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原

“荒野全都向坛子涌来”，这是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森的名篇《坛子轶事》中的词句。在他的诗作中，“这灰色无花纹的坛子/它不孳生鸟雀或树丛/与田纳西的一切都不同”，然而“圆圆的，在地上/巍然耸立，风采非凡”。多少年来，评论家都在试图破译“坛子”的秘密。

不过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这口朴素的精确的看似无机质的坛子却似乎构成了另一种诗意的隐喻。史蒂文森的“本职”工作，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就像诗人王辛笛、袁水拍也都曾经是银行职员。如果说金融工作就是这样一口圆圆的，灰色无花纹的坛子，那么诗歌也许就是孳生鸟雀与树丛的那片广袤而迷人的荒野。

而接下去我们所试图向你展示的，恰恰是“荒野”曾经如何向“坛子”涌来。

王辛笛：“不管有情无情，你默默无言”

王辛笛与女儿王圣思

山中所见——一棵树

你锥形的影子遮满了圆圆的井口

你独立，承受各方的风向

你在宇宙的安置中生长

因了月光的点染，你最美也不孤单

风霜锻炼你，雨露润泽你

季节交替着，你一年就那么添了一轮

不管有意无情，你默默无言

听夏蝉噪，秋虫鸣

香港信报的创始人林骆友梅女士曾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犹有诗怀忆旧时——知心读者写偶像诗人王辛笛》。文中她深情地回忆了青少年时代辛笛先生的诗对她的影响。那是还没有传真与复印机的“存真岁月”，“分不清诗境与梦境的少年人”在《学生周报》上读到《手掌集》里的《杜鹃花和鸟》《生涯》，可跑遍了书店和图书馆，就是找不到这“年年四月，勃朗宁怀乡的四月”，辗转听说有人抄了三四十首辛笛的诗，于是，“一天放学后，跑到老远才拿到抄稿，捧回家，埋头一行又一行地抄，不知天之既白”。

王辛笛的诗，深刻地影响过一代人，并且持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20世纪40年代，由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九人构成的后来被称为“九叶诗派”的诗派，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富活力的诗歌群体。不过我们今天想要说的，并不仅仅是王辛笛的诗——这个话题已经有太多人在太多地方说过，而且说得都那么好。我们想说的，是诗人身份之外的另一个王辛笛，一个银行人的王辛笛。

时间拨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留学英国的王辛笛回到祖国。当时上海已成为“孤岛”，王辛笛先后在光华大学与暨南大学教授“莎士比亚”和英美诗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大学纷纷内迁。王辛笛没有跟随大学内迁，而是进入金城银行，担任信托部主任。抗战期间，郑振铎和王辛笛的岳父徐森玉等从日本人眼皮底下抢救出了几十箱国宝，是王辛笛和夫人冒着危险把其中十几箱国宝藏匿在中南新村家中的顶楼上，抗战胜利后又完好无损地送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利用银行工作之便，王辛笛还曾以大量贷款支持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郑振铎、李健吾的《文艺复兴》杂志，臧克家、曹辛之的《诗创造》杂志，以及平明出版社、星群出版社、森林出版社、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

邵燕祥这样评价王辛笛：“传统墨守者在中心，你一身现代。新潮弄潮者在中心，你满篇古典”，“你独坐闹市却厕身孤独之边缘”。尽管有各种社会身份，王辛笛的一生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依旧是他作为诗人的存在。袁水拍：“我替你感到了疲倦”

袁水拍：“我替你感到了疲倦”

1951年，袁水拍与夫人朱云珍在北京留影

钉子

无所不在的眼睛呵，

在地窖里，在屋顶上，

在墙壁后面，前面，中间，

在抽屉里，像枪口那样瞪着人。

你并没有敲门，我也没有来开，

你已经坐在我对面。

你看我剪指甲，

像富于鉴赏力的美容技师。

你看我打哈欠，

像牙医一样审视我每一颗牙齿。

我和朋友谈话，你别转头来就听。

我和自己谈心，你埋怨我们的声音太轻。

我给女人写信，你跑在我们中间作证。

我疲倦了，我替你感到了疲倦，羞辱。

我伏在桌子上休息，

你的头从桌子底下伸进来，

两只眼睛，两点黑色，像两只钉子。

四十年代，银行职员袁水拍在诗坛初露锋芒。他充满激情的政治RAP《马凡陀的山歌》呼而嘿呦，嬉笑怒骂，风靡一时；五六十年代，他平步青云，先后出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成为时代大合唱的领唱者；六十岁之后，他被当成“四人帮”的帮凶受到审查，老朋友怨他恨他，纷纷离他而去——袁水拍是一位高产而又高质的诗人，也是一位“奇伟而又不幸的诗人”，生前“热闹”，备受关注，死后“沉寂”，备受冷落，他的经历是那个年代再典型不过的人生，但这并不妨碍他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里，与郭沫若、蒋光慈、殷夫、臧克家、蒲风、艾青、田间、李季、柯仲平、阮章竞一起，成为“新诗‘革命传统’的代表”。

1934年，袁水拍从苏州中学毕业，翌年进入上海沪江商学院夜校学习。入学三个月后，他前往中国银行任职。当时，银行是社会上看好的行业，尽管只是一个小职员，但“铁饭碗”总是有的。上海“八一三”战事后，他随银行内迁，胜利后又返回上海。正是在这期间，袁水拍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抗战初兴，大批文人南下香港。许多刚刚出道的年轻人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因缘际会，结下友谊。当年，徐迟、袁水拍、冯亦代，适值青春年少，服膺缪斯，相与唱和，被友人称为“三剑客”。但半个世纪以后，暮年徐迟却与袁水拍反目断交，备显人生无常——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身为“革命传统”诗人的袁水拍绝不是一个只会唱高调的毛手毛脚的泥瓦匠。他有一首诗《火车》，细腻动人地描绘了情人急切盼望相见的心情：“驶到那种小到不能再小的车站，/四等慢车才肯停留两分钟的小车站，/没有电灯的小乡镇，/车站上只有一个警察守夜。……没有人来迎接这末班车的稀少的旅客，/只有一个，在那月台上，/裹在围巾里的脸，冻得通红，/正是我约好的人。”这是属于二十四岁的抒情诗，可惜的是，这样的抒情诗他写得太少了。中年之后的袁水拍不再抒情，他丢掉了那辆抒情的火车。这是一代人的共同悲剧。

华莱士·史蒂文斯：

“他已经在严寒中久久等待

雪人

他必须具有冬日的情怀，

才能够凝望雪原冰海，

凝望枝头上积雪的松柏；

他已经在严寒中久久等待，

见证了松树为冰雪覆盖，

一月的阳光为云杉披上斑斓的色彩；

他毫不在意

寒风凄厉的悲哀，

残存的枯叶敲打着节拍；

那是大地发出的天籁，

与风结伴呼啸而来，

回荡于这片荒凉的舞台；

雪原中孤寂的听众

物我两忘，摆出注目的姿态：

本来无一物，虚无即存在。

在美国现代诗坛上，史蒂文斯无疑是一位“外星人”般传奇色彩的闯入者。他以一个保险公司的高级职员的身份，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高白领“金领”的角色。他在远离纽约文艺界、文学圈的康州小镇上居住，却意外地将自己的大名，光彩照人地写进了美国的文学史。1951年和1955年，曾两次获得“全国诗歌奖”，1955年因《诗集》获得普利策奖。

虽然如今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主要的美国诗人之一，史蒂文斯本人却视写作为纯然私人的兴趣，因此从未与文学界人士往还。事实上，他的诗名几乎是直到他死后才真正为世人所熟知。

1900年，史蒂文斯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入纽约大学法学院。1904年取得律师资格后，在康涅狄格州就业于哈特福德意外事故保险公司，1934年就任副总裁。他在上下班的途中，或在晚上构思他的诗歌，史蒂文斯继续过着在办公室里写字台上的日子，生活平静安祥。

史蒂文斯的第一本诗集《簧风琴》发表于1923年，当时他的已经44岁。这本诗集印数很少，只有1500册，而且大多是赠送给了友人。直到9年后的1931年，《纽约时报书评》才刊载了关于此集的一篇书评：“诗集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思想能真正作用于人的心灵，没有一个词能唤起人的感情。它是冰柱垒成的耀眼夺目的大厦。史蒂文斯成就了一项失败的事业，不幸的殉道者。”

而今我们知道的事实，和当年那位书评人极度嘲讽的武断完全背道而驰。史蒂文斯的《簧风琴》和艾略特的《荒原》、庞德的《人物》以及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一起，被视作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作品。“当代很少有像他那样集含混与生动于一体的诗人”，就像学者米勒说过的那样，“史蒂文斯的诗全集是一首漫长的沉思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