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6日，中国上海。中美两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修改的《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草拟完毕，即刻就要发表，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周恩来总理要通了北京中南海的电话，如此重大事情，他要向毛主席汇报，但中南海却回复说主席刚刚已经睡下了。要不要叫醒毛主席，周总理犹豫不决，首先他清楚，主席睡眠不好，经常要吃安眠药，能睡着很不容易，且很怕被人吵醒。多少年来，只有彭老总和林彪闯进过毛主席的卧室，将主席从睡梦中叫醒，那是在战争年代，彭老总和林彪因为有重大紧急军情要向主席汇报请示。毛主席几十年战争时期养成的作息习惯，总理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焉能不知？他总理思忖道:主席在此次尼克松访华前刚大病了一场，而且休克了两次，经过抢救才苏醒过来，直到现在，主席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周总理犯了难，围着办公桌走了好几圈，就如平时经常说的:急的团团转。而此事很急，又不能等，必须立刻做决定，周总理下决心先做决定，回头再向主席汇报。这种情况之前也有先例:日内瓦会议期间，许多事情都是很紧急的，不可能也来不及事事请示汇报，总理都是先决定了，回来再向主席汇报，而毛主席都认可了。这次，周总理先做了决定，然后再写了书面汇报材料，在措辞上反复修改琢磨，再三斟酌。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这么犹豫踌躇过，似乎有什么不好的预感。

谁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毛主席生了气，动了怒，点名批评了周总理。他认为《公报》中的某些条款不符合他的观点，认为周总理在这件事情上对美国人“示弱”了。还有就是总理不请示汇报，不经他点头同意就发表了《公报》，认为总理有“越权”的嫌疑。周总理主动做了检讨，且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连续做了自我批评，写了检讨书，此事才算作罢。

谁知，第二年的11月3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结束，即将于第二天回国。告别宴会上，基辛格突然提出要与周总理再单独谈一次，这本来不是计划中的安排，但盛情难却，宴会结束后，总理与基辛格进行了会谈，基辛格提出美中双方加强军事深度合作问题，总理说:“中美双方军事合作问题，可由双方各指派一人继续交换意见，后续问题再接着谈。”这种回答是很有余地的，也是很讲艺术性，没有答应美方什么具体的要求，话说的很有弹性嘛！谁知，王海蓉和唐闻生将此事向毛主席汇报后，毛主席大发雷霆，很生气，再次点名批评周总理。毛主席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总理，而且要周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周总理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于是，中南海连续开了12天的会议，组织批判周总理。而四人帮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肆攻击、污蔑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直接影射周总理是李鸿章，丧权辱国，屈膝投降，给美国人“下跪”，是卖国主义。康生和江青诬陷总理是“右倾投降主义”，江青当面质问周总理:“你在与美国人的谈话中，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周总理虽然是很有涵养的人，此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怒而起身，“啪”的一拳砸在桌子上，大声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正当四人帮想借机彻底打倒周总理时，毛主席发现苗头不对，及时“刹车”，制止了四人帮的进一步“闹剧”，他听汇报说，江青指责周总理着急的想夺权，急不可耐。毛主席说:“急不可耐的想夺权的不是总理，是她自己！”对于张春桥对周总理的大肆污蔑、攻击，想打倒周总理取而代之，毛主席说:“总理还是总理，这不是什么人就可以取代的。”经过毛主席这几点指示，四人帮顿时就偃旗息鼓了，灰溜溜的四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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