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人民的名义》热播时，山西媒体和网民之间曾经转发过一条热议视频，市长当面怒喷办事不力、试图讲条件的下属，“不行就辞职，赶紧换个能办的人来”。

视频中的主角就是太原市长耿彦波，曾历任山西省若干县市区，给当地留下了改头换面的城市面貌和持续生财的旅游资源。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好的市长，但也有人曾恨不得他死。但他自己，却只是反问一句——“造城有什么错？”

修王家大院，人送外号“耿拆拆”

耿彦波“一拆成名”，是在1995年的灵石县。灵石县位在山西晋中盆地的南端，有着“秦晋要道，川陕通衢”的称呼。现在对爱好人文的旅行者一提地名，几乎人人都知道“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不过在上世纪末，这个意识显然还不足够让大部分人理解。

初到灵石主政的耿彦波，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局面。老祖宗留下了文物没错，但哪怕有再多的文物也不能直接变成旅游收入，其中的必经之路名为“开发”。

而山西拥有的地面文物，更是旅游开发中最硬的那一类骨头：居民迁置、文物保护、配套规划、财政支出，哪一个都是容易翻车的烫手活，挨骂都是最轻的，毕竟一举一动花的都是当地财政的钱、影响的也是当地民生。

放在当初的背景下，耿彦波的一意孤行简直令人无法理解：投资五千万去修一处破破烂烂的旧大院，而当时灵石县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一个亿。

有这钱，干点什么不好？据说当时不但县内各个部门不愿意，最普通的平头老百姓也不愿意。谩骂者有之，上访者有之，还有寄子弹搞人身威胁的。如果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大多数人的眼光确实不长远、过于拘泥眼前的利益。但现实点来说，当初的怀疑也情有可原。

就拿现在很多城市都有的地铁工程来说好了，工地围挡上写满了“今天的不方便，是为了明天的更方便”，这个道理有谁不明白吗？但是懂归懂，真正面临着工程期间交通不便、生活环境变糟、噪音扰民等等影响到切身利益的问题，谁都不肯轻易吃亏，暴躁骂街更是常见的事情。

更何况，反对声浪中不但有不理解的人，还有被碰了蛋糕的既得利益者。耿彦波仍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该拆的要拆、该建的要建，一边应对铺天盖地的谩骂和上访，一边顶着压力继续搞工程。

1996年，第七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在太原举行，中外专家云集。灵石县抓住了这个机会，派宣传部长亲自到太原去请人，邀请专家们去灵石看看他们修缮的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就此一战成名，专家赞誉“原汁原味，基本上没动”。1997年正式对外开放，2002年获评4A景区，2006年列入国保。当初投钱修缮的破旧院子，终于开始给灵石人赚钱了。

到14年，王家大院的净收入已达三千万元，这还没算交通、餐饮、住宿等连带领域拉动的消费。每到旅游黄金周，日接待游客量都是按数万计算。人们称它为“山西紫禁城”，更有了“五岳回来不看山，王家回来不看院”的说法。

在事实和账本面前，曾经不理解的人也服了。王家大院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整个山西从靠煤炭到靠旅游的转型提供了先行范本。然而做事往往都是这样，抢先者固然能够占据先发优势，然而领先于时代的理念和行动，本来就容易招致更多的反对和怀疑。

说炸就炸的地标

耿彦波离开灵石的时候，规划中的“王家大院赚钱计划”还没有完全实现，推动这个项目引发的矛盾也依然存在——有人在天石城门摆上三个花圈，算是给他“送行”。

“耿拆拆”的下一站，是晋中市榆次区。榆次拥有两千年历史，称得上遍地遗迹，但作为资源的文物和生存所需的区域混杂在一起，这是很多古城都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榆次有老街，有庄园大院，还有明清时代的楼阁庙宇。底子都有了，需要做的是用更便于现代交通生活的方式将它们串联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耿彦波几乎把榆次老城全盘翻过来，之前的榆次地标“凌云大厦”，一声令下说炸就炸。财政上钱不够，就用市场运筹来补，一边修路一边卖铺，路修完了，给当地留下了四千万收入和一条可以继续赚钱的繁华街道。

在榆次的举动让他收获了更加两极化的评价：切身享受到生活环境改善的当地人，称赞他能折腾也会折腾；在城建中利益受损的人，则大骂他独断专行、好大喜功，走到哪就拆到哪。

有媒体记者问过他，为什么不能怀柔一点，他的回答是“铁打衙门流水兵，我在这里的时间不一定还有多久，很多事如果做不好可能就真的无法完成了。”为此，他可以果断开掉讨价还价的干部，直接喷拖延工期的开发商，甚至连工地上的水泥标号都曾经自己去检查。

榆次老城修复、常家庄园修复、后沟古村修复、乌金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发，这是他给榆次留下的东西。在榆次的操作，可以视为是灵石办法的升级改善、也是后来“大同模式”的奠基预备。

一轴双城的“大同模式”

2008年初，耿彦波到了大同。当时这座以煤成名的城市，正面临着煤炭越挖越少、环境破坏严重的双重压力。

有个法国人说大同“有伟大的文化，却是世界最丑陋的城市”，我们可以说老外这话纯粹何不食肉糜，工业发展不起来扯什么环境市容都是空的。但在工业面临困局、居民生活环境也不好的现实面前，总要有继续往前走的人。

大同本地有这样的顺口溜—— “垃圾基本靠风刮，污水基本靠蒸发，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没人夸。”耿彦波 “一轴双城”的设想，就是从这样的大同现状出发：以御河为分界线，西边建旧城，东边成新区。

旧城仍有残破的古城墙，当年梁思成先生勘测过大同古城、留下了大量的图纸照片可以参照。将居民迁移到生活环境更好的新区去，让云冈石窟远离运煤和酸雨的困扰。

这一工程计划投资500亿，涉及拆迁约10万户30万人，实行难度极大。其中，当时大同最繁华的大西街、大同重点中学大同一中、古寺华严寺等均在老城改造范围之内。如耿自己所说，历史不会再给大同第二次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也是在这个城市，耿彦波得到了“耿指倒”的外号。这不是错别字，这是说他拆迁雷厉风行，指向哪座预定要拆的建筑物，这楼就一定得倒下。

媒体说话会客气一些，把他称作“造城市长”，但耿彦波自己却认为，城市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修路、改造棚户区、修学校、建医院，这些全是民生改善的过程，“造城有什么错？”城市环境的改善需要钱来支撑，财政收入不够，上级支持也不是想要多少有多少。

耿彦波在大同的办法是边拆边建：让开发商先垫钱在新城区开发新楼盘，同时在老城区搞拆迁；新楼房建好了就补贴给老城区的市民，老城区拆出来的地补贴给开发商。双方各取所需，平衡好了利益关系就能继续干下去。

从08年到18年，大同护城河完成注水，这个城市的改造骨架终于完成，以后要做的就是往骨架上不断完善升级。

其中最感谢他的，必然是从破旧平房迁入改善房的当地居民，魏都大道、御河西路等新建道路改善了交通出行条件，文瀛湖一带则成为了全城人休闲娱乐的热门场所，“煤都黑”也变成了“大同蓝”。

很多大同市民都表示自己见过这个市长，有的说在城墙上，有的说在工地附近，习惯出现在第一线让很多市民都对他脚上脏兮兮的皮鞋印象极深。13年，一个拆迁小区的几十户居民“众筹集资”，送了市长大人一双新皮鞋。

结语

也是13年，耿彦波接到调令，从大同调到太原。消息一出，大同居民群脸懵逼，甚至自发搞了集会来挽留这个市长。但山西省会太原，却用着另外一种心情来面对这次调动。

几乎一到太原，他的话就放出来，要让太原三年旧貌换新颜。当时的太原确实也让它的市民等得太久了，道路拥堵不堪、急需升级，有车的人等待着传说中的中环，写在纸上的太原地铁更是不知何时动工。

耿彦波依旧在抢时间，在他退休之前，太原的170个城中村陆续改造，“八河治理”工程完成，新修改建主干道160余条。而晋阳古城、晋阳湖的开发修复，也即将成为三晋古城的旅游名片。

15年，周浩导演的纪录片《大同》（英译名The Chinese Mayor）在BBC播出，随后获得52届金马奖。

耿彦波的做事风格又一次引发了争议，或许正是那句老话的最佳诠释：少做少错，多做多错，不做不错。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好的市长，但也有人曾恨不得他死。如同王家大院的意义至少要等20年后才得以证明，大同与太原的情况也是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