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汕头的青楼管理局|民国|民国时期|汕头|花筵|金台

在旧中国，娼妓是要向特定的政府机关缴交税费的，俗称“花捐”。

在汕头的育善后街31号，有一幢外观保存完好的红砖青石大楼，据考证，该建筑极有可能是上世纪20年代承担汕头埠花筵捐税征收招投标的政府机关潮梅水陆花筵捐局，这是民国政府对汕头埠登记备案持牌四等妓女（南词、艺伎、唱妓和宥妓）的最高管理机构。

红砖大楼或为花筵捐局

近日，笔者收到友人从日本寄来的一本1922年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出版的《汕头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事情》，其中明确记录着当时的花筵捐局位于汕头埠育善后街街口。笔者对照了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多份地图发现，育善后街自育善前街向西南延伸跨商平路，直至海边，其中自商平路以南路段为太古洋行货栈，因此花筵捐局应不在此路段，而商平路以西北路段不长，如今只剩下两座老建筑。笔者实地探访育善后街街口仅存老建筑，其中一幢三层红砖建筑保存完好且留有汕头土地局第二区测量号铁质房屋土地编号。

根据1946年出版的汕头市街道图显示，育善后街的确为汕头第二区范围土地测区，而该建筑也确实为民国时期建筑，所以笔者推断，该红砖青石建筑极有可能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潮梅水陆花筵捐局”。

▲位于育善后街与商平路交界的红砖大楼

等级森严的红尘牌照

1927年至1935年的《汕头市政公报》中记录了不少有关“花筵捐”的信息。据了解，上世纪20年代，汕头埠花筵捐局管理下的娼妓可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南词、唱妓、土妓和宥妓。

南词和唱妓均属于艺妓，也就是有艺术才能的妓女。南词属于最高档的娼妓，也称为酒局妓女，既有唱曲跳舞才能，也能陪酒陪出台。作为最高级别的妓女，多陪酒出入为生并有男保镖，大都住在怀安街、怡安街、育善后街一带。花筵捐局章程规定南词必须同时持有基本牌照、茶楼歌伎牌照和妓女牌照方可经营，每次征收花票毫洋一元两毫、茶楼唱票两毫和妓女牌照毫洋两元（三月一换）。而唱妓属于纯唱曲的妓女，卖艺不卖身，多居住于怀安街、育善街、育善后街、永德街等。花筵捐局征收章程规定唱妓必须有基本牌照和茶楼歌伎牌照方可经营，每次征收花票毫洋一元两毫和茶楼唱票两毫。酒局妓女根据市场行情和艺术技能分为特等、头等、中等、三等和学习五个等级，每月分别征收大洋十一元四角、九元四角、七元四角、四元八角和三元六角。

土妓和宥妓属于卖身妓女，档次比较低，也没有唱曲跳舞陪酒功力，这其中土妓属于持有妓女牌照的妓女，也叫做大局妓女，以怀安街、怡安街、育善街、福合埕、打石街为大本营营业点。根据花筵捐局征收章程规定，他们持有妓女牌照，每三月一换，每次征收两元，每月每次征收花票毫洋两毫。根据市场行情，他们分为下等和次等两个等级，每月征收分别为五元八角和三元。

宥妓属于卖身妓女，即无执照的妓女，也称为游妓，等级最低，根据花筵捐局征收章程规定，他们没有妓女牌照，但是必须征收临时特种票，每票每次缴交花票一元两毫之外还要征收临时牌票一元。居住地和营业地在福合沟、福合新街、打石街、永德街、旧公园后、乌桥及德记前等处篷寮为多。

▲与陶芳酒楼成90度夹角的民国建筑

花筵捐以招投标形式外包

从1927年至1935年的几份《汕头市政公报》及1935年汕头民国政府发出的多份“市政府训令”可了解到，当时花筵捐局虽是市政厅征税机构，却长期将“花筵捐”对外公开招投，并要求按一定税收计划额度外包给公司。

税收就是汕头市政厅财政收入最主要来源，而税收业务中，花筵捐娱乐税（以酒楼饭店筵席税收为主、花筵娱乐税为辅的税种）占比不容小觑。每年花筵税税收最好是七、八、九和十月，其次是五、六、十一月，正月到四月额度最少。

据1927年的汕头市政公报记录：“市政厅本厅收入合计二千五百八十万零五千元，花筵捐娱乐税七百二十二万七千八百元。”《汕头指南》记录1945年汕头市政收支：“市政府三十五年年度各项收支，本厅收入合计陆佰捌拾贰亿贰仟叁佰壹拾玖万零贰佰柒拾捌元整，花捐税娱乐捐壹佰叁拾亿柒仟玖佰陆拾柒万陆仟伍佰肆拾元整”。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和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背景因素，根据税收种类比例份额，可见花筵捐局是个很有油水的部门。但是花筵捐局却没有直接参与花筵捐税收的征收缴交工作。因为该项税收如果靠紧巴巴的财政和寥寥无几的公务员，实际征缴操作十分困难，加之时间和空间上难以保证收缴效果。所以花筵捐局采用一种方式：用年初招投标方式把本年度征缴工作外包给行业公司去收缴，以合同方式确定当年征缴金额和征缴水平。

红尘特有的医疗福利

汕头的娼妓是有医疗权利和义务的，1927年11月汕头市政厅根据市政府议员卢振英建议设立汕头妓女诊病所，并颁布《汕头妓女诊病所章程》草案，详细规定汕头市妓女诊病所的组织、职务、职权、诊治检查范围、诊查费、罚则和附则。

章程规定汕头妓女诊病所有权利停止妓女营业，但必须确认妓女染病时才能行使该项权利，限制了汕头妓女诊病所职权范围，并规定妓女无论是否有牌照，均必须到诊病所接受医生诊治检查。每月由诊所提前通知诊治检查时间，娼妓经检查取得诊所开具的证明书后方可营业。章程规定证明书必须随身携带，“正重保存，以便稽查员和花筵捐局临时抽查，如有违抗，必然惩罚”。

制度看似为沦为娼妓的弱势女子群体着想，实际上却是另立名目收缴高额检查费。章程第四章经费第六条规定，诊所每月向妓女征收检查费，并且根据每月妓女牌照等级收取费用，南词五元、唱妓四元、土妓三元、宥妓一元。就算未满十二岁的唱妓也要接受诊治检查，每月缴交五角，且需要自己提供两家妓院出具担保证明，确定为唱妓才能享受检查费优惠。可见，医疗福利保障的不是妓女，而是为了牵制娼妓群体，确保她们不漏缴、逃缴花筵捐税。

▲红砖大楼建筑外观

记者探秘

一波三折寻访花筵捐局旧址

探访花筵捐局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柳暗花明。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此前关于花筵捐局旧址的描述，大多引自潮汕文史专家鄞镇凯所著《汕头埠旧事》一书中关于“金台花会”的描述以及其关于“金台客栈”的口述资料：“现址万安街2号的三层钢筋结构洋楼，老一辈称它为‘花会’。什么是‘花会’呢？它是妓女的管理机构，是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妓女到这里接受登记，缴税（称为‘花捐’），便成为‘合法妓女’（衣袋上戴一小朵布花为标志），可以‘合法经营’。”因而最初潮汕文史研究爱好者张耀辉也将记者引至老市区万安街，实地探访那幢与陶芳酒楼成90度夹角的巴洛克式小洋楼。小洋楼紧挨着“陶芳合记”，一半建筑与陶芳酒楼交错重叠，其外立面廊柱挺立，拱券上的雕花清晰可见，顶部大型圆壁花纹虽失，但周边的花叶浮雕仍栩栩如生，让人不得不感叹当时建筑工艺的精湛。可惜的是而今这幢小洋楼掩映在街巷深处，门前缠绕着黑压压的电线，一楼二楼沦为鞋行仓库，楼内装饰已无从辨认，只一破败空房，堆满鞋盒，再往上的楼梯被人为截断，无路可走。

这座与陶芳酒楼相依而立，即使破败细节处仍难掩精致工艺的建筑是不是就是民国时期负责征收花捐课税的政府机关，它背后还有哪些故事，记者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潮汕文史专家鄞镇凯，答案却出乎意料之外。

“关于金台花会的描述是错的，那幢建筑不是花捐（机构）旧址。”鄞镇凯开门见山直指自己之前收集的资料有误，“我前段时间探访一位住在万安街附近的百岁老人，才了解到那幢小洋楼应该是客栈，是比酒楼低一个档次的娱乐场所，不是花会（花捐机构），花会旧址应该在其斜对面的另一幢建筑，但目前正处于收集资料阶段，还需进一步探究。”鄞镇凯推翻了之前的论断，记者到市档案局查阅相关资料，所得资料也十分零散，其中1938年的《汕头市水陆花筵捐征收章程》和《投承本市水陆花筵捐章程》详细列举了花捐税的课征范围及种类等信息，佐证了张耀辉文中对于持牌四等妓女、征缴工作以招投承方式外包给行业公司等的描述，但对于花筵捐局所处的位置或地址却无只字提及。线索中断，追寻花筵捐局旧址一度陷入困局。

直至近期，张耀辉在一本1922年日本东京外务省通商局出版的《汕头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事情》中查找到“花筵捐局汕头育善后街”的记录，事情才有了新进展。据记者实地探访，如今的育善后街仅留存两幢旧建筑，靠近商平路的一幢三层三进四开的红砖大楼十分醒目，张耀辉指着这幢门牌号为“育善后街31号”的建筑告诉记者：“这应该就是花筵捐局。”从外观上看，该建筑通体为红砖构建，保存完好、颇具民国特色，二层楼上的双窗棂设计精巧别致，每个窗户里层为主窗，外层是隙缝窄小的南洋百叶窗，有防潮湿海风的作用。正门辉绿岩石制门框门梁外部叠加了罗马式拱券，门顶附有百合花灯柱基座，正面门双侧内顶有中式灯笼基座构件。但红砖大楼大门外加建的银白色铁门十分扎眼，与原建筑风格格格不入。大门紧锁，记者无法入内，只能透过窗户看到里间灰暗一片，布满尘埃和被拆卸下来的破败建材，杂乱不堪。而紧挨着红砖青石建筑的，是一幢与其风格完全相异的巴洛克式民国建筑。附近住宅小区的管理员告诉记者，这两幢老建筑产权原是华侨所有，后来又转卖他人作为仓库，如今成为空置楼房，已许久不见有人进出。

据记者了解，张耀辉根据搜集到的多份资料所进行的分析和推论，有一定理据，但至目前仍未有直接证据证明该建筑就是民国时期的花筵捐局。记者也尝试从市文广新局、市旧城办、金平区旧城办等单位多方了解，但都未能找到该建筑的相关信息。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近百年时间里，育善后街有没有其他旧建筑被拆除重建？该路段现留存两幢民国建筑，如何断定红砖大楼就是花筵捐局旧址而不是另一幢？这幢保存完好且加建了铁门的红砖大楼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这一连串的疑问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紧挨着红砖大楼的另一幢民国建筑外墙为青灰色，却又有一个古朴的红色大门。

采访手记

探寻花筵捐局旧址的过程兜兜转转，最后却仍难下定论，但采访过程中鄞镇凯先生和85后张耀辉对待文史研究的态度让人深有感触。采访一开始，鄞镇凯就大方承认自己对于“金台花会”的描述有误，他说：“文史研究就该是这样，不断地发现新的证据新的线索，错了就该推翻。”他直指现在社会人心浮躁，少有人真正沉下心来考证研究，著文写作多存在摘抄拼凑现象，“其他人写关于金台花会的文章，多引用我的论断，所以一错俱错。现在对于我写的文章，我倒是希望别人能提出新的证据推翻。”鄞镇凯直言：“因为只有这样，文史研究才会进步。”而85后青年张耀辉则用“一股子倔劲”钻进了汕头埠老建筑的研究里，“一开始我以为与陶芳酒楼相邻的那栋洋楼是花筵捐局旧址，后来证实不是，又有证据指向育善后街的这两栋建筑有可能是花筵捐局旧址，究竟是不是还不能最终确定，但这个过程并不是毫无所获的，无论是陶芳酒楼旁的小洋楼还是育善后街的老建筑，它们都值得我们关注、保护、修缮。”

文/ 张耀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