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国民党军队将领起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傅作义、陈明仁、董其武、曾泽生、吴化文等人，但是有一个人更值得被颂扬，就是高树勋。

他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起义反蒋的国军高级将领，早在1945年10月30日，他率领国民党军新编第8军，在今天邯郸市的马头镇，正式宣布“火线起义”，毛主席亲自批示，“马头镇距邯郸很近，邯郸系历史名城，因此可称‘邯郸起义’。”

高树勋的“邯郸起义”，在国内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因为他是第一个倒蒋的国军将领，又正值重庆谈判刚结束，我党正号召反对内战，因此毛主席对这件事非常关注，起义后仅三天，1945年11月2日，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发了贺电：

“建侯吾兄勋鉴：闻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之后，邓小平亲自担任入党介绍人，在1945年11月13日，高树勋自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高树勋的起义部队——新8军及河北民兵1万多人，也被编入了解放军队伍，不过名字是换成了“民主建国军”（以下称“起义军”）。

其中，高树勋自然是总司令，还有一个人也很关键，就是说服他起义的地下党员、原高树勋部的总参议——王定南，被任命为“起义军”的总政治部主任。

后来，毛主席还下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高树勋运动”，花了很大力气宣传高树勋的“邯郸起义”，就是希望能感化其他国军将领。

后来确实有不少人受“高树勋运动”的影响，走上了起义反蒋的道路，比如1956年5月，潘朔端的184师海城起义等。

应该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一切都还是比较正常的，算是一举多得，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两年后发生的“通敌”事件，让高树勋的“邯郸起义”蒙上了一层阴影。

简单来说就是，1946年底到1947年中旬，高树勋的起义部队改造得不是很好，被部分人揪住了“小辫子”，说他们“通敌（蒋介石）”，还被安上了“重新叛变”的名号，若不是毛主席最后时刻亲自发话“刀下留人”，恐怕高树勋、王定南等人会是另一种非常不好的结局。

当时，因为“起义军”比较特殊，因此党内就派了几个人专门去搞政治工作，本想的是帮助部队改造，没想到的是被派去的几个人，“极左”思想太严重，对这群“起义兵”有先入为主的不好印象，因此导致发生了一些很荒唐的事情。

先是1946年底，当时因为部队很困难，就允许官兵自己搞贩运，主要卖一些布匹和日用品之类的，然后有一个党内的保卫干部，就在集市上看到，有一个“起义军”的连长，向前来买东西的人伸出了3个手指头，于是他立刻判定这是在和敌人“发暗号”，于是就下令拘捕了这个连长。

之后经过各种拷问，连长受不住刑讯折磨，就干脆承认了“通敌”行为，之后又屈打成招，招认了许多“同伙”，这在民主建国军内部掀起了血雨腥风，各种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慌慌，“涉案”的人越来越多。

比较凑巧的是，那段时间里，国民党确实派了人秘密接触高树勋，就是高原来的一个师长，特意从西安派人带了信给他，劝他“弃暗投明”，但高收到此信后果断上交了此信，同时把送信人关了起来。

但没想到的是，这个人半夜逃跑了，于是事情更加说不清了，有人说是高树勋故意放跑的，于是高树勋也被严密监视了起来。

直到1947年6月14日，高树勋及家人被突然拘捕，之后对其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政治审查，就连当初劝降高树勋的前地下党员王定南，也被抓了起来，各种严刑拷打达56天，但王就是不肯承认“通敌”，后来直到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被放了出来。

话说回去，当时部队将高树勋的事情迅速上报到了党中央，不过比较幸运的是，毛主席亲自回电“保人”：

“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邯郸起义指挥部旧址

就这样，在万分危急的时刻，高树勋被毛主席保了下来，算是幸免于难，不过当时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国民党大肆宣传所谓“六一四事件”，说的都是“这就是叛变的下场”之类的话，对我党的政治工作造成了一定不利影响。

不过终究这件事情属于“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无法站住脚，经过大半年的审查之后，高树勋终于获得了人身自由，并重新参加了党内工作。

建国后，高树勋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又担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多年，1955年还被授予了一级解放军勋章。

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去世，终年74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