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姚雪垠上书毛主席

一本书“救活”了一个出版社

这是在70年代中后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句话，且有一段传奇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1973年父亲从咸宁地区的羊楼洞五七干校回到武汉家里，本想抓紧时间修改《李自成》第二卷，把过去耽误的时间尽量补一补。但当时极左思潮严重，干扰得父亲无法专心写作。眼看年事渐高，心急如焚，唯恐书写不完。这时他听了第一卷中青社责编江晓天的建议，决定冒险上书毛主席，请求他给予支持和帮助。信的落款日期是1975年10月19日。信经过武汉市委原书记、时任科学院负责人宋一平和胡乔木的转交，毛主席1975年11月2日在胡乔木呈送信的报告上，用粗铅笔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11月2日

毛主席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11月2日

这是距毛主席1966年第一次指示时隔9年之后，在他身染沉疴，眼睛因白内障几乎失明、写字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批示的；父亲从写信到毛主席批示，只有短短的14天的时间!到了1976年9月，不足一年毛主席就逝世了。父亲到了耄耋之年，每每谈到毛主席在“文革”中两次对他和《李自成》的关心、支持和保护，总是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父亲先后在两篇回忆文章中说：“假若不是毛主席及时地指示和保护，我也就被整死了，我的家庭完了，《李自成》也完了。所以说，毛主席对我的保护，不仅对我个人是一件大事，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件大事。

毛主席批示后，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挂牌复业，其负责人韦君宜奉国家出版局的指示，乘飞机到武汉找我父亲取第二卷书稿，但她走的是“官场”程序，到武汉后先找省市领导，然后再见我父亲；而江晓天在室主任王维玲的帮助下，同日一早乘机也赶到武汉，一出机场就径直去汉口花桥家里，与父亲见面沟通情况，父亲当即决定将第二卷书稿交给中青社。江晓天完成任务后当即回京。韦君宜再去见父亲时，已经晚了一步。父亲只好一再向她表示深切的谢意和歉意，说明已经决定将稿子交给中青社出版。韦君宜一愣：“中青社还没有复业怎么能谈‘出版’!”

是的，中青社不复业，一切无从谈起，必须首先解决中青社的复业问题。中青社筹备组向团“十大”筹备组连夜写了“申请复业报告”，说明中青社与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渊源关系、作者本人的意愿等要求复业的理由，最后提出中青社复业后的归属问题。团“十大”筹备组另写了“申请中青社复业”一函，上报党中央。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和张春桥很快先后批准中青社复业，复业后归团中央筹备组领导。

就这样，为了《李自成》第二卷能再次落户中青社，人文社与中青社几乎同时派人乘机急赴武汉，展开了颇具传奇色彩地争抢稿子的“大战”，和其后“争分夺秒”的中青社申请复业与批准程序一幕，结果事事如愿，圆满成功。因此，自“文革”开始停业已近十年之久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才得以提前复业，比共青团中央正式复业整整提早了3年时间。故社会上有“一本书救活了一个出版社”的说法。

《李自成》部分版本

中青社复业后，抓紧《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工作。1976年12月，第二卷面世，接着出版了第一卷修订本。两卷《李自成》的出版，再次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奔走相告，排队购书、借书、读书成为一道久违的现象。除了汉文版，还有蒙文、维吾尔文和朝鲜文等版本；不仅有中青版本，还有18个省市自治区出版社向中青社索取纸型进行翻印的版本；不仅有插图本小说，还有十余种各省出版的连环画。第二卷中青版首印30万套，很快抢购一空。前两卷的全国总印数达到410万套。真是盛况空前!

《李自成》第二、三卷的责任编辑、副总编辑王维玲在他《四十二年磨一剑》一书中谈到第二卷出版后的热销情况，描述了这样一幅情景：“读者在新华书店买不到书，便到中青社来买，在出版社的院子里排了好几圈的长队。人们买到书后，露出喜悦的笑容。第二卷读者反映之强烈，反映之热烈，是很感人的。出版社成立60多年来，只有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红岩》，一部是《李自成》，读者来信最多，几天就一麻袋。可见当时《李自成》受欢迎的程度。”

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父亲将3000元奖金捐给了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

众家评说《李自成》

《李自成》第二卷及第一卷(修订本)出版后，不仅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引起文史方面的众多名人大家的重视和好评。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曹禺、胡绳、夏衍、沈从文、朱光潜、秦牧、李治华等等，他们读过《李自成》第二卷后都有中肯评说。

茅盾说：“这是‘五四'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封建文人也曾经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主义来解剖中国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质，‘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

特别是早从1974起，茅盾在视力只有0.3-0.4的情况下，将《李自成》第一卷仔细看了一遍，第二卷的抄写稿看了两篇，记下读后笔记，与父亲互相通信80余封，不仅对一、二两卷做出很高评价，更重要的是围绕《李自成》创作与小说艺术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精辟入微的意见，使父亲受益匪浅。数十年来父亲一直将茅盾先生视为自己的恩师和知音。

胡绳看过第二卷后给父亲写信说：“我对第二卷的满意程度大大超过第一卷。…..你并不是单纯地反映明末农民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而是以这支农民起义队伍为中心，写出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当然需要这样大的篇幅。”

朱光潜评价说：“作者对明末历史背景有充分的掌握，博学多闻，胆大而心细，文笔朴素而生动，《红楼梦》以来，还少见这样好的历史小说。”

秦牧致父亲信中说：“读《李自成》是一顿精神上的盛宴，有一种艺术享受上巨大的快感。它真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鞭辟人里，荡气回肠。我个人的看法，它不仅为当代读者所热烈欢迎，而且必将为时代流传之作。”

父亲常说：“一部小说，靠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博得一般读者的欢迎比较容易，但要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就困难了。特别是历史小说。”

现当代林林总总的文学作品，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淘汰，最后留下来的才是金子。中青社建社以来出版的千百种小说，我希冀有较多的“金子”，留给后人。

《李自成》与资料卡片

凡来访者特别是到过父亲书房的友人，无不对父亲的卡片柜和近万张卡片留下深刻印象，由衷敬佩。

父亲去世后，中国作协领导同志到家吊唁时，浏览了父亲书房的卡片柜，他们看着一张张字迹工整的蝇头小楷，有抄录、有批注、有按语的大量卡片，深为感慨地说：“一个老作家，为写一部书，下了这么大功夫，治学精神是这么严肃、认真、刻苦，值得我们每一个作家学习。”

父亲一生，每天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写作，二是读书和研究问题，其中就有抄写卡片。

父亲在《我的粗浅经验》中说：“我年轻住北平时就知道做卡片的重要性，但怎么做，并不清楚。何况那时贫病交迫，也没有条件做此努力。这些年，我相当用心做卡片工作，用笔画清楚的蝇头小楷抄卡片，旁注意见，积少成多，分题存放。这是我为写《李自成》下的基本功。”

1978年姚雪垠与王维玲合影

父亲不仅抄写了大量《李自成》有关的资料卡片，还下过功夫收集和整理河南民间语汇。特别是在30年代和50年代初，他在河南农村深入生活时，就留意观察、记载河南各地的方言土语，用卡片形式汇集成“中原语汇”，按笔画排序，装入自己用旧报纸做成的卡片袋中，至今仍珍藏家中。这些卡片已收入正在编纂的《姚雪垠全集》中。

当然，父亲抄录卡片最多的还是明末清初的各类历史资料。卡片分十大类，下面又分若干小类，在存放卡片每个抽屉上和卡片上分别用毛笔字和钢笔字标明，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在编纂《姚雪垠书系》时，我和父亲的助手俞汝捷曾对卡片上抄录的文献作过统计，涵盖了500余种各类文献典籍。当然，这只是父亲为写《李自成》所读史书的一部分。

父亲积数十年之功积累的卡片，留下了宝贵文学遗产。1997年父亲患病后，多次嘱咐我：这些卡片将来整理出版后一定要捐给国家。近些年王维玲同志在不同场合呼吁：“这同样是姚老留给我们的另一份重量级的文化遗产，可不能冷落了它，遗忘了它。”

因此，及早出版父亲的这些卡片，也是我近年的一个心愿。沈阳出版社获悉这些卡片后，如获至宝，当即决定出版这些卡片。经过一年的编辑制作，近日书已出版，书名为《姚雪垠读史创作卡片全集》，10卷，精装彩印，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评价它：“首创，珍贵，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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