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 杨姝琴

- 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

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战略选择。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有所蔓延，加之罕见的疫情冲击，全球化分工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布局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全球经济日益加强的不确定性，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下好先手棋，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事，用改革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来激发市场的创造力和活力。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释放内需潜能，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注入确定性，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作出重要贡献。

是主动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以往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客观上更依赖于外部环境出现有利变化，具有明显的外生性。随着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从追赶者、学习者逐渐向领跑者转变，竞争力、影响力和塑造力不断提升，更多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和创造发展机遇。为此，要充分发挥我国兼具门类齐全的工业生产能力、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在畅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加快推动完善和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规则体系，着力提升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为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共享性和普惠性机遇。

是有效重构新型产业链体系的理性选择。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放缓、逆全球化端倪显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罕见疫情，全球化分工带来的产业链脆弱性也在疫情之下暴露无遗。新形势下要求着眼长远、确立“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导向。

一方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总体低迷，伴随“逆全球化”和中美关系的变化，全球产业分工以及部分产业受到较大冲击。

另一方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世界经济遭遇重挫，全球需求市场萎缩，国际局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疫情让稳定的全球供应链饱受更大考验。稳外贸稳外资才能稳就业、稳收入，再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

由此，要想平稳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就需要稳外贸稳外资，防止跟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脱钩。现实中，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我国稳外贸的最关键支撑者。因此，在中长期内，我国更需要花大力气进一步优化我国的营商环境，更好地吸引和留好住跨国企业，我国就自然融入进全球产业链的循环圈，进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不断扩大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交集，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真正互促式发展。

- 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消费潜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今年前三季度，作为三架马车之一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呈现出强劲反弹，总需求不足的矛盾制约了经济复苏进程。截至目前，消费已经连续 6 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是 2020 年受到疫情影响，对外贸易需求骤降，尤其是欧美市场需求持续减弱，因此，国内需求链建设成为国内经济循环的一项重要任务。

另外，现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潜力巨大，市场与内需优势是当前疫情形势下我国刺激经济恢复发展的最大优势，消费有望成为我国经济最强大的压舱石。然而，这次疫情导致国外市场需求出现大幅度萎缩，要完成产能消化目标任务，保障国内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以倒逼之势全力推动国内消费市场转型升级，通过增收入、保就业、促消费保障经济内循环动力的持续稳定输出。总之，如何有效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将是后疫情时代广州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阻碍人才流动的“樊篱”依然存在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人才的循环，要实现国内大循环首先需要破除阻碍人才自由流动的诸多限制，建立自由开放、服务完善、结构合理的人才政策体系。然而，从促进人才自由流动和良性循环的视角分析，我国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阻碍人才流动的“樊篱”依然存在：

首先，在国内一些地区户籍和编制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尽管出台了居住证、积分制等管理措施，但这些举措往往带有强烈的导向性，唯收入论、唯学历论、唯职称论特征明显，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成长型、创新型人才难以获得落户和就业创业的机会，针对紧缺人才的配套政策体系亟待建立和完善；

其次，随着近些年来各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大城市相继出台力度空前的人才吸引政策，但是由于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反而在不同城市和地区之间产生了影响人才流动与人力资源共享的壁垒，例如源于各地人才政策的差异性导致在人才评价标准、职业资格、职称评定等方面难免有不兼容之处，各地互认困难重重，并且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就业保障等民生领域由于政策衔接力度不够，各地服务水平也差距较大；

再者，在高端人才引进和服务方面，仍然缺乏成熟的、专业化的运作机制，特别是对于国际高端人才的引进，尚未形成具有较高可信度的信息对接平台，有时用人单位对急需的国际人才信息难以及时了解或准确掌握，人才引进后“水土不服”现象普遍存在，也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最终造成人才资源浪费。综上所述，如何构建适宜人才流动的发展环境，畅通柔性人才引进渠道，以及完善高端人才配套政策体系现已成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面临“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挑战

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结构性洗牌，对此我们要做好长期战略准备。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正在谋划和推进制造业回流，以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全球范围内“去中国化”的影响要远远比疫情冲击更为深刻和长远，要防范和避免“去中国化”的全球化。除了国内要通过产业补贴、出口退税等优惠便利政策，营建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外商来华投资，避免国际产业链外迁以外，通过借力“一带一路”和加紧推动 RCEP 落地促进形成亚太地区双向开放模式、扩大亚太地区经济循环、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同样是我国加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防范和避免“去中国化”的关键之举。

另外，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需要我国外资外贸的高质量发展做支撑，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新高地，致力于建成全球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港，将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最有力支点，通过其特有的政策制度体系海南具有成为亚太乃至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的潜力。因此，应当加快建设广州南沙自贸区，通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引领我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吸引更多优质外资入驻海南，防范和避免“去中国化”的全球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国际疫情蔓延冲击对外贸易供应链

在内部供应链方面，企业生产环节均遭遇不同程度冲击，经营综合成本陡增。产能恢复难、交货推迟、客户流失、原料价格上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占多数的市场主体停业破产、产业链断裂、经营风险、债务风险、违约风险等多种风险不同程度存在。如，根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对广东632家出口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60%以上企业都表示原材料成本上涨、资金链紧张；80%以上企业都表示暂停或取消年内增资计划。

广州作为全省外贸主要城市，其形势同样不容乐观。企业流通环节受阻，国际物流停运或暂缓、国际人员流动受阻、资金链停转，订单取消、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口受阻、展览展会取消或延迟，特别是企业复工复产后却无国际订单可接。

如，根据中信保广东公司调查结果显示，96.8%的受访企业预期出口业务将显著下降；89.7% 的受访企业表示海外市场营销工作也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主要影响因素为签证及商务旅行限制（ 65.2% ）、买方不愿来华（59.3%）、参展限制（50.0%），而且这些影响预计短期内难以好转；43.7%的受访企业反映其客户已经计划更换第三国供应商。欧洲、澳洲、东南亚等区域大部分国际展会已经取消或延期，出口企业通过海外参展开拓海外市场、争取订单的道路也遭阻断。广州作为全省产能“走出去”国际贸易枢纽，其流通环节同样受很大影响。

在外部供应链方面，国际需求急速下降。疫情蔓延后多数国家遭受“封城”“锁国”政策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人口流动急剧下降，消费骤减、产品滞销、国际订单大幅减少或取消，全球贸易量、航运量、航空量锐减，国际贸易、产业链、供应链等受到严重冲击，对外贸易环境急剧恶化，且疫情之后的全球经济贸易衰退对未来国际需求影响深远。国际市场对广州商品服务需求已呈现疲弱态势，上半年国际需求主要是去年订单，而疫情暴发后的国际实际需求在下半年及更长时间才会体现。

- 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路径

近年来，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我股票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

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激发内需动力

第一，稳定和扩大消费。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变革期，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要着眼长远，采取长期政策助力消费升级。

一是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大逆周期调节以护航经济平稳发展，保持就业稳定；实施更有针对性、更加精准的公共就业服务，稳定就业预期。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居民购买力的最主要来源，只有就业水平提高，才能真正做到刺激消费。聚焦居民关注的医疗、养老、就业等社会问题，落实社会保障，让居民消费无后顾之忧。努力落实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差距，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

二是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居民的收入预期是决定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制有稳定的收入预期才能提升居民部门的消费意愿。未来财政政策需精准发力，在既有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情况下，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三是启动消费中长期规划，推动消费转型升级。启动中长期消费转型升级规划，培育中产阶层，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的财税支持措施，改革个人所得税，合理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有序减少中等及偏下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争取在未来10年内增加3亿以上中产阶层。有效增加供给，实现消费与供给侧升级的动态平衡。

第二，加大新型与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强民生领域基建投资。着重加强对生态环保、公共卫生、医疗、教育、政务协调等领域的投资，提高人民获得感。二是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现代物流体系、远程办公、线上教育等新领域的发展不仅缓解了疫情状态下社会功能停滞的局面，同时也促进了居民消费升级。以此为契机，加大对智慧城市、物流基地、5G技术、互联网等相关基础设施投资，以新型基建稳增长、促进产业升级。

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与全球分享中国超大市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与全球分享中国超大市场。一方面，中国要发挥好本土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更好发挥国内产业门类齐全、市场潜力广阔的优势，稳住企业和就业基本盘，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挑战。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打开国门搞建设。2013至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总额之比上升了18个百分点，升至80.6%，国内市场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要一如既往地便捷跨境贸易与投资过程，不断优化营商与投资环境，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定出口、扩大进口，打造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与全球分享中国超大市场的同时，提高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也是我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但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受挫，我国探索新的对外开放模式的要求，我国需继续坚持深化开放，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

一是多措并举保持外贸的基本稳定。要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并争取扩大出口。二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当前国际产业链高度融合，单凭一国之力难以生产全部所需产品，要坚定不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同时主动积极开拓市场，增加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避免对外贸易过度集中的情况。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要积极拓展合作模式，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层次，形成供应链的上下游分工，由市场开拓向产业转移转变。三是加强国际供应链和宏观政策合作。要加强国际供应链协调与合作，搭建国际供应链平台，切实推进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复工复产，避免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各国应加强在宏观政策领域的协调，保持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稳定。

积极重构新型全球产业链，抓好技术创新和制造业龙头

第一，推动制造业与供应链持续升级，努力补齐显著短板。以促进高端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制造业实力。改善营商环境以吸引外资，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做出积极贡献。

第二，努力打造以内为主、内外结合的新型产业链体系。产业链对于双循环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要以出口转内销、进口替代及内生增长能力的提升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减小外生事件可能导致的产业链转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着眼于国内生产配套能力提升及国内产业资源整合，大力推动技术创新，进一步增强国内中间品尤其是关键零部件生产能力，增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可替代性。

第三，科技创新是现代国际竞争的灵魂，竞争的重点在于科技与产业。我国必须尊重科学规律，充分投入资源，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力求接近国际前沿水平，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并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对此必须先完善市场环境与制度环境，激发主体的创新活力。巩固传统优势的同时，致力于新兴产业的提前布局和率先突破，促进产业合理化，利用我国市场规模上的独特优势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广州日报全媒体编辑 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