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发明之一。先秦时期，中国主要有五种刑罚，分别是：黥、劓、刖、宫、大辟。黥，就是用刀具割破犯人的脸，或者用针刺破犯人的脸，然后在伤口处涂抹上墨色。这是最轻微的处罚。接着是劓，就是割去犯人的鼻子。刖是砍去犯人的一只脚，或者是砍去双脚。宫刑，就是破坏人的生殖系统。最严重的第五种刑罚大辟，就是死刑。这五种刑罚都残害人体，让犯人饱受肉体痛苦，统称为肉刑。

肉刑起源于人类“杀人偿命，伤人报复”的原始心理。在夏商周三代，国家逐渐把上述五种肉刑确定为国家的常刑。比如春秋时期，晏婴作为使臣出使齐国的时候，当着齐景公的面谈到对齐国的印象：“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屦，就是鞋子；踊，是受到了刖刑的人穿的特殊的鞋子，类似于原始的假肢。齐国的市场上，鞋子便宜，假肢反而贵。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受刖刑的齐国人很多；另一方面也说明，肉刑的惩戒效果并不明显，并没有很好地起到震慑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对肉刑的意见越来越大。最终，汉文帝废除肉刑，而这场影响深远的刑罚改革，是由一个小姑娘触发的。

汉文帝十三年，山东淄博发生了一件事情。当地人淳于意，曾经担任过太仓令。他认真学习医术，后来干脆不当官了，转行做专职医生。淳于意的医术很高明，随着治好的病人越多，名声越来越大。有一次，有个豪强请淳于意给家人看病，因为病情严重，淳于意无力回天。豪强认为这是淳于意的医疗事故，把他告到了官府。刚好之前淳于意因为拒绝当御医，得罪了诸侯王，很快官府就判淳于意有罪，要施以肉刑。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一些看似偶然的细节，常常会改写历史。

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淳于意被押送长安之日，五个女儿围着公车痛哭流涕。淳于意在车上感叹说：“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意思是自己没有生下一个儿子来，遇到事情了也没有人可以帮忙。父亲的不满，让其中最小的女儿，十几岁的缇萦心里非常不好受。缇萦于是决定，陪父亲到长安去，要替父亲鸣冤！她决心已定，跟随着押送父亲的公车，千里迢迢赶到了长安。

缇萦还写了一封求情的奏章，大意内容是这样的：“小女子的父亲在为官期间，当地人都称赞他是清廉公平的好官，如今触犯了刑罚，即将遭受肉刑。小女子认为，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人们遭受肉刑后，即便想改过自新，也往往因为身体残疾而不能如愿。我愿意充当官婢，来赎我父亲的刑罪。请陛下给我父亲一个自新的机会。”

西汉初期的法律规定，子女可以主动充当官婢，来给父母赎罪。而就这么一封求情信，最后却送到了汉文帝刘恒的案头上。要知道，普通百姓想和皇帝直接联系，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缇萦的请求，能够让汉文帝知道，其中肯定有强有力人物在背后帮忙。而汉文帝不仅认真阅读了缇萦的求情信，还对现行的刑罚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宏观的思考。而这封信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寻找原因。

西汉初年以五种肉刑为主刑，但几百年过去了，社会上对肉刑的反思越来越多。朝廷迎合社会舆论，陆续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吕后掌权期间，废除了“夷三族”的刑罚。汉文帝刘恒为政宽厚，信奉黄老学说。他提拔的主管司法的廷尉张释之，也是一个信奉黄老学说的法官，案子凡是有疑点的，利益都归于百姓。可以说，当时的社会，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股要改革酷刑的风气。缇萦的上书，极有可能是引起了部分刚好想改革肉刑的官员的注意，然后借题发挥，直接送到了汉文帝的手里。

汉文帝读了缇萦的信后，非常同情。他下了一道诏令，在诏令中，汉文帝论述了教化的重要性。大意就是，任何刑罚，包括肉刑在内，都是用伤害来给犯人造成恐惧，进而震慑住犯罪。这种对抗犯罪的方法，只是表层的，并没有深入人心，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汉文帝更推崇道德宣传、教导感化的作用。在人们的心里种下道德的种子，人人追求真善美，从而由内而外地约束自己、多做善行，不会去干违法犯罪的事情了。道德教化的作用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远优于用外在的伤害和心理的恐惧来遏制犯罪的刑罚。

在诏令中，汉文帝还批评了肉刑给人造成终身伤害，并且断绝了犯人今后向善的可能性。因此，汉文帝在诏令的最后明确表示：“要废除肉刑，用别的方法来代替它。对于有罪的人，可以根据罪行的轻重加以惩罚，不让他们逃亡，到达一定的年数就赦免他们。有关部门要根据这个原则，制定法令。”

大臣们讨论了汉文帝的诏令后，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回奏了一个处理意见：完刑改为城旦舂；黥刑改为髡钳并为城旦舂；劓刑改为笞三百；刖刑中的斩左脚，改为笞五百；判决斩右脚的刖刑，以及杀了人投案自首的、官吏受贿枉法的、监守自盗的、已经判决有罪又被判处笞刑的，都直接判决死刑。判处完刑并城旦舂的，满三年后改为鬼薪、白粲。服鬼薪、白粲一年，改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年后释放为平民。而判决隶臣妾的罪犯，满两年后改为司寇。司寇满一年，或者服类似于司寇刑罚满两年后，都释放为平民。

汉文帝的决策，意味着肉刑在中国正式废除。公元前167年，也就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刑制改革之年被记入了史册。至于淳于意，幸运地免受肉刑。缇萦救父成功！

当然了，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下一道命令就能实现的，在实践当中必然面临反复与曲折，废除肉刑的改革在实践中就遇到了诸多的障碍。首先是表面上看废除了肉刑，但是改判的刑罚还是相当重。比如，斩左脚者变为打五百板子，劓刑者打三百。可是，一般人哪里受得了三五百的板子。因此，汉景帝时期进一步减轻处罚，笞五百降为三百，笞三百降为两百，后来又进一步分别降为两百和一百，并且规定了刑具的大小、尺寸。同时规定笞杖只能打臀部，中间不能更换行刑人。此后，很少有人因为笞刑而丧命了。

其次，废除肉刑对官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考验。原来肉刑很简单，断人手足之后，官府就没有事情了。如今改为服役，官府要负责这些犯人的服役情况，防止他们逃脱，又要折算刑期等，工作量大大增加，管理压力也大大加重，官吏们内心是有抵触的。同时，肉刑废除后，人们心中对刑罚的恐惧大大降低，一些违法乱纪之徒蠢蠢欲动，犯罪率难免有所上升，所以从官府内部产生了一股要求恢复肉刑的声音。虽然个别时间、局部地区曾经恢复过肉刑，但肉刑没有再全面恢复。

后人称赞汉文帝废除肉刑是千古之仁政。因为，汉文帝此举重申和明确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和中国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古代政治思想重视道德的作用，理想的政治状态是道德挂帅，人人遵守道德，实现国泰民安。具体到司法领域，人人心中有道德、以道德规范言行，就不会违法犯罪。对于罪犯，让他们重归道德轨道是目的，任何刑罚措施都只是手段而已。所谓“德主刑辅”“明德缓刑”“以德弼政”等都反映了类似思想。肉刑是违背道德的，而汉文帝的改革自然就是仁政的表现了。

废除肉刑体现了人类的巨大进步。肉刑是建立在伤害和恐惧之上的。可是，人类社会解决了温饱生存问题之后，大家的追求也多元化。汉文帝废除肉刑，把中国社会的主刑从身体伤害改为了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中国逐渐演化出了新的五种主刑，分别为笞、杖、徒、流、死。笞和杖还停留在伤害身体的阶段，而徒刑类似于现代的有期徒刑，流刑是流放到其他地方监管服役，都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处罚的主刑。此外，刺字、充军、没收财产、枷号示众等辅助刑罚，也主要是以毁坏个人名誉、限制人身自由为主。这不仅是中国刑罚制度的重大进步，也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