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50年前,也就是1972年,在内蒙古阿鲁柴登,冬天的草原异常寒冷,阿鲁柴登的放羊娃巴雅尔如往常一样赶着自己的羊群去草场上放牧。这一天对这个孩子而言却是不平凡的一天,因为他遇到的事情成为了影响历史的重要一环。
16岁的放羊娃把自己的羊群赶到了南面的新草场。当然,在这一带不仅有草场,也有沙窝,而且很多沙窝都非常隐蔽。如果羊在吃草的时候没有注意,就很容易陷入到沙窝里,一旦陷进去,单凭羊自身的能力根本没办法逃脱。
当巴雅尔准备回家时发现,听到不远处有羊在不停叫唤,他赶紧跑过去帮助羊。就在刨沙子救羊的时候,一个亮晶晶的圆疙瘩从沙子中滑落。当时巴雅尔并没有在意,仅仅是将它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
回到家以后,巴雅尔想起了自己发现的东西,就拿给家里人看。家里人一看,这并不是普通的玩意,而是金疙瘩!整个家里兴奋之余,巴雅尔立刻带着家里人来这里再一次挖掘,这一次的挖掘有了更大的收获,很多的金银器组成的一个重大宝藏显现出来。
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周围的牧民居民听说这个消息以后,也开始到这里来寻宝,甚至引起了一种“疯抢”效应。一直挖了几天,大家挖出很多金银器,而其他乱七八糟的就被随便丢在旁边,很快这处宝藏就一扫而空。
几个月以后,当地的文物队才听到消息,马上派人前去查看情况。只可惜,现场已经一片狼藉,这处文物古迹已经遭到巨大破坏,不但没了文物,连墓葬信息都无法准确判断。
工作人员到当地了解了情况以后,只好宣传关于文物保护的相关政策,甚至有专家跑到当地居民家中,苦口婆心劝解:这些是文物,对于历史和国家太重要,请交回吧。好在很多牧民都有法律意识,主动都把自己挖出来的宝藏上缴,这才追回这处古迹的文物。
经过统计,追回的这些文物总共包含有218件金器,重量达到四千多克。其中里面有很多都是无价之宝,像金鹰冠饰、动物形状的黄金饰片、黄金饰品、黄金牌饰、银器以及陶片等等,不但具有经济价值,更加具有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在随后进行的现场清理中,考古专家们一共发现了两座古墓,不过只能鉴定这两座古墓距离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其他信息非常模糊。
其实本来发现的古墓保存很好,但是因为遭到了破坏,里面的人骨和动物骨架已经散落四方,有的甚至早就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还有一些可能记载墓主人身份的文物遗失或遭到毁坏,这就导致想要准确这两座古墓的主人几乎不可能。
之后考古专家经过了抢救性的发掘,得到了一些线索。按照时间,这两座古墓是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的文物都非常精美,材料也非常昂贵,并不是普通的民众能够用得起的,故专家们得出结论:这是贵族墓。
那么,到底是谁能够拥有如此奢靡的墓呢?
专家们在对照史书和地理位置研究以后,大致有了方向:也许跟战国时期非常兴盛的匈奴有关。
在战国时期的赵国,赵武灵王曾称霸一时,他不但改革内政,推行胡服骑射,还利用各式手段对其他邻国和地区进行“外交”。赵武灵王赵雍曾说:
吾国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吾欲变服骑射以备燕、参胡、楼烦。
在随后的几年准备以后,赵雍真的成功大败楼烦和中山,对他们进行了吞并,而此时的赵国国力达到鼎盛,这里说的楼烦其实就是一些北方游牧部落组成的势力。不过,在赵国的北方不止楼烦一个,其实还有匈奴和东胡两个部落,匈奴起步较晚,不过发展却很快。
按照时间和地点推算,东胡主要集中在东面,是再内蒙古靠近辽宁的地区比较活跃,长期袭扰燕国,为此燕国还建立了燕长城进行防御。而1972年在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贵族墓处于鄂尔多斯附近,这个位置是赵国的北方边境地区,应该是匈奴或者楼烦的势力范围。不过,由于多年游牧民族与中原势力的激烈战斗,具体阿鲁柴登古墓的主人属于哪个势力有些难以判断。
史记记载,匈奴崛起以后,新的冒顿单于:
大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
这说明在战国到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有很多个,只是大小不一,而除了楼烦,还有一个叫做白羊的势力算得上有实力,并且值得匈奴单于出手兼并。而阿鲁柴登地区的古墓正好是古代匈奴控制地区,所以墓的主人有可能是匈奴贵族,也有可能是楼烦或者白羊被兼并之后的贵族。
不过,根据出土金银器的造型和艺术程度、贵重程度判断,兴盛的匈奴贵族是墓主人的可能性最大,毕竟手下败将在草原这种弱肉强食的地方是没有什么尊崇可言,用如此多的金银器入葬是不太可能的。
可是,这墓主人为什么不会是中原的赵国人或者秦国人呢?
阿鲁柴登这次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一顶金鹰冠饰。这个冠的造型是一只展翅而飞的雄鹰站在一个头冠上,而头冠还刻有狼和羊的图画。栩栩如生的老鹰仿佛永远屹立在草原上的霸主,犀利而雄壮的查看着自己的领地。
游牧民族非常尊崇草原的自然,对于天生的猎手草原雄鹰和草原狼十分尊敬,甚至还会训练雄鹰协助狩猎。
而这件雄鹰金冠不但是唯一一个出土的胡冠,也是墓主人为草原民族的有力证明。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原地区各朝武官所佩戴的武冠跟胡冠有一定关系。很有可能,赵武灵王骑射的时候开始引入,并且在中原开始乱传。
同时,阿鲁柴登古墓的发掘还带来了很多历史真相。以匈奴的手工艺水平,肯定无法制造如此精美、数量众多、造型各异的金银器,这种技术只有中原熟练的手工匠才有。所以,制造这些金银器的匠人很有可能是由中原引入、抢夺而来。亦或者直接购买成品,当然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以匈奴人的个性,抢夺中原工匠,制作好这些金银器的可能性最大,而这也侧面映证了当时的匈奴与中原农耕民族的激烈斗争和矛盾。
不过,匈奴与中原并一直是长期对立的。从赵武灵王时的胡人在赵军中任职,到汉武帝卫青时的匈奴招降,再到匈奴分裂后南匈奴的依附,直到匈奴在南北朝时期建立北方势力,最后融合入华夏大家庭之中,整个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融合史。
这一次在内蒙古发现的古墓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战国时期匈奴的经济水平,同时也足以证明匈奴跟中原地区并不是只有针锋相对,而是激烈对抗后的逐渐融合。
华夏大家庭如此团结和包容,其实这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就如匈奴一样,经历了数百年的对抗,或包容或斗争,最后终归还是融入一个家庭。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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