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去了苏联不久后，就生下了最后一个孩子，也是她第六次分娩，这次是个男孩，长得十分漂亮。

贺子珍生产后，一位苏联的老太太热心的照顾她坐月子，孩子满月后，贺子珍便把孩子送进了婴儿室，自己则去了苏联布尔什维克为培养亚洲地区的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

很不幸，在贺子珍学习期间，孩子就在婴儿室得了重感冒，这次的感冒引发了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调养，这个孩子就夭折了，贺子珍得知此消息万分悲痛，她把孩子的夭折归咎自身。

贺子珍和女儿娇娇

孩子夭折后，贺子珍在校园里找了个角落把他埋葬，多少个日夜里，贺子珍都在坟前痛哭，当毛泽东得知此消息之后，他也十分悲伤，为了安抚贺子珍，他不远万里把李敏送到苏联。

几经辗转后，四岁的李敏到了莫斯科，来到了分别多年的妈妈身边，女儿的到来，抚平了贺子珍的失子之痛，然而，命运之神总是爱捉弄苦命的人，贺子珍和女儿的母女之乐只持续了很短暂的一段时间。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十五天，德国人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40公里，离莫斯科只有二百二十公里的路程，眼看着就要兵临莫斯科的城下，在莫斯科生活的人们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异常困难。

一切常见的食物，包括牛奶鸡蛋和白菜，都需要购买卷才能买到，而那些没有购买卷的人，想要买到食物简直是难如登天，虽然贺子珍在德国人来之前，就已经随着国际儿童医院退到了伊万诺夫城，但是这座小城市离莫斯科几百公里，物资也同样匮乏。

在零下40度的天气里，几乎看不到肉类食物，连鸡蛋和蔬菜都十分稀少，每天分配食物都是黑面包，这点口粮也只够女儿李敏吃饱。

为了填饱肚子，贺子珍常常煮几片白菜充饥，有时候连白菜都吃不上，口粮跟不上，又抵抗不了风寒，在严寒和饿肚子的双重打击下，李敏不幸得了肺炎，这对失去多个孩子的贺子珍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贺子珍

为此，贺子珍开始疯狂的工作，她替人缝补衣服、织毛衣、织袜子、干农活挣钱，再拿钱去买药和牛奶面包，也许是贺子珍为人母的心情感动了上帝，李敏的身体渐渐好转，脸色也红润起来。

为了女儿日后的身体健康，贺子珍不肯让李敏再去保育院过夜，她白天送女儿去保育院，晚上再接她回家，然而，这一举动，却惹恼了保育院的院长，贺子珍被他平白的污蔑精神有问题，被强制性的送进了疯人院。

贺子珍进了疯人院之后，一呆就是好几年，在这几年里，贺子珍与医生斗智斗勇，才侥幸没有被折磨成真的疯子。

一天午后，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来了，他找到贺子珍谈话，一见面没有寒暄，就要求贺子珍立即去干活，院长说：“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

贺子珍不服气，立即反驳：“我从不偷懒，也没少干活，我的食物都是自己挣来的，我没有吃白饭，”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贺子珍朝院长伸出自己因干活而布满冻疮粗糙的手。

院长气势汹汹威胁：“你是想呆在家里带孩子，不干活，你就是个懒虫，小心我把你送去疯人院，”在这位女院长看来，贺子珍不再是领袖的夫人，而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而且贺子珍的反抗让她怒不可遏。

贺子珍

而贺子珍是个不屈和聪明的人，她早就听出了院长话里的潜台词，可是她不愿意屈服，她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是走雪山过草地的红军，她有着高傲的尊严，怎么能向强权屈服？

愤怒之下，贺子珍也回院长说：“我们有生存的权利，室内零下40多度，我的孩子怎么受得了？我是什么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员，金子做的。”

贺子珍的回答惹怒了院长，他是国际儿童院的领导，在这里，没有人可以反抗忤逆他，何况是一个中国女人对他的批评和不服气，院长气愤之下叽里呱啦说了一通俄语，他的俄语说得极快，贺子珍只听懂最后两句：“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听到这句话之后，贺子珍的自尊被刺激，这些日子所受的委屈，都在顷刻之间爆发，她涨红了脸同院长吵了起来，怒吼道：“我怎么疯了？你有什么权利？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

院长无话可说，气呼呼的盯着贺子珍：“走着瞧吧，”说完后院长掉头就走，贺子珍本以为这只是一场争吵，独自气了几天后，她也把这事给忘了，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事，更大的风波还在后头。

一天，贺子珍在家里给别人织毛衣，忽然有人在门口敲门喊她，贺子珍听出这是与她交好的一个中国女人，她也是因为个人的感情问题而留在苏联的，可以说，她是贺子珍最好的朋友。

贺子珍一家

当贺子珍高高兴兴的去开门时，发现这个叫门的女子在看见她后迅速闪开，与此同时，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立即把贺子珍拖了出去，眼前拉拽自己的陌生人力气如此之大，贺子珍被吓得不知所措，她嘴里大喊：“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我？”其中一个男子说自己是精神病院的医生。

贺子珍突然想起国际儿童院的院长临走前撂下的狠话，她预感不妙，大喊自己是正常人，几个大汉也不理她，拖着她就往外走，贺子珍急了，又喊道：“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去精神病院？我女儿的病还没有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

嘴里大声控诉的贺子珍，拼命想要去抱生病的女儿，这场动静吵醒了娇娇，她被从睡梦中吓醒，惊慌失措的坐在床上看着妈妈被拖走，她吓得大喊：“妈妈！妈妈！”娇娇从床上爬起来，想扑过去救母亲，却被穿白大褂的人一把推开，接着，贺子珍被人架走，娇娇趁乱爬上了窗台，跳到了屋外。

因为贺子珍住的房屋在一楼，所以娇娇跳窗并未受伤，逃出屋子后，她越过小河沟躲进树林，可是藏起来没多久，娇娇就被人找到，送进了国际儿童院里。

与女儿被迫“分别”后，贺子珍住进了精神病院里，谈起精神病院的回忆，贺子珍满脸痛苦的说：“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可想而知，她在疯人院里的几年时光，是有多痛苦。

入院之后，贺子珍就被强制剃掉了头发，她被当作精神病人对待，为了出院，贺子珍激烈地反抗，她告诉医生说家里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可是不管她说多少次，精神病院的医生都置若罔闻，不愿意理睬。

而且贺子珍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就越觉得她脑子有问题，他们强迫贺子珍吃药，因为吃过药之后，贺子珍就会安静下来没日没夜地昏睡，在住院期间，贺子珍数次坚称自己没病，可是医生不信。

贺子珍和女儿

时间一长，贺子珍也明白过来了，自己每每激烈的反抗，都会被当做疯子来治疗，如果吃药的时间长了，自己岂不是真成了疯子？后来贺子珍发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有病，服从医生的安排，就会减少吃药的数量。

这招果然有用，当贺子珍安静下来之后，医生也觉得她的“疯病”被治好了，开始停止给贺子珍的药物和注射，其实贺子珍根本没有把药吃下去，每当护士盯着她吃药时，她就把药放在舌头底下，或者把药藏脸颊和牙齿旁边，再装作用温水送下去，等到护士走了之后，再把药吐出来。

一段时间后，贺子珍就找到医生说腰疼、腿疼、胳膊疼，一是给医生找事情，二是让医生相信她的知觉和感觉都很正常，贺子珍的计谋成功了，医生给她镇定剂也逐渐减少，后来医生暗示贺子珍说：“你的病好了，可以出院了。”

话是这样说，可是医生又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医生的话让贺子珍兴奋异常，同时也让她忧虑，自从进了疯人院之后，没有人来探望她，她也不知如今留在苏联的中国人是谁。

最后，贺子珍问一个护士要了邮票和信纸，但是这封信要寄给谁呢？想来想去，贺子珍想到出卖自己的那个中国女人，虽然贺子珍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否还留在苏联，最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把收件人的名字写成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就写莫斯科的那栋别墅。

如果这个女人不在别墅里也没关系，别墅里的中国人很多，如果有人认识这个女子，也会把信转交给她，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还在活动，一个中国人从苏联疯人院里寄出来的信，肯定会得到重视。

于是，贺子珍在信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来的时候别忘了带几件衣服，”信发出去后，贺子珍每天都在期盼中度过，但是她等了很久，却始终没有等来这个女子，却等来了王稼祥夫妇。

在等待期间，时间很快来到了1946年的夏天，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来莫斯科治病，因为王稼祥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到达莫斯科之后，苏共为他派了一位联络员——尼古耐夫，在莫斯科时，王稼祥见到了很多德苏战争后中国留苏的幸存者，也了解到了他们的遭遇和下落。

李敏和女儿来到母亲贺子珍的住所

因为残酷的战争和饥荒，夺走了许多中国同志的生命，还使得许多人都下落不明，人们在谈起自己的遭遇时，也聊起了贺子珍和她的女儿李敏，王稼祥和贺子珍是亲密的战友，他们一起经历长征，又一起在苏联工作，于是王稼祥决定找到贺子珍母女。

一天，王稼祥对尼古耐夫说：“我们有一个中国同志叫做贺子珍，还有她的女儿娇娇，现在人在苏联，请帮助打听她的下落，我希望见到她本人，”尼可耐夫答应下来，几天后他回复王稼祥说：“贺子珍至今下落不明。”

听到此消息，王稼祥没有放弃，他坚持寻找贺子珍的下落，一次他无意听见留学生的谈话，这才知道贺子珍竟然被关进了伊万诺的精神病院里，他大吃一惊，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一方面找到苏联有关部门进行交涉。

当王稼祥把贺子珍在疯人院的消息告诉尼古耐夫，并委托他再去调查后，尼古耐夫带来了准确消息说：“是有一个叫贺子珍的女人在精神病院，她的女儿在她入院后去了国际儿童院上小学。”

王稼祥不敢置信地问：“她的病情严重吗？”尼古耐夫回道：“是狂躁症，生活不能自理，”王稼祥接着说：“请转告上级，我想把她接来莫斯科见一面，”尼古耐夫向上级转达王稼祥的请求，一周后，王稼祥却被告知不能接贺子珍来莫斯科。

王稼祥不罢休，仍旧简直要去接贺子珍，尼古耐夫只得又去请示上级，或许是有关方面意识到了对贺子珍的迫害，他们并没有给予答复，王稼祥急了，他凭着一口流利的俄语，四处奔跑营救贺子珍，苏联政府这才同意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返回莫斯科。

这天，贺子珍正躺在床上等着那个中国女人来接她，突然有个护士把她喊起来，领着她去一间房里，原来这里是更衣室，护士指着桌上的衣服说：“换上吧，”贺子珍一看，原来是自己进精神病院时穿的衣服，还有一床毛毯，那是她从延安带到苏联的，毛毯一角还被毛泽东烧坏了。

贺子珍不解，问道：“这是做什么？”护士说：“有人要接你到莫斯科，穿好衣服就走，汽车在外面等着你，”贺子珍一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连连的向护士道谢，就这样，在疯人院被关押几年后，贺子珍终于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她在一位苏联同志的陪同下上了汽车，汽车一路开向莫斯科，到达旅馆后，贺子珍惊奇的发现几年没见的女儿也在这里，因为太过惊喜的缘故，一见到女儿，贺子珍就晕了过去。

随后，母女二人被送去了王稼祥夫妇住处，因为入院时被剃光了头发，这些年，贺子珍的头发也不许被留长，出院时，为了遮住自己的光秃秃的头顶，贺子珍一直戴着一顶帽子，王稼祥也发现了她的异样。

他见贺子珍精神恍惚，并没有多问，安排好住宿和饭食后，就让贺子珍同女儿安静的呆在房间里休息，而苏方经过几天对贺子珍的观察，也得出了一个结论：“贺子珍的神智完全正常。”

就这样，贺子珍终于不用重回精神病院里，她也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自由人，得到自由后，贺子珍要求回国，王稼祥立即给毛泽东发去了电报，汇报了贺子珍的近况和愿望，毛泽东也立即回电：同意回国。

数月后，王稼祥安排贺子珍母女回到祖国，留在哈尔滨暂住，这期间，贺子珍才知道自己去苏联后，她的父母亲先后离开人世，但他们生前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厚待，死后也有毛泽东给他们立碑，对此，贺子珍感激不尽。

而她在苏联的那段痛苦回忆，也在用一生去治愈，只是不知道出卖贺子珍的那个中国女人，是否在午夜梦回时感到后悔，不论她的动机是什么，她都害惨了自己的同胞，害惨了一对母女的分离。

贺子珍的一生跌宕起伏，她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她到最后只是一个不容易的母亲，她熬过了长征，走过了雪地和草地，却没熬过生活的磋磨和苦难，这一切的一切，几乎压垮了她，幸好贺子珍顽强的站了起了，她还有女儿的陪伴，还有安享晚年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