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邓小平终于正式告别政坛了。

“为什么退下来？因为中国现在很稳定。退就要的真退，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是邓小平的“战略安排”。

“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起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

后来，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一定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有一批老干部退出了领导岗位。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了。9月4日，江泽民等几位中央领导来到邓小平住处。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

“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邓小平认为，实行退休的时机已经成熟。对退休的方式，邓小平要求：“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他一一看着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诚恳地嘱咐：“我的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邓小平很快又提到退休时的职务交代。他环视着刚组成不到一百天的中央领导班子，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同一天，邓小平郑重地向政治局递交了请求退休的报告，要求实现“全退”。这封不足700字的辞职信，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这位老党员、老公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之心。

邓小平终于说服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决定，将邓小平退休问题提交十三届五中全会讨论。

“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11月9日，瑞雪纷飞，人民大会堂里却热浪袭人。经过激烈的讨论和大量的说服工作，中央委员们逐渐理解了邓小平请求退休的决心和意义，同意在全会上进行表决。下午3时，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表决，接受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消息传来，一直在家等候的邓小平如释重负，即刻驱车前往会场。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激动地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的退休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中共中央总书记、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把邓小平送出了会场。临别时，江泽民表示：“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11月10日至1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这天，邓小平来到会场，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他再一次充满希望地表示：“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最后，邓小平深情地环视着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向大家袒露心扉：“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11月1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向他们，也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邓小平说：“退就要真退，这次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今后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客人，要体现真正退休。”

话题自然而然地引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面。邓小平赞扬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比我知识多，当然经验比我差一些，但经验是可以锻炼出来的。他今年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接着，他又谈到了治理整顿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等问题。

日本客人刚一离去，记者们就围了上来要求合影。邓小平欣然同意，并幽默地说：“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得多了。”大家边笑边说：“这也是你最后一次正式会见记者。”大厅内一片欢笑声。随后，大家簇拥着邓小平走到照相屏风前，快门声音不断响起。

“我一生问心无愧”

退休后，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活动，是11月20日与二野的老部下欢聚一堂，共同回忆战斗生活。这天上午，初冬的北京天气晴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氛。10时，邓小平来到大家面前。他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并激动地说：“过去忙，很难得见一次面，现在退休了，有这个条件了。”

在和宋任穷、陈锡联、李雪峰等老同志握手时，邓小平都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在同原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握手时，秦基伟刚向他介绍，邓小平就风趣地说：“杨国宇，在二野部队是有名的‘杨大人’。”邓小平的幽默和对部下的深刻记忆，使大家倍感亲切。

邓小平高兴地和大家围坐在一起，秦基伟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二野战史》修订情况。邓小平说：“见面不容易，一些战争年代的老同志多年没机会见个面，今天在一起随便聊聊天。”接着，他一口气从抗日战争讲到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然后又把话题转到了淮海战役。邓小平既讲战略意图，也讲具体的战役战斗，他惊人的记忆力，对创建共和国的战斗所充满的激情，使在座的老同志们兴奋不已。

邓小平和老同志们一起畅聊了一个多小时。告辞时，老同志们再次围着邓小平，和他握手，祝愿他健康、长寿。他也热情地嘱咐大家保重身体。

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时，对法拉奇提出的“你对自己怎么评价”的问题，他回答说：“我对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这是世纪伟人邓小平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的，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正是他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使他无私无畏，无愧无悔。

1982年11月，邓小平与胡耀邦交谈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机构改革，邓小平称之为“革命”。

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批评当时党和国家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赞同”。

1982年机构改革至今，中国政府又进行了8次机构改革，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

学界认为，在后续几次改革中，改革的重心已不再是简单的裁减冗员，更多的，是显示了政府工作职能的转化。

冗员臃肿

国务院工作部门多达100个

用邓小平的话说，1982年如果不搞机构改革，“（政府）确实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并没有改变，由此导致政府机构设置叠床架屋，人员冗余的问题登上了建国以来的顶峰。

资料显示，到1981年，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3人之多，工作部门有100个，其中部委机构52个，直属机构43个，办公机构5个。而在100个工作部门中，经济管理部门即达71个。

这些部门职责重叠，职责难分，工作效率自然难以保证。

而且，一些干部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已经成了改革路上的绊脚石，这就是邓小平批评的“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

例如，1981年初，被人称为“改革闯将”的项南来到福建省任常务书记。项南发现，中央推广的包产到户，在福建竟成空文。项南就在春耕前巡视全省，督办此事，为此甚至撤了一名思想守旧，工作不力的地委书记。

机构臃肿的另一个原因是，到1982年，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活动已进行三年。根据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决定，对过去审查干部工作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要进行认真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大批老同志在平反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领导职位，只能通过临时增加副职等办法来解决。

此外，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问题专家高新民介绍，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所导致的“派管干部”现象仍大规模存在，这不但与中共一贯主张的“党管干部”原则相违背，而且大量才德不符合新时期要求的干部留在位置上，也不利于改革开放的进展。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龚维斌看来，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必须获得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而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改革关键

老干部被要求“作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

这次机构改革能否顺利推行，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做好老干部们的工作。

中央党校教授、党史专家谢春涛认为，人事和机构改革从旧有的干部组成着手，不但合理而且有其必然性。

“一些老干部对革命的理解就是终身革命，但其思想认识和知识结构是否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却要因人而异”。而且，也有部分领导干部担心机构精简会导致自己以及子女待遇无法保证。这些人可能成为机构改革的阻力。

因此，如何理顺老干部的思想，是中央高层极为关注的问题。

邓小平在1982年1月13日的讲话中，甚至用“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对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来要求老干部支持这次机构改革。

国务院参事室的历史日志也显示，1982年3月9日，国务院参事全体会议就曾座谈建立老干部退休、离休和顾问制度的决定。

虽然争议难以完全避免，但总体说来，老干部顺应了这次改革。

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说：“从一个月的实践看，这项工作（指机构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可以行得通。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体制改革工作。”

一个多月后，在会见巴西外长格雷罗时邓小平再次表扬了老干部：“精简机构，就是‘拆庙搬菩萨’。从这两个月的情况看，我们的老干部顾大局，是经得起考验的”。

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了中央和省级的两级顾问委员会，供壮心不已的老干部们发挥余热。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正是邓小平。

首当其冲

国务院副总理减掉11个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机构改革正式进入轨道。

这场改革自上而下进行。首当其冲的，是国务院。

改革后，国务院的工作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例如，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设立水利电力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设立商业部。

改革还明确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要求。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要求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了1/3左右，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部委级领导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由13人减为2人。根据1982年5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决议，万里、姚依林继任国务院副总理。本次会议还决定增设“国务委员”一职，其政治待遇相当于“副总理”。当时出任国务委员的有10人。

在地方上，省、自治区政府工作部门从50～60个减为30～40个；城市政府机构从50～60个减为45个左右；人员编制方面，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人员从18万人减为12万余人。市县机关工作人员约减20%，局级领导的平均年龄则由58岁降到54岁。

改革开路

机构改革推动干部“四化”

1982年的机构改革历时3年，除了精简机构外，“还为干部‘四化’开了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龚维斌说。

所谓干部“四化”，指的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此“四化”的标准由陈云首先提出，邓小平随即表示支持，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此事。

1982年1月13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亡党亡国”。

虽然“四化”在1983年7月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才获得正式确认，但1982年的机构改革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干部“四化”标准下的改革。尤其是对年龄和文化结构的要求，比较直白地体现了“年轻化、知识化”。

这被认为是对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一种修正。“其实，党中央在建国初期，就有对领导干部年龄等方面的硬性要求，但是一直没实施而已。”一位行政学专家说。

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多次要求严格领导干部的年龄标准和任期限制。他本人也被视作身体力行的典型。

上述行政学专家认为，对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终结，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推动，是本次机构改革最显著的两大亮点。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亦认为，现在的中央高层，正是在上世纪80年初的干部“四化”大潮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中国政坛的中流砥柱。

“当时机构和人事改革，年轻化只是表象，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有新知识、又懂新业务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