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楣：忆恩师陶汉祥

按：本文出自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刘哲主持的“话说天津卫”节目。经“三津文化”整理成文，特许在本号发表。

口述|王楣；整理|刘长虹；图|林震遐，唐荣

陶汉祥先生在天津培养了多位京剧方面的学生，其中就有天津戏校的京剧教育家孟宪瑢老师，同时，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还手把手地教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就是现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天津京剧院著名程派青衣王楣。今天，我们就跟随王楣女士的讲述，回忆她与陶汉祥先生学戏的难忘时光。

1、孟宪瑢老师引荐，初识陶老师

陶汉祥老师，我应该是1985年就开始接触了，我们这一届戏校的时候，我们七年毕业，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程派了，那就是84年。孟宪瑢老师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我们这一届有我、张晶、赵秀君，我们这三个青衣都是在她的课堂，四、五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分流派了，张晶就学习梅派，秀君自身就对张派从小喜欢，而且她们嗓音也适合，这样呢，学校和老师就安排我去跟陶老师学程派。

因为陶老师是我们启蒙老师孟宪瑢老师的启蒙老师，后来她条件适合学梅派，那当然她就拜在了从鸿逵老师名下了。

然后，在我学程派之前有这么一个缘由，我的大师姐刘桂娟，第一个去跟陶老师学，也是孟老师带过去的。我这大师姐天资聪颖，条件也好。从刘桂娟师姐来讲，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程派的传承人。当时她跟陶老师学，陶老师教了她一出全部《六月雪》，还有全部《荒山泪》。然后她学完之后，很快就被当时天津市的领导所重视了，这样很快就把我这大师姐推荐给李世济老师了。李老师80年代也是正是如日中天，最辉煌的时候。那你想，出来一个程派的青年的苗子，肯定要推送到最当红的艺术家门下，就给李老师推荐了。

在这个中间，可能有个小故事。哎呀，当时北京的领导，天津的领导，还有包括程师母都很喜欢。就是这个事情，对于京剧来讲，传统戏的复苏发展她都是一个喜事，都很开心。唯一的一点，就是我师姐是陶汉祥老师教的这一点。

当时就说到北京去参加一个汇报演出，也就是领导和程师母当时都在场，就叮嘱我师姐了，不能提陶老师。因为程师母对陶汉祥老师心里头存着一种怨结。这里有个原因，陶老师他是程砚秋先生的姑爷，解放以后，陶汉祥老师就跟程砚秋大师的女儿就离婚了……

离婚的原因大概是这样的：程先生女儿她小的时候得过一场病，就是受惊吓的这种病，但是后来成年以后就好了。一解放，各种运动一来，当时像程先生这样的家庭自然就是受冲击的，外界的冲击，还有家庭内部的压力，因为据我的恩师孟宪瑢老师讲，她说陶老师他是个特别要求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要求入党，特别地虔诚，当时运动一来，他就自然是响应国家的号召，他就认为程先生家里头，还有这些个有问题怎么样的，那就是不对呗，夫妻之间可能经常因为政治的因素的压力老有一些个分歧了，老有矛盾。程砚秋的女儿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下，她的旧病就又复发了，他们的婚姻就解体了。这件事情，师母就永远记恨在陶老师的身上，就认为女儿的后来的不幸都是因为姑爷造成的。如果陶老师要不跟女儿打架，可能女儿还不会再得病。这个是一个当时的那场运动嘛，给多少家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幸，大家也都有知道。就这么个情况⋯⋯

那么，刘桂娟大师姐学完了以后，很短暂的时间，继续培养，就把她交到了李世济老师手里。当时据说是程师母在场的时候，问了我大师姐那么一句，说你跟谁学的？师姐当时也是因为被嘱咐好了嘛，就不敢提陶老师，就说我是跟录老师学的，录音机录老师⋯⋯据说这个事情后来陶老师很别扭，说就是因为这一口气呢，陶老师就病了。然后这样，桂娟师姐她们很快就开始跟李世济老师学戏了。

在这个时候，孟老师又把我带到了陶老师跟前，其实孟老师那时候带我去找陶老师学戏是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根据我们的条件认为我适合学程派，还有一个，也算是对于陶老师的一个补偿，那就是说再给你一个学生。

2、陶汉祥老师教我多部程派经典戏

我们当时学戏不是陶老师到学校来上课，而是我们骑着自行车从戏校去到七十五中，找陶老师学戏，陶老师就住在七十五中学校的大楼里，教学楼的不是二楼，就是三楼，他在紧边上有那么一间屋子，其实也是教室，整个的起居、教学，包括做饭，都在这间大屋子里，就是学校的一个宿舍。我的几出戏都是在七十五中学校的宿舍里学的。

我跟陶老师先后学习的是：《六月雪·坐监》、《玉堂春·会审》，然后是《三击掌》，最后一出——全部的《锁麟囊》。

《六月雪·坐监》和《玉堂春·会审》，都是孟老师提议的。《三击掌》是陶老师提出来要教我的。为什么要学这出？他说《三击掌》这出戏是程砚秋大师解放后为了去慰问朝鲜战场编演的，也就是程先生晚期的作品。他说这个戏，程砚秋大师也给他说得很瓷实，他说王楣你学学这个戏吧，他有很多跟程先生其他传统戏与众不同的地方。你比如说，他的西皮慢板都是半个腔，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明白这个道理了，我至今保留了它⋯⋯

就在2018年，我在天津搞了一次纪念程砚秋先生逝世60周年的专场演出，我贴了四场大戏，《锁麟囊》、《荒山泪》、《窦娥》，还有《红鬃烈马》。《红鬃烈马》我就是从《三击掌》起唱的，一般《红鬃烈马》，也就是从武家坡开始。这样呢，我也特别欣慰，我没有把老师教给我的东西都丢掉，也对得起老师。

图|王楣剧照

3、陶老师生命最后阶段，还教了我全部的《锁麟囊》

我跟陶老师学习的最后一出——全部的《锁麟囊》，学这出《锁麟囊》这个戏的时候的那个情景，我也是还历历在目的。在七十五中的教学楼的宿舍里，陶老师一边给我说戏，孟老师一边在旁边的煤气炉上，砂锅里熬着草药。当时孟老师带我学这最后一出《锁麟囊》的时候，就跟我说，她说你得抓紧时间抢了，陶老师身体已经有病了，然后好像是时间很短，就用了三次课，她说，王楣你得抓紧学。那时候孟老师就带着我，她说，到那以后，老师给你说，你就背，我在旁边给你记录。那时候，孟老师一边用录音机录音，一边拿本和笔记录，然后还给陶老师熬着汤药。在这种情况下，我学完了全部的《锁麟囊》。

那个时候，陶老师给我说戏，唱儿他也是一句一句教，但是他只用大嗓儿教。那么，你说学身段怎么办？前面几出戏的时候，陶老师他是边走边说，到《锁麟囊》的时候，他已经动不了了，他就坐在沙发上，他就告诉我，他说的，出场到九龙口，好！你右透袖⋯⋯当说到“找球”的时候，他就告我，你冲到台口，上场门台口，往后退到下场门九龙口，然后走，跑到中间，转身，卧鱼儿⋯⋯所以老师是动嘴，我实际在那儿走，一边走就问老师对不对。老师就看着我走，在他的指挥下，我在那儿走身段，对了，他就说好的！对了，对了！如果不对，他就摇头。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孟老师辅助教学完成了《锁麟囊》。记得当时宋玉珍宋老师还有些许的不太高兴，就是因为陶老师那时候病很重了，宋玉珍老师作为陶老师的妻子，她是很心疼陶老师的，不大愿意让老师这么累。可是呢，我和孟老师呢，又是那种对于抢救老师的艺术财产，一种迫切的心情，就是要抓紧时间，所以我们就只能是，即使宋老师作为家属不高兴，咱们也得要学。

他给我说《锁麟囊》有一个细节，就是《锁麟囊·春秋亭》的这个流水，有一段“耳听得悲声惨，心中如捣”这一段唱。李世济李老师当时都那样唱：蠢材问话太潦草，难免怀疑在心梢，你不该人前逞骄傲，必是词费又滔滔，休要躁，且站了，薛良与我去问一遭⋯⋯李老师的版本是这样唱：薛良与我去问一遭⋯⋯都是这么唱。但是，陶老给我说这出戏的时候，他特意把这点地方告诉我了，他说的这点不这样唱。他记得清清楚楚地，程砚秋先生的“薛良与我去问一遭”，他不是唱，而是叫！休要躁，且站了，薛良！⋯⋯薛良！与我去问一遭！——他说是叫，不是唱。他是喊：薛良！⋯⋯（梅香）你别去了，回过身来，薛良！你去给我问一问。陶老师要求我这么唱，后来到剧团里再唱，以后这么唱，都说你这句怎么那么个生，不通大路，后来我说我这是陶老师教我的。

就是李世济李老师，在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是她先唱起来的《锁麟囊》，都是只知道李世济老师的这个版本，有些地方她的音乐设计也改了，她的唱法也改了，“苦海回身”她改成了“振作精神”，这都是李老师改动的地方，所以在我八几年跟陶老师学《锁麟囊》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薛良”不是唱，是叫⋯⋯当年陶老就这么跟我说，他一定要求我这么唱。

因为咱们也知道，我们李老师她对于程派的贡献，重新搬上舞台的过程中，她又有了一些改动的地方，比如说当时因为老剧本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不符合当时戏改，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色彩。李世济李老也跟我谈过，她说我怎么样把程先生这出戏恢复起来，就说这《文姬归汉》这出戏，如果不动，就不让唱。为了把程先生的戏再展现在舞台上，她说有些个地方只能是动。程砚秋先生的老本子，最后末场是“祭昭君”。李世济李老师她改成的结尾是什么？左贤王带着两个孩子，来给她送孩子，她改完以后就让唱了。其实，她这个改编的本子完全是按照郭沫若先生编了一个话剧，拍成了电影，就是做梦，梦见左贤王送儿女回来，然后李老师把程派的戏也按照话剧的，改成了左贤王送儿女回来这样，然后恢复起来唱。

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李世济李老师，她在文革之后，传统戏复苏初期，她先上演这《锁麟囊》，她在里头也有一些整理，有一些改动⋯⋯

最后我这《锁麟囊》学完了的时候，学校就彩排，接陶老师来看彩排。那个时候，陶老师就已经病入膏肓了，孟老师还问他，说您能去吗？他说我一定要去。

当时在大桥道对面的天津戏校的老址，后面的那个小礼堂，特意地从学校的会议室里搭来一个双人沙发，给陶老师搁在台下。那个沙发，就陶老师自己坐着，陶老师就深深地陷在沙发里，他已经拾不起个儿来了。后来孟老师告诉我，她说整个过程，你知道陶老师多高兴嘛，看完了这场演出，您看我给您传了一张照片，那个就是我的戏彩排完之后，老师们把陶老师架上舞台，拍了这么一张合影。陶老师那脸色已经是惨白惨白的了，而且他已经坐不住了，给他拿了个椅子，就是我们台上演出的那种“一桌两椅”那个椅子，他就是衰弱地倚在椅子背上，然后我站在他旁边，留下了这张照片。好像是一个月之后老师就去世了。

4、我与李经文老师共同的遗憾——没能跟陶老师学习程砚秋先生的《孔雀东南飞·机房》

陶老师不光教过刘桂娟和我，他还教过我们天津京剧院的老艺术家——李经文李老师，李经文老师那时候在老三团，排一个新编历史剧，京剧三团找过陶汉祥陶老师编腔。后来陶老师有一个心思，李经文李老师还跟我说过，陶老师说，经文，你把刘兰芝那个《机房》，就是《孔雀东南飞》有一折《机房》，他说把《机房》我给你说说，你唱一唱。后来，李经文李老师就跟我说，她说的，陶老师跟我说了好几回，他要把《机房》给我说说，要唱，我就说哪有时间呀，我哪有时间跟陶老师学这个啊⋯⋯

陶老师他也跟我提过《机房》这一折，就是《孔雀东南飞》，他就跟我说过，他说，王楣，《机房》这个戏是程砚秋先生唱也编完了，身上也编完了，剧本也有，他就没唱。没唱了是因为当时程先生的母亲还在，因为刘兰芝这个戏《机房》这个戏，说的不就是恶婆婆怎么迫害儿媳妇，最后刘兰芝不就死了嘛，所以当时程先生编完了这出戏以后，也不知道是他母亲不让唱，还是说程先生顾及到这一点，就一直没有贴，可是他把这出戏，《机房》这一折，原原本本地教给了陶汉祥了。陶老师他就一直想把这出戏，不管我们是谁，他都恨不能让我们把这戏接过来，可是最后谁也没有接过来，就成为遗憾了⋯⋯

5、涵养深厚、慈祥可爱，但又象个大男孩一样的陶老师

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就是陶老师他长得和他的扮相特别像程砚秋先生，这个听我的启蒙老师孟宪瑢老师也这么讲过。她说程砚秋大师喜欢陶汉祥，也是因为他像他。不仅是这一点，在陶老师去世后多年了，我有一次在网上听到了程砚秋大师的一段讲课录音，我就听这说话声音，我忽然就说，诶？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这声音像谁？怎么那么像谁呀？⋯⋯我忽然就想起来⋯⋯像陶老师啊，陶老师跟程砚秋先生说话的声音，那太像了！所以，我也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也都是一种缘分。

这也是程砚秋大师为什么喜欢陶汉祥，把女儿给他的一个原因吧，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陶老师的父亲是大银行家，那个时候，我记得后来听李世济李老师说过嘛：陶大哥他父亲是大银行家，陶老师就是过去的人家大家主的公子嘛。

那一代人，其实跟他们在一起熏陶，无论是平时聊会天说话，生活中，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带着一种底蕴，一种很深的文化底蕴，这种熏陶是潜移默化的。

陶老师这个人特别的单纯，书生气，他不是书呆子，他不呆，他还很风趣，说话很有意思，就是像个孩子王。宋老师就说，有时候在课堂里头，有时候陶老师学生们都不怕他，特别喜欢他，陶老师晚年了以后，他肚子特别大，说有时候上课，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们穿衣服很朴素，再加上那个年代，穿着那手织的毛衣，踢了吐噜、踢了吐噜的，但是很干净，说学生不怕他到什么程度？就拍他肚子说：陶老师，你这肚子里几个月了？陶老师有时呵呵一笑；可是有时候学生也能把他逗急了，逗急了他有时候还生气了，生气跟学生就吵架了，有时候往往宋老师说，你说陶老师他多有意思，他跟学生们吵架了，学生们其实就是逗他，有时候就像小孩吵架一样，能给他逗哭了。所以，陶老师是这么样一个人，很单纯、很书生气的这么一个人。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地、细声细气地。

我接触了很多老的这些个前辈，给我一个共识：没有一个像现在的身边这街上这些人那种风风火火，忙忙叨叨、炸炸呼呼⋯⋯没有！跟他们接触，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是那种慢条斯理、稳稳当当、柔柔和和⋯⋯无论什么时候也好，你就觉得好像对于他们来讲，生活当中就没有着急的事，就没有应该生气的事，没有那种急了、暴跳如雷了、歇斯底里了⋯⋯没有！

这种修养不是说特意去，我要修养修养？而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从他们从小所受的家庭的氛围的教养，还有时代的教养，刻在他们的骨子里的、血脉当中的，跟时代的烙印也有关系。这就是陶老师⋯⋯

特别致谢

本期珍贵照片为陶汉祥先生当年赠予合作伙伴林震遐先生（曾名林懋荣，后改名林乃超，天津人，后迁居武汉，荀慧生先生弟子）所珍藏，由林先生弟子唐荣提供。特此致谢！

最近通过“三津文化”推送的几篇文章，将我们近期《话说天津卫》节目对天津京剧名票伉俪陶汉祥和宋玉珍老师的关联讲述，作以整理、回顾，让逐渐模糊的陶、宋二位先生的形象逐渐清晰。正是有了像他们这样默默耕耘、不计名利的人，天津戏曲事业才能代代相传、新人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