然两年前我就已经卸下了军官职务，但一收到消息我就立马带着妻子离开瑞士回国报到。

一战时期的国土防卫军（Landwehr）军服，国土突击队（Landsturm）的军服与之相似。

【译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奥匈帝国陆上武装力量除了正规军之外，最主要的后备武装就是国土防卫军（Landwehr）和国土突击队（Landsturm）。这两种部队都由民兵演化而来，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往往由本地居民组成。其中国土防卫军为义务兵部队，34岁以下的可征用青壮年男子都会被编入其中，在战斗中经常和正规军混编共同作战；国土突击队则是志愿性质，由34-55岁的中老年男子组成，往往在战斗中担任辅助作战任务（绥靖防区、治安、看押战俘）。奥匈帝国将全国划分了军区，格拉茨为第三军区，故格拉茨组建的国土防卫步兵团番号为第三团（k.k. Landwehrinfanterieregiment “Graz”Nr. 3，缩写为LwIR Nr. 3），当地的国土突击步兵团亦如是（k.k.LandsturmInfanterieregiment “Graz”Nr. 3，缩写为LstIR Nr. 3）。克莱斯勒曾于1895-1896年在国土防卫军服役，获得后备军少尉军衔。一战爆发时他已经39岁，因此被编入国土突击队。】

我们路过慕尼黑的时候，正是德国进入战争状态的第一天。到处都是紧张的气氛。慕尼黑的所有交通都中断了，除了军列其他火车都不能开。我只好不停地向有关方面表示我是要回奥地利参军归队以求得便宜行事。不过不论是巴伐利亚的民政还是军政主管部门，在这一过程中都给了我很多照顾和方便，让我得以快速过境【译注：也可能是因为克莱斯勒本人的知名度所致】

八月一日我们抵达了维也纳。这座城市在我离开的短短几周之内已然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狂热的行为充斥了没一个角落。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后备兵员汇聚到一起前往各个总部报到；满载军官的汽车呼啸而过；街头巷尾都是涌动的人流；宣传册和号外被人们争相传阅：这一切都显示了这场战争的规模。等级和社群的区别实际上已经消失，所有的隔阂都被放下，人们相互之间都客气了不少。

我看到人群拦下路过的高级军官、知名贵族和神职人员、政府官员以及高级法官，向他们询问事宜，而对方也以礼相待。帝国的皇亲贵胄们频频现身于圆环大街（Ring Strasse），来到那些并不起眼的小酒馆，和普通人一起交谈。当然，军队是最值得崇拜的，每当有部队在公共场所行军时都会引来一阵阵的欢呼声。经过火车站时我看到了两个年轻的后备兵，看上去是兄弟俩，拿着行李正在匆匆赶往兵营。陪在他们身边的是一个正在哭泣的瘦小老妇人，看起来应该是他们的母亲。当他们经过一位身着制服的将军身边时，两人双双举手向将军行军礼。将军张开双臂抱住了兄弟俩，说道：“去吧，我的孩子们。勇敢地去履行你们的职责，为皇帝陛下和祖国而战吧。上帝保佑你们一定会回到你们的老妈妈身边。”老妇人听了只是含着眼泪向他微笑。突然有人叫了一声，一群人立即欢呼着围拢到将军身边向他致敬，直到我走出很久了还能听到他们的欢呼声。

1914年8月初，在维也纳街头行军的奥地利士兵和欢送的平民

几条街之外的一个小餐馆里面有一对年轻男女。男士是一名身着野战制服的后备兵，年轻的小姐应该是他的新娘或女友。他们围坐在桌边，十指相扣，沈浸在自己的甜蜜世界里。这时人群里有人注意到了他们，一群人立即涌到餐桌旁，向他们欢呼，挥动帽子和手帕致意。一开始这对情侣显然是被突如其来的喧闹给搞懵了，姑娘脸一下子红了并用双手捂住脸；而小伙子则赶紧站起来向大伙鞠躬致意。于是又引来一阵欢呼。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是没说出来。他很想说点什么但是涨红了脸也说不出来。接着他定了定神，一个立正敬礼，开始唱奥地利国歌。一下子所有人的情绪都被调动起来，来往的车辆和路人都停了下来。大家一起跟着他合唱起来。周围的居民纷纷也从窗户里探出头来跟着一块唱，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千人大合唱。坚定的歌声使得国歌有了一种别样的神圣感。我们接着向火车站赶路，远远还能听见传来的歌声，仿佛一台人声管风琴。

一名奥地利军官和他的恋人（妻子？）。文中的那对鸳鸯大概也是相似的情景吧

我在维也纳只来得及向父亲道了声再见，就匆匆赶到位于格拉茨的团部报到了。报到后我被指派到第四营，驻扎在距离格拉茨一小时路程的莱奥本（Leoben）。我奉命担任十六连一排排长，下属兵员55人，另有号手二人和一个四人的急救小组。

【译注：第三国土突击步兵团全团共111名军官和3509名士兵，团长为后备军中校弗雷德里希·特普纳（Friedrich Teppner，之前是同为格拉茨后备军部队的第三国土防卫步兵团的参谋长）。该团下辖四个营，第一、二、三营驻格拉茨；第四营驻莱奥本，营长为胡特（Hutter）中校。由于是后备部队，全团主要装备老式的曼利夏M1888/90步枪（少量装备相对先进一些的M1895式步枪），没有装备机枪，火力支援武器只有古旧的乌哈丘斯M1875/96 90毫米野战炮（Uchatius guns M.75，也称9 cm Feldkanone M1875/96。这种炮是非常早期的后膛炮，连铸造材料都不是钢铁而是黄铜以降低成本。因在奥匈帝国炮兵将领乌哈丘斯担任炮兵总监时期定型，故以乌哈丘斯命名之）】

乌哈丘斯M1875/96 90毫米野战炮

曼利夏M1888/90步枪

我妻子陪我在莱奥本待了一个礼拜，这期间的日常就是组织队伍、分配装备、征发人员以及基础训练。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虽然我们这些军官们都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大伙很快就成为了朋友，还纷纷带着自己的妻儿一同聚会。这股友谊的纽带将会引领大伙共同面对接下来的各种危险与挑战。这种友谊完全是自发而来的，无关乎地位、军衔、财富或者是其他个人情况。我这个营里有一位知名的雕刻家、一位有名的语言学家、两位大学教授（一位是研究数学的、另一位研究自然科学）、还有一位贵族子弟和一位在奥地利最大钢铁公司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土木工程师。本营的军医长是一家大型医院的负责人，享有不小的国际知名度。而在我的排里，有一位画家，两位高校教员，一位有名的歌手，一位银行家以及一名高级邮政官员。但是谁也不会把这些社会地位当回事，即使是我也是后来才慢慢了解到我排里这些人的另一重身份。兄弟般的情谊将大伙团结在一起，军衔的差别也不那么重要了。军官视士兵如同朋友，士兵也很敬重军官。我妻子志愿加入了红十字会当了护士，坚持要到前线去工作，好与我近一些。不过后来有规定：所有护士都不得在比后方大型军医院更靠近前线的医疗机构服务。在我的恳求下，她最终妥协，留在维也纳一处由兵营改造的军医院里工作。实际上当时在维也纳大概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房子，不论是民居还是公共建筑，甚至包括学校，都已经被政府征用改造成了红十字会的急救站。在莱奥本的快乐时光很快被打断了，我的团接到命令立即开赴前线。

身着少尉军装的克莱斯勒与身着护士服的妻子（注意克莱斯勒的领章上有一颗六角星，这是少尉的标志。有一些资料误将其称为中尉）

克莱斯勒（最前方未带帽的盘腿坐者）和第四营部分军官及家属合影

开赴前线之前，克莱斯勒为格拉茨当地的社会名流进行动员表演

我们先赶到格拉茨，与另外三个营会合后乘火车前往未知的目的地。我们经过了布达佩斯，来到了加里西亚的斯特雷（Strij），这是伦贝格【译注：Lemberg，加里西亚主要大城市，一战后波兰独立，该城划归波兰，改名利沃夫（Lviv）】以南的一处重要铁路枢纽。在那里我们接到了前线战报，称俄国人已经被击退，我军已经踏上了敌人的国土。斯特雷距离俄军前线应该已有数百英里之遥，我猜测我们应该只需要做一些机动行军和训练而已。毕竟我们只是国土突击队（Landsturm），是后备军里的二线部队，主要是承担国土防卫任务的。不过，就在当天夜里，我们被紧急集合行军，离开斯特雷前进了大概二十英里，与第三集团军的大部队会合。在短暂的休整之后，我们又行军了二十二英里。第一天的行军强度就对我们的耐力进行了残酷的考验，暴露了我们虚弱和训练不足的问题。每一个士兵都要携带步枪、刺刀、弹药、工兵铲还有一个行军大包裹，里面装了急救包、罐装肉、浓缩咖啡、白糖、盐、米和饼干，还有烹饪用的锡铁罐和餐具。此外还要带上一双备用鞋、备用上衣和换洗内衣等等。在这样沉重的行李之外还要加上一件冬季大衣和一顶打包好的行军帐篷，整个装备达到了足足五十五磅（约25千克）。

【译注：事实上，当克莱斯勒的部队从斯特雷出发时，前线奥军已经遭遇了惨败。击败他们的是俄国第八集团军，其司令官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俄军名将布鲁西洛夫。可以说奥军败的不冤】

这一天下来，士兵们疲态尽显，有人因为虚脱开始陆陆续续掉队了。但是大伙仍然没有一句怨言。那些掉队的人在经过短暂的休息后又努力赶上队伍，有一些掉队比较厉害的也在当天部队宿营的时候赶到了大部队的营地。不过我们都不理解这种强行军意义何在，只当时对我们的一种训练吧。夜幕降临，我们在一处树林里的修道院宿营。这里萦绕着修士们清净的平和的生活氛围，似乎完全没有被战争的气息感染。设好营地、支起帐篷、点燃篝火、煮上咖啡。之前还一片静谧的树林里顿时熙熙攘攘，充满了生气。

休息是短暂的，早上六点我们就被叫醒了。大伙匆匆撤营然后又马不停蹄地继续行军了二十二英里，途中趟过两条及膝深的小河。到中午时分，大家都已人困马乏。这着实暴露出我们这些养尊处优的城市居民平时少有从事体力活，多从事脑力劳动。虽然历经了很多的学习压力，但是和强壮的农民们一比还是显得太虚弱了。当然这是由于城市居民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造成的，在思维敏捷程度上还是比农民有优势的。

两点半左右，我们到了一处有河流的树林。大家花了半小时安营扎寨，之后喧闹的宿营地生活赶走了行军的疲惫。这次我们好好的睡了一觉，直到凌晨四点一道出发军令突然发来。大概走了三个小时就听见远远传来沉闷的轰鸣声，仿佛远处的闷雷。一开始我们都没想到这会是炮击声，毕竟我们都以为最近的俄国人阵地也在几百英里之外。突然一名全副武装的军官匆匆骑马赶来，把一封信件交给我们团长。接着我们全体都停下，军官们都被召集到团长那。团长用他一贯沉稳且正经的腔调说道：“各位，恭喜你们，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今晚我们就要接敌然后我将率领各位开始战斗。”而此时的军官们却有如挨了当头一棒：俄国人居然已经如此深入加里西亚腹地了？。怯战情绪随之而来，不过很快被即将遇敌的紧张心情所掩盖。我们匆匆赶回连里把消息通告给士兵们，不少人发出了兴奋的喊叫。行军的疲惫奇迹般地瞬间被一扫而空，大伙像上了弦一样立刻变得紧张起来，充满了活力。我们打起精神重新向着轰鸣声传来的方向继续行进，估计在那里我军的前卫炮兵已经和敌人交火了。我们团是我们所在的师的主力，另有一个师和我们并行前进，在大概一又四分之一英里（约两公里）之外。各路纵队都隶属于第三集团军，依靠骑马和摩托车的传令兵进行通讯。

【译注：此处与《第三燧发枪团（Schützenregiment Nr.3，即第三国土防卫团，战争后期改名）及国土突击队官方战史》的描述有所不同，第三国土突击队在进入加里西亚时被编入第105国土突击旅（LandsturmInfanteriebrigade Nr. 105），该旅直属于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并未编入某个师，可能如作者所说，时间太久记忆有误所致。

另：关于第105国土突击旅的所属，官方战史及克莱斯勒本人回忆均为第三集团军，后面的地点描述显示这支部队的作战区域也与第三集团军相符。但一些关于一战奥匈帝国陆军的网站提供的资料称该旅隶属于第二集团军。】

奥匈帝国陆军第三集团军司令布鲁德曼上将（Rudolph Ritter von Brudermann）

我们在一处密林稍事休息了一下，在此处听到的炮击声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所有人都奉命将子弹上膛。由于树林的阻挡，士兵们无法组成队形，只好并排前进，一个连正面展开约300码，每个营正面展开约一千码，就这样我们慢慢地进入了俄军炮兵的射程之内。大概一英里外可以看见一块一块的“云团”，就像是一只巨大雪茄冒出的烟圈，其实那是榴霰弹在半空爆炸后留下的痕迹。士兵们从未见过这种场景，反应平淡。可是军官们都深知其中厉害，我想这时候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心脏狂跳不止。

我们向着指定的部署阵地进发，很快就有一发榴霰弹嗖地一声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了，没造成什么损失。接着第二第三发也是一样打空了，但是第四发在我们后面一个营的头顶上爆炸，撂倒了三个人。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停下，除了几声惨叫之外也没瞧见什么别的动静。又一发霰弹在我们右前方爆炸了，向周围散出一阵雨点般的子弹和钢弹片。我右边二十码的地方，一个同连不同排的战友突然向一旁飞了出去，缩成一团痛苦地惨叫着，看起来受了致命伤。这种似乎只有梦里才见得到的情景吓得大家不由得加快脚步跑了起来。紧接着又有三四发炮弹在我们头顶爆炸，我感到就像一阵狂风狠狠地冲击在我的胸口，同时一发弹片呼啸着从我身边掠过，深深地插进地里，溅起一阵沙土。

我们跑了差不多有四分之一英里（四百米）吧，身后传来一声尖利的号令“卧倒！”，下一秒大伙就齐刷刷地全趴在了地上。真是又痛又累，我的心脏都快跳出胸口了。然而头顶上一阵发动机的嗡嗡声让我们顿时明白为什么敌人的榴霰弹能这么准确地落到我们头上了：一架俄国飞机正在天上发信号，把我们的距离和位置传输给地面的俄国炮兵，引导他们开火并观察炮击效果。因为我们前面有一排小山头，俄国人没法直接瞄准我们。这飞机在我们头上来回盘旋，我们却被禁止朝它射击。因为朝天瞄准很难，而且子弹掉下来会砸到自己人。我们后面的后备兵们也看到了这架飞机，他们倒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朝着飞机集火射击了一阵，飞机立即爬升钻到云层里去了。

俄军进攻加里西亚时，奥地利守备部队在炸毁德涅斯特河上的桥梁后仓皇撤退

这时候，我们的炮兵终于发出了怒吼，他们在后面的一处小山头建立了阵地并马上向敌人还击。自己人雷霆一般的炮火对士气有着异乎寻常的鼓舞，大家都觉得没有比听到自己人的炮弹呼啸着飞向敌人阵地更美妙的声音了。因为第一次上阵而紧张的神经多少得到了一丝放松，大伙也多少恢复了些许自控与信心。此外，我方炮兵的加入多少吸引了俄国炮兵的注意力，落在我们头上的炮弹少了很多，炮弹都朝着后面的我军炮兵去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们继续推进，赶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一连串之前就被我们前卫部队占领的小山头。在这里我们接到命令，就地构筑战壕，居高临下监视包括俄军炮兵阵地在内的一整块平原。

没得休息，我们立即投入了挖战壕的工作。我排里的一半人并排走到前面，每人之间相隔一臂间距。把枪放平，枪口对敌，枪托连成一条线，每个人保持跟这条线平行开始挖战壕。挖的时候把挖出来的土向前堆，直到堆出一座胸墙。另一半人在后方休整但是枪不离手，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半小时后两拨人交换，如此反复。没过一小时战壕就已经足够深了，可以挡住前方射来的步枪子弹。要是有木板的话还以加固，或者还可以盖点草皮当伪装。

后来在西线战场，比如法国和弗兰德斯，由于战争陷入僵局，交战双方往往好几周都无法前进一寸，因此战壕被构筑得相当讲究。有延伸开来的地下网络，还有各种地堡碉堡，甚至还有舒适的居住环境。虽然当时我们也想搞点干草来把沟底铺上，不过在这大战初始的加里西亚，各种条件随着战局每天的变化都有所不同，我们也只能构筑出最简陋的战壕。挖好战壕的当天下午，我们的“老朋友”俄国飞机又来了。这次我们毫不犹豫地开枪把它赶跑了，不过它也应该看到了我们迅速构筑起来的的工事。由于敌人的榴霰弹炮击已经暂停，所以我们也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即使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人类的适应能力也还是挺强的，我注意到有些人在挖了战壕之后疲惫不堪，直接睡着了，就算炮弹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也吵不醒他们。

加里西亚前线的俄国炮兵阵地

我嘛，也一样，对这些死亡之物很快习惯了，而且还饶有兴趣的关注起他们的声音来。说起这个，我的耳朵对于区别不同的声音还是相当敏感的。之前行军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不同种类的炮弹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时候会发出不一样的呜呜声。有的发出尖啸，音调逐渐升高；有的则是沉闷的隆隆声，音调越来越低。简单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往往是我军后方山坡上的大炮火光一闪，我们的炮弹便带着沉闷的啸声从我头顶飞过。由于我们是在奥地利和俄国炮兵之间互射的炮弹底下行进的，随着我们位置的变化，炮弹的声音也在变化。走到某一块区域的时候就会对尖啸和沉闷的炮弹都分不太清楚了。直到接近我们阵地的山头，两者之间的区别才又清晰起来。挖好战壕后我爬到小山坡顶上，看着对面俄军大炮火光闪过，然后心算从看到火光到炮弹飞过头顶的时间。这一回是俄国的炮弹声音开始变得沉闷了，与之相对的是，此时已离我所处位置很远的我军火炮开火后，炮弹发出的却是尖锐的啸叫声。这其中的原理就是：炮弹都是走抛物线的，前半段上升后半段下降，上升的时候声音就是比较沉闷还带有下滑音，当声音变得尖啸，而且音调上升的时候，那就是炮弹已经过了顶点，就要落下来了。这个顶点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双方炮弹音调都差不多的位置。几天后我的把这个事跟一位炮兵军官说起，就当是个闲话，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实际作用。我还告诉他，根据声音音调变化的不同，我能大致推断炮弹飞来的方位，确定它的抛物线顶点在哪。不过他听完之后表示这个发现对定位躲藏在掩蔽之后的敌军炮位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他马上向自己的长官汇报，几天后我就被临时抽调到了炮兵侦察部队，通过确定炮弹抛物线的顶点，反推敌人火炮的所在位置，并在地图上标注给我方炮兵以引导。事后我得知我推断的距离还挺准确，敌军有好几个炮位都被我军端掉了。之所以在这个小插曲上啰嗦了这么多话，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那双音乐家的耳朵在战场上唯一一次能做一点微小的贡献。

加里西亚前线的奥匈帝国炮兵阵地

接着讲。虽然遭受了俄军猛烈而又准确的火力打击，但我们营第一天的伤亡出奇的小。我粗粗数了一下，仅两小时内就有74发榴霰弹在我们周围方圆半英里的范围内爆炸，但我们全营只有18人伤亡。不过面对身边的死亡，大家并不能完全保持冷静和淡定，特别像我是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死亡。我排里一个士兵，正在挖着战壕，突然就倒在地上，像个老人一样咳嗽，还伴着鲜血从嘴里流出，不一会就蜷成一团不动了。我完全没想到他就这么死了，他的眼睛还睁着，面色平静，看起来并没有遭受太多痛苦。这个人风趣幽默，在排里也很受欢迎，然而他就这么不可思议地死在了我们面前。我之后会见证更多的死亡，很多人死的更痛苦，但是都不像我们排第一个牺牲者一样让我刻骨铭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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