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坛第一虎”赵长青认罪伏法，使得“艺术腐败”成为关注的焦点。

当一个领域的某个人物演变成一个“事件”，对人物本身的关注更多地应该转移到对事件的反思上来。记得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艺术腐败是一种潜意识腐败，利用文化心理的作用，假借风雅之名，从雅债、到雅贿、再到雅腐，在不知不觉中控制着人的言行，进而认同这种生活方式，甚至作为一种“成功目标”，具有很强的传染力，因而要有足够的警惕，否则还会有张长青、李长青、王长青出现。当然，最终目的绝非单纯地止步于反思，而是通过反思明白一点，书法如何回归本体，走上正常、理性、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来。

书法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按照我粗狭的理解，主要涵盖书法本体、社会环境客体和书法家主体等三大主要因素，彼此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张力。当最终“合力”因素处于正面作用时，书法发展处于“波峰”，就是进入全盛时期。反之，如果是负面作用，书法就处于“波谷”，也就是低潮期。

就书法本体来讲，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书体演化早已终结，但不计其数的历代经典，与深埋地下或深藏民间的新的经典，会被不断发掘出来，提供更多的借鉴资源。即便是众所周知的经典之作，也会因为每个人的理解角度不同而各得其所，具有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就书法家主体来说，个体千变万化，各有差异，但人性是共通的、永恒的，所以变化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化。

这无疑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点——稳定性和流动性的完美统一。

社会环境也是如此，一代有一代之风俗。但是，不管时风如何变化，始终有稳定的审美标准。“赵长青事件”所揭示的乃是社会环境因素中的问题，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如何看待权力和书法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协会和书家的关系。

权力与书法的关系，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书法史中存在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唐代李世民将王羲之推上“书圣”的宝座，引领了时代潮流，造就了唐代书法盛世。清代乾隆的个人嗜好，士人学子曲意逢迎，使得“馆阁体”变成一种桎梏。今天的社会环境已然不同，所谓的“权力”主要侧重指协会的权力，官员也要加入书协，转变身份，才能谋取名利。各级各类书法协会名义上是群众组织，实际上存在着相应的行政级别和特定待遇。官员退休之后去文艺协会任职，无疑意味着这种待遇级别的延续和保障。再者，在主席、副主席等职务到手之后，作品价格就会扶摇直上，哪怕极其拙劣，根本不入流，也照样有人高价求购，最终可以名利双收，还极其风光。这就是官员为什么要拼命挤进各类协会的根本原因。

在各类协会之中，书法协会的门槛无疑是最低的，只要会抓毛笔就行。不能不说，权力介入书法，最终结果必定是双输：权力受到腐蚀，书法则被亵渎。

概而言之，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反思：

一是区分书家和书官的问题。

在一般人看来，但凡书法协会中人，都是书法家。其实未必。普罗大众有这种认识，情有可原，因为普通人看待世界是零碎的、单极化的。协会存在不同分工。确实，有些官员也是优秀的书家，有些优秀的书家也是称职的官员，两者虽有交叉，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历史中的伟人和优秀的政治家，很多人都具备艺术家的素养和能力，既有艺术家的魅力，更有把握时事的远大眼光。但这样的人屈指可数。一般意义上的“书官”更多着眼于现实，只是组织者、管理者，虽然懂得艺术规律，未必是笔墨高手，两者兼善更是不易。这样一个原本极其简单的事实，却极度扭曲，不愿意直面，因为怕得罪人。有鉴于此，一方面需要受众提高自身的审美认知，摒弃盲目崇拜，另一方面要强调，书官必须加强自律，以身作则，把爱好和工作严格分开，让书法的归书法，权力的归权力。官气太重，则文气必弱。也许有人要强辩，过去有很多书家就是官员。那么，像王羲之、颜真卿、苏轼这些举世公认的书法大家，都曾做过官，是今天的官员书家能够相提并论的吗？两者有本质区别，古代是“书”而优则仕，现在是仕而优则书，功力和成就有云泥之别，简单来说，就是名与实的问题。现在的绝大多数书官，不过是披了一张书法家之皮而已。

二是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

谈到书协官员会不会写字的问题，常有争议。有人会举出种种例子，饭店经理管理厨师，不一定会烧菜，足协主席未必会踢足球云云，猛然间会觉得有点道理，其实是片面之词。因为书法非足球和烧菜所能比拟，历史之长、积淀之深、人数之多、影响之大，非内行人而根本无法参与。李世民推选王羲之而不是其他人，虽有个人喜好因素，但总体上符合书法发展大势。如果他不懂书法，强力推行，必定是一场灾难。乾隆胡乱题跋，胡乱盖印，污染文物，佛头着粪，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就是外行惹的祸。如果把协会视作一个团队，必须有基本的两类人才——专业和管理。专业者只需要懂得专业，把字写好；管理者也必须懂专业，不一定有专业水准，但一定要有专业素养和专业观念，否则就谈不上专业管理。这是两种不同的“内行”标准，却又息息相关。“内行”并不完全限于笔墨实践，如果水平高当然是好事，更重要的是，大到懂得并尊重艺术规律，小到了解书家成功之大不易，就不会糊涂乱抹，写一大堆错别字，污人耳目。从这个角度来说，内行领导内行，更是上上之选。

三是审美扭曲的问题。

不能不说，国人存在一定的官本位思想，“书官”位高权重之时，身边从来不缺吹鼓手和马屁精，想抬轿子的人排成队。落马之后，马上摆出痛打落水狗的架势，人人掩鼻，唯恐避之不及。时下每逢“大人物”办展，任凭水平如何拙劣，捧场者都会特别多，极尽阿谀之词，收获无数的赞美之声。所以说，“皇帝的新装”不是一个人做成的，是不约而同“合谋”的结果。在书法圈的名利场中，冒牌货从来不会缺席。当专业人士质疑时，不明就里的拥趸甚至会反过来责问，如果没有水平，能上电视、上报纸吗？类似的事件不断上演，遂造成“老干部体”横行，最终成为“江湖书法”的一部分。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时间长了，审美必然扭曲，真看不懂还是假装糊涂，到最后连自己也分不清。假面具戴的时间长了，就取不下来。凡此种种，对书法评论的氛围也是极端不利的。曾经就有一些人问过我，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名家，水平到底怎么样？想质疑又不自信，但是凭个人直觉，又觉得名不副实。这就说明，言不由衷、盲目吹捧的文章，对于缺乏审美经验的爱好者来说，存在严重的误导作用。为什么现在普遍对协会的权威性产生质疑？就是想不到协会竟然也成了“江湖书法”的源头之一。

四是书法市场和书法投资的理性问题。

在现今的书画市场上，只认位置、名头，不讲艺术质量的大有人在，所以就出现了书官在台上按寸论价，一下台就变成废纸的情况。说穿了，真正意义上书画市场是不存在的，谈不上收藏和投资，只有炒作和投机，泡沫四溢，危机四伏，随时可能崩盘。即便知道某个书官水平不怎么样，为什么作品仍能卖出高价？因为书法审美在多数人看来，是极其模糊的，协会职位则非常清晰地划分了等级，能够“准确”把握，更重要的是，可以满足馈赠对象的心理需求。殊不知，书法含金量的评价，必须经过时间的淘汰，得到公认，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有的投机则是公款消费，更无割肉之痛、后顾之忧，损失的是国家的钱，无所顾忌，不明就里的跟风者，往往血本无归。价格与价值是脱节的、背离的，价格可能是天文数字，价值却是一张废纸，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书画市场极其混乱，也会造成明显的不公平。书法要发展，说到底，必须有无数的爱好者竭尽赤诚地用心去创造，鼎力夯实书法的根基。然而曾几何时，掌握了权力资源的书官们的笔墨游戏，竟然可以呼风唤雨，成为书画市场的主角，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笑话，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一个必须倾尽全家之力才能读完四年书法专业的毕业生，孜孜以求，却很难跻身立足书法圈，更不用说那些赤手空拳而真正乐意将全部人生投入在书法事业上的普通人，一生努力可能一无所获，只会看到一扇扇成功的大门对自己缓缓关闭。说到本质，就是所有的利益都在向协会的塔尖流动，被水平低劣的书官所占有。

五是书法的工具化、物质化问题。

身处市场经济社会，社会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为了生计奔波，在所难免。如果需要养家糊口而又一无所长，只有卖字一途，亦是无可厚非。对于一般书家而言，不管是单件拍卖还是批量走穴，只要不违法，不违背社会公德，哪怕是高价销售，愿打愿挨，都在情理之中。但对协会官员来说，需要明白界限所在，所谓“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因为已经涉及到权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换。审美扭曲和市场扭曲所揭示的本质在于，书法本身的含金量已为职位的含金量所取代，也就是说，卖的不是作品，而是位子。书法异化成“书法工具”，目的不是书法本身。至于协会官员，最终可能涉及到“为他人在获批中国书协会员、当选中国书协理事等方面谋取利益”，显然已经不是书法的工具化问题，就是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不独于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铺天盖地的“书法之乡”和“书法名城”评选活动，让人看到了好大喜功的一面，助长了急功近利的心态，是一种集体腐败。是不是发了牌子就一定是书法之城？像南京、苏州这样原本就是书法之城者，还需要授牌吗？如果南京还算不上书法之城，试问全国还有多少城市可以算？反过来说，像西安这样的文化历史名城，再发一个“书法之城”的牌子，又有多大意义？在此不禁要大声问一下，在这个时代，身处书法这个行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书官们的心理不断膨胀，需要展现如此过度的虚荣？

现实问题远不止这些。如何正确对待？从上述分析来看，很多时候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需回到常识。唯有让事实成为常识，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再来看协会与书家的关系问题。

前几天，一则警惕“冒充中书协”的友情提醒，在微信圈传开。这次兜售的不是会员证，升级为理事证。这说明了三点：其一，社会上对于书协仍有一定的认可度；其二，会员证含金量正在下降；其三，之所以存在诈骗，是因为有这方面的需求，就有人投其所好，来做文章。对协会认可当然是好事，说明有权威性，但会员、理事可以明码标价，说明并不权威。矛盾的存在，揭示了问题的根源。

伪造的中国书协公函

身处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如果想联系更为方便快捷，就应该有桥梁存在——这就是对协会的定位。协会就是一种能够起到沟通作用的平台，如果成为一种主导甚至指令，则与本身的宗旨相违背。加入协会成为一个书家努力的现实目标，在一定程度和一定条件下可以理解，但如果变成唯一的甚至终极目标，就是导向问题。很多人认为入会了，就成了书法家，扪心自问，入会了也未必就是书法家。同样是会员，水平也是高低悬殊、参差不齐。协会不仅是桥梁，也可能成为障碍：对外，区分会员和非会员；对内，分出会员、理事和主席团。对比来看，完全是人设标准，并非以艺术水准来划分。就入会的标准而言，普通会员要通过参展的厮杀，有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意味，凭借的是实力。反观一些理事、副主席乃至主席人选，多半是一种“空降”的方式。协会制造了许多可以量化的现实标准，但书法很多时候恰恰是无法量化的。需要以作品说话时，却又搁置一边。赵长青们从官员华丽转身，蜕变为著名书法家，不费吹灰之力，从而导致前文所谈及的诸多问题。协会不仅要考虑到管理能力和领导能力，也要考虑到艺术水平，不一定是书法高手，但必须真正对于书法有所感悟和体验，才能够理解书家探索积累过程中的种种艰辛，对书法怀有敬畏之心。

回到本文讨论的标题来看，一个“让”字，似乎会感觉到很多的无奈。其实这恰恰体现出，对于书法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要有敬畏之心——有时不想“让”也得“让”。为什么这样说？书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如前所述，当“馆阁体”出现时，几乎到了末路，书法内部存在一种强大而有效的调节机制，碑学兴起，峰回路转。况且退一步来说，不管任何人，最终都会死亡，所有人为的不利因素最终都会消失。前文所分析的三大影响因素中，书法本体和书法家主体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并非是孤立的。也就是说，三种因素最终会融为一体，分为创作者和接受者两类，却又交叉存在，创作者也是接受者，接受者也是创作者，相互影响、学习和否定、批评，构成整个现实书法生态。不管是谁，只有个人作品为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可以传播和流传，才具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仍然要以作品来说话的原因所在。作品才是硬道理。

我始终坚信一点，书法终将回到书法，始终会按照自身的规律来发展。任何人与历史和时间相比，不过是尘埃微末、瞬间须臾，书法则与时间共存亡。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者，大势也。差别在于，当个人审美与整个社会潮流相符，就是顺流，比如文徵明、董其昌；当个人审美与时代潮流不相符，就是逆流，比如徐渭和张瑞图。这需要认清和理顺，只要把握好，都能有一席之地。书法最怕的是一潭死水，而不是存在问题。每个时代都会存在各种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得到解决，有些也许无法解决，但可以促进每个人反思，从自身做起，可以慢慢改变潮流。现今大量问题的存在，每个真正热爱书法的人都有责任，承担问题的责任，改变现状的责任。让书法回到书法，就是从习惯上关注书法的附加值（诸如名利、表演、官位），回到书法本身的价值上来，关注书写、修养、趣味、文脉和传承等方面，唯有如此，才能触及书法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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