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主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研讨会议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于2020年11月21-22日在上海大学成功举办。
在21日上午的会议开场致辞中，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授周大鸣对本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类学重建40年研讨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认为以“强国、强学、强人”为重要旨趣的人类学学科在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中任重而道远。
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亦农教授在开幕致辞中提出中国人类学面临的两个分离困境：第一，人类学作为一个西方诞生的学科本身年龄就不长，再传到中国来就会面临一个所谓的本土化的问题。此处的“中国”作为一个田野还是一种方法，对此可以展开讨论。第二，就可见的困境或者分离而言，人类学专业自身面临着中国本土内部的争议，类似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的关系，在国内已有一定研究基础并值得继续探讨。
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葛希芝回顾了中国人类学四十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其中在强调文化研究重要性的同时，她提出也应赋予环境观察、生态、城市规划等实际的物理变化对所研究人群之实际意义。思考这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制度是如何以一种其称之为缓慢民主的方式前进的，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对此她详细解释了这一缓慢民主的方式进程，肯定其推动社会向新的方向发展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她对中国人类学四十年在农村知识生产领域中所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并表达对中国新生代的人类学者在新阶段工作的殷切希望。
已故厦门大学人类学系陈国强教授为中国人类学重建做出重要贡献。其子陈华毅在开幕致辞中表达了对重建新时期的人类学学科研究的期待和关切。老一辈人类学家们在中国人类学发展道路上铺设一砖一瓦，年轻的人类学家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在研究与发展的道路上，学者们不会“背靠大树好乘凉”，相反，勇往直前不辞辛苦的精神属于中国人类学工作者们。
一、中国人类学重建早期的起飞之路
历时六年的国家社科课题“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民族志实践与书写研究”结题，课题负责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马丹丹的主题发言“中国人类学重建早期的起飞之路”又是结题报告。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为了解人类学重建的早期历史，她走访了南、北人类学基地，得到了来自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以及北京等全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师长和学界同仁的帮助和支持。
结题报告从五个阶段梳理中国人类学学科从早期重建至当前时期的发展脉络和成长轨迹，探索中国人类学重建早期阶段艰难而曲折的发轫历程。她将早期阶段划分为遥看草色近却无、蛰伏和国际化渗透与共生，直到三大团队引领的田野回访，才实现了早期阶段的起飞。1979年中美学术交流取得初步成果，第一批美国人类学家进入中国大陆，欣喜惊奇地打量大陆正在发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中国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武雅士、波特、施坚雅等人均延续或开拓了他们的田野路径和问题意识。体质人类学对于人类学学科的支持是不容忽视的，费孝通的“三科并立”思想也对人类学的学科复兴起到及其重要的支持作用。至1986年四大分支的学科架构渐渐瓦解，体质人类学的应用性地位下降，都市人类学异军突起，证明了其优越的工具价值。阮西湖以都市人类学为切入口，促进学科的国际化接轨，周大鸣上书教育部为人类学一级学科“请命”推动了学科的世俗化。在童恩正、和少英等人的努力下，“民族识别”支配的民族史范式悄然松动，为学术思想的解放迈开了一小步。国际学术环境的接触与渗透，往往对本土化的发酵、意识唤醒起到外部刺激的作用。与此同时，本土化的逻辑自洽之所以能完成学术传统的交接、传承和延续，充满意外和偶然，与国际化的“染指”紧密结合。以周大鸣、庄孔韶和王铭铭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家将“田野回访”作为学术再生产为代表，尤其是庄孔韶团队开展的长时段“金翼”回访工作，从一般的理论对话进入到了探索表征多样化的可能。在田野回访经久不衰的再生产趋势中，性别视角也在逐渐呈现。1998-2008年，尹绍亭牵头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项目走过了十个年头，通过引入美国同行的“基于社区”实践和地方史“数字档案”项目成果，在比较中她建立了得与失的评估体系，并提出自己的意见：早期的国际化交流倾向于单向度的接受、改造，随着交流条件的改善和渠道拓展，一种新的汇聚（assemblage）正在形成。中国人类学者参与到共同的学术命题中贡献自己的知识生产、洞见和发现，“去本土化”意味着探索的道路上对知识盲点（blind spot）的不断触碰，同行意识的不断激发与借鉴。建立在共生的基础上，本土化作为材料，而不是方法，从而为研究提供动力。
最后她总结中国人类学重建四十年值得探讨的六点问题。一、都市人类学取得长足的发展。二、理论范式的交锋产生妙趣横生的文化的解释的多种可能性。三、人类学的体和用的关系。四、学科弹性。五、技术支持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六、介入还是不介入，这是个问题。这六点问题集中表达了对当下民族志实践与理论思潮动向的学科批判语言的可能性。关于学科弹性，她指出学科弹性是学科品格的双刃剑，它塑造了人类学与时俱进的品格，但是又掩盖了根基薄弱的事实，它与修辞转换和国际人类学思潮变化相关。为此她提出要有一种新的转译者，要在国际化信息获得和筛选机制上在盲点区域产生破坏、创造和革新契机，并重新回到西方人类学理论史的介绍翻译。而回到民族志实践经验和表征范畴，她发现在“写文化”的破坏性创造的影响下，民族志者因为强烈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而产生了畏惧亲密的田野关系、畏惧权力不平等视野下作者权威批判而耽于反思、不敢介入的犬儒氛围。相较于1990年代完成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作品，2000年以后的作品虽然在个体经验的多样性方面有所开拓和延伸，但是失去了1990年代有志于宏大叙事的而且不失社会变迁质感的民族志整体视野，反而加速了细枝末节的碎片化叙事趋势，在后现代的影响下，表征与权力的关系反复检视，看似是写文化催生的民族志多样化书写风格的到来，但是也在腐蚀民族志文本原本就不甚稳固的政治经济基石。
正如在马丹丹的报告中，体质人类学在人类学重建早期扮演了急先锋的盟友角色，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张先清继续讨论人类学四大分支在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的曲折命运。这一学科制度设计彰显出整体主义视角，但是在落地过程往往遭遇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尤其涉及学科内部如何调和配置不均衡的紧张关系。他强调多年以来人类学界区隔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然而对于一个不太强大的学科来说，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因此，人类学内部应该更加注重沟通与包容，并且还应处理好四分支的关系。一、张力与分歧。他介绍了林惠祥的学术传承谱系以及给厦大人类学系打下的四分支烙印：“系、馆、所三位一体”。他纠正了马丹丹所说打上“进化论标签”的林惠祥说法。Robert发现即使是博厄斯时期的整体主义也从未存在过，这是一个神话而不是现实。二、人类学四分支的学科团队建设已初具规模。他指出如果今天的人类学在现实当中没有形成整体，那么它应该是整体的，我们应该继续谈整体论，即使是我们在试图走这条路时遇到了挫折，我们也是要坚持这条路。因此，人类学内部应该更加注重沟通与包容，处理好四分支的关系。多学科协作与重新拉回“整体人类学”之路，也许才是“新”人类学的真正目标。坚持四分支的理想在厦大的经历无疑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面对不被理解的学科理想的现实，制度设计者和学科规划“工程师”的孤独也在不言间。 
何国强带领他的团队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秋那桶的阿龙怒族（左图）和贡山县独龙江乡巴坡的独龙族（右图）从事体质测量。
王建民线上发言
1914年丁文江赴西南地区考察地质同时，亲自测量栗苏、青苗、罗婺、罗倮民族14组1100人，推进了民国人类学研究（张留林供图）
鉴于不少学者谈及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王建民诉诸历史渊源厘清概念用法上的困惑。他指出民族学是20世纪前半期，蔡元培受欧洲大陆学术传统的影响使然。到二战结束以后济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辅仁大学等一些大学纷纷建立人类学系，也表明了二战期间美国的学术影响力的逐渐扩展，在这样的学术影响力扩展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概念使用上的变化，从欧洲大陆的民族学到美国式的人类学，而且这个学科建的模式也是美国版的。1949年前后院系调整以后人类学系被撤销，全国除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外，大学里面只有一个人类学教研室，就是复旦大学以体质人类学为核心的教研室。今天是不是能够合而为一要视未来的发展状况。学科可能和国家政治有很强的关联，随着国家行政机构的重组可能会带来学科的重组。
三、民族志调查研究及田野经验反思
22日上午的研讨会中，张经纬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华南学派的文本进行了初步分析，讨论“华南研究的困境”。华南分为四个具体的研究板块：香港地区、珠三角地区、粤东北、韩江三角洲。他认为华南研究走向了人类学的反面，维持的路径应是启蒙式的维度。他旨在描述清楚陌生感的源头在于华南研究实际上是沿着一种启蒙史，类似于历史学研究的脉络在走，把这些当地人描述成一种被启蒙的状态，经过了国家化的启蒙以后才变成了文明状态。他认为华南研究的宗族组织并不是一种北方移植过来受到北方文化感召以后突然在南方建立的宗族或很多组织，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新的叙事，把原先地方的机制用另一套语言和结构装置予以替代。最后他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第一，文化自信。建议南方的华南学派的学者可以再文化自信一些，我们要勇敢面对未开化的过去。第二，华南研究需要一种自洽的心态，不要抛弃史前，要把史前和所谓的文明化进程打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第三，回应科大卫曾写过一篇文章“告别华南研究”，相反，“我们不要告别，而是不断地深入华南的底色。”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潘天舒结合20多年在都市不同语境的田野研究实例，分享其在上海进行的具有前瞻性、公共性和植根性人类学学科发展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给他更大成就感的团队建设——告别19世纪体质人类学带有种族科学意味的学科传统，而转向21世纪商业和技术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研究特色。回到他的个人研究，他关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位于上海老城区“上只角”地带的“下只角”空间记忆，而且这些不被人注意的空间正在飞速消失。上只角和下只角的社会记忆如何关联起来，潘天舒开始了上海发生的士绅化过程研究。近年来他在做适老科技和社会发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研究。他将这二十年自己参与的复旦人类学学科建设概括为“10个一”：一个中心；一个丛书系列；一本《复旦人类学评论》；一个复旦人类学公众号；一个学术节；一个当代人类学讲坛系列；一个质性研究工作坊系列；一个应用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系列；一个暑期学校；一个年龄结构非常合理、高度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正如罗彩娟在大学生群体探索培养创新型民族学人才的方式，建筑学出身的昆明理工大学施红老师也在探讨西双版纳傣泐乡建人才培养，分享她的成长之路：从一个建筑学者变成人类学者最后又回归到乡村营造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她提出若干问题供反思：第一，改变建筑界流行的自上而下的乡村营造方式，以村民的主体性为宗旨、为核心也为实现目标，正视乡村原有的住居形式以及文化的价值。她的博士论文从事西双版纳傣族的家屋研究，并将西双版纳的案例拓展到老挝、泰国的跨境比较研究。第二，失败的项目。乡村营造在西双版纳曼仑村尝试，2017年陷入停滞甚至夭折，原因是村民在复杂环境中遇到的问题，如何树立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乡村营造，如何应对资本可能是将来乡村营造要考虑的问题。她提到，面对这样的复杂的乡村营造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项目参与者还是要从教育、人才培养做起。这两年他们申请了社区伙伴的资助，傣族乡建人才的培养，通过他们的人才培养推动他们的乡村建设。在乡村营造中寻找实现村民主体性的可行性办法，也正是施红所说的乡村营造“是道和气的工作”。
石奕龙几乎是学科重建以来惠东人研究的亲历者、见证者以及参与者。继1950年代林惠祥的长住娘家研究之后，惠东人研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恢复，它的激活离不开乔健、李亦园的牵线搭桥。石奕龙重新来看《崇武大岞村调查》，他评价道：虽然是比较老套的调查，但已流露出主位视角的端倪和当地人丰富的分类认知。1990年代末惠东人调查兴起。石奕龙提出惠东人研究当中一些有意思的民俗文化和还可持续研究的学术问题：1.“姐妹办”原指妇女做堆，其实男性也是。2.长住娘家和男人长年在外打渔、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有关。他大胆提出所谓“母系社会”的认知其实都是和农耕发生关系的，不一定是自古以来遗留下来的。3.长住娘家和不落夫家不能划等号。4.陈国强对流行于惠安地区的“夫人妈”信仰有着浓厚的兴趣，石奕龙论述了“私人佛斋”：从阴转阳的小神灵，它们转化到神的时候要到大庙去。虽然惠东人学术研究还会继续，但是不会有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在其博士期间从族群瓦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又重新回到了费孝通先生1980年代提出来的一系列关于藏彝走廊的范式思考，它承认所谓多元的文明性以及由多元混合而成的文明的统一性，但这样一种偏向人文主义式的讨论很大意义上是忽略了人和物或者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她希望能够用一个世界性的概念重新统和广义的文明交换方式的讨论。世界主义的第一重意义是把边缘重置成中心，藏文明本身有其内在的文明特质，他们对于自己的世界是有一套自己的宇宙观和解释架构的。世界主义的第二重意义是共享一套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藏区很多传统近年来都在经历遗产化的过程，包括藏戏、唐卡。藏戏的博物馆化和遗产化一定意义上不一定非要被解释成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或者从民间进入官方的过程，反倒可以在世界主义的框架下被解释成一套当地人重新解构自己世界性关系的一套叙事结构和宇宙模式。这个意义上重新思考人类学的意义，即人类学者在这个村子里同样面临的是这个村子的世界性。
在讨论环节，潘守永通过他组织的博物馆人类学的读书会，来表达伦理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在承认差异的同时做出一些让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任哈正利介绍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的办刊情况和目前的变化。民族学类的稿件包括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研究，也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类的稿件，保证整体学科特色。民族政策始终影响着办刊方向和用稿倾向。当前民族工作的主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办刊的影响是：1.选题，未来可能转向以文化研究为主，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尽量多考虑民族交往、交融、交流、文化交融等民族共同性方面。2.学报专业方向慢慢地向公共人类学靠拢，人类学者要尽量介入公共事件，关注国家重大前沿现实问题，展现学科影响力。在期刊座谈会上，罗彩娟询问道族别研究这样的论文不再受欢迎，而“各民族研究”又是学校学科体制设置的分支，那么这些领域的学者该如何解决科研压力呢？哈正利回答道：族别研究应该要转向民族间的研究、民族交往交流，比如说瑶壮汉社会历史文化比较这一类方向。 
哈正利主持期刊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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