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诸葛文化。上一集介绍了酸枣会盟的一些细节问题，这一集将详细解说酸枣会盟的190年前后，天下各路群雄势力情况。

“三权分立”思维，中国古已有之

首先我们探讨一下东汉天下的行政区划。秦朝一统天下后，实行郡县制，将天下分成三十六郡，每一郡设一郡守，每一郡管辖多个县，每一县设一县令，管辖乡、里两级基层行政单位，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乡镇和村两级，乡设亭长，里设里正。郡守和县令直接是由皇帝亲自任免，不能世袭。郡设郡守、监御史、郡尉三个互不隶属的主要官员，也就是说郡守不能任免负责监察郡治的监御史、负责统领驻军与管理治安的郡尉，这两个官员是直接由中央任免的。除此之外，郡守可以任免郡内所有的官吏。这颇有当代的“三权分立”的味道。

这一制度被西汉继承发扬，将西周的分封制和秦朝的郡县制结合在一起。起初大汉开国皇帝刘邦为了打败项羽，一统天下，大肆封赏异姓王，导致之后刘邦称帝建国后，耗费了很多精力和代价，才翦除了异姓王的势力。

好不容易异姓王，在刘邦冷酷无情的铁血手腕下，一个个被清除干净；刘邦回过头来想到秦朝中央机构受到威胁的时候，各地委任的郡县长官极少有配合勤王保驾的举动，因此又分封了九位刘姓王，以此巩固对地方的统治，同时拱卫中央朝廷。这个时候，天下的行政区划为郡（国）县两级制，与秦代的郡县制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只不过，当王的刘姓子孙，许多不满足于现状，不断地扩充自己封国的实力，造成封国尾大不掉。封国周边，朝廷下辖的郡县，被他们仗着皇亲国戚的身份，肆意盘剥索取。于是，在西汉文景时期，通过政治削藩手段和军事打压行动，成功遏制了封国势力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郡守，也称为“太守”，成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被朝廷赋予了更大的权力，以制衡王国诸侯势力。并且在王国内，同样由中央直接任免像太守一样的官吏——国相，管理王国内的行政事务，把封王的实权架空。

“推恩令”：用民间诸子分家的思路，解决藩王割据问题

真正解决封国后患的，是汉武帝。他采纳了主父偃的奇谋，实行“推恩令”，将民间“诸子分家析产”的方式运用到削藩政治手段上。具体的方式就是父亲如果是诸侯王，朝廷为了显示恩义与孝道，同意他将封地分成若干王国，再分给他的子孙。一般诸侯王的子孙都很多，因此借助孝道传统，朝廷可以兵不血刃，又非常人性化地解决藩王割据一方，尾大不掉的问题。

王国的行政级别，与郡相当，因此，汉朝郡的数量激增，由秦朝时期的三十六个郡，变成上百个郡（国）。

当王国随着诸侯王一脉子孙的开枝散叶，也越分越小，王国嫡长子继承王位，继续做王国之主，而其他儿子将平分父辈的土地，其爵位变成次一级的侯爵，王国内分出若干仅辖数县的侯国。这些侯国，并不属于这些册封侯爵的儿子们，而是要从王国中分离出来，交给周边郡县管辖。也就是说这些儿子们只有爵号与食禄，对侯国没有实际的掌控权，侯国实际上就相当于当时中央的县级行政单位。

推恩令，乍听名字尽显温柔，不违人之常情，替诸侯王制定分家标准，防止自己儿子们互相争斗。但它的削藩功效，不似猛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是通过时间和亲情的作用，不知不觉中，已达到根治的效果。

如果不是极具野心和实力的王爷，都不会对此举措感到不安，也会欣然接受这一既保存面子，又不失里子的举措。

诸侯王的后代们，经过如此推恩，也终将成为地方的大地主和贵族阶层。他们对朝廷的威胁也自然解除。当侯国分到无主继承的时候，自然就又被朝廷接管：前朝的中山国，也会立刻成为中山郡。到时候，又可以根据新皇帝的喜好，分封新王继承王国家业。

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是，朝廷要如何有效管理这么多的郡（国）。起初刘邦废除了诸郡监察御史，使得郡国对中央的向心力减弱，任由地方的王国做大做强。之后，文帝重新设立了由中央直接任命的监察御史，监督包括郡守在内的郡内官吏。可惜，监察御史派驻地方后，往往与郡守“穿一条裤子”，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于是，又在中央增设了刺史一职位，直属于丞相，专门监督监察御史如何履职。这一职位，就像电影《九品芝麻官》里八府巡抚一样，只是朝廷临时从中央系统里委派一位官吏，下到地方去巡视各郡，考核吏治。因此，并没有固定场所用来办公。

东汉的太守，为什么能成为群雄割据的主力军？

随着汉武帝推恩令的发布，由中央控制的郡地越来越多，中央派驻的郡守也变多。这就加大了中央对郡守业务水平的监督管控压力，极易滋长腐败和割据野心。因此，汉武帝又大刀阔斧，将全国划分为幽州、冀州、并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益州、交州、朔方州等13个监察区（京畿附近7郡为司隶校尉部作为一个单独的监察区）。每个监察区设置一名刺史，全面负责监察区内的郡国。之前的郡内的监察御史一职直接舍弃不用。这时的刺史已经成功转正，有了正式编制，不再是汉文帝时期的临时工了。不过刺史的品秩并不高，只有600石，与郡太守的2000石相差很多。但刺史的职权很大，可以监察地方太守的所有行为，并直接向皇帝汇报。这些刺史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长期从中央去往监察区巡视。这就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官吏巴结刺史的机会。而刺史为了升官，也会忠心对皇帝负责，尽心尽职做好监察工作。

到了东汉建国之初，匈奴南侵，朔方刺史部直接并入了并州。同时，加重刺史职权，如岁终刺史本人不必到京师奏事，可由属下替代，因此刺史在地方有了固定的治所。职权不限于监察，还有黜陟之权，也就是任免州内官吏的权力，还有兵权，可带兵镇压叛乱。这就让刺史逐步成为太守的上司。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刺史治官不治民，不参与地方行政，所以州仍属于监察区，不算是地方一级行政机构。

而此时太守的职权，也发生了变化。东汉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了诸郡都尉，也取消地方上的郡兵，将都尉的职权并入太守。尽管这一做法，在当时来说，算得上精兵简政，解放劳动生产力的好举措，可是也变相加重了太守的职权。以往郡内“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彻底消除，太守一职在日后成为了东汉末年割据势力形成的“温床”。虽然汉光武帝时期，短暂消除了郡兵，但各地的叛乱、农民起义和边郡游牧民族的滋扰，逐渐让地方的太守事实上拥有了募兵权、领兵权和发兵权。此时的太守的能量，实际上要比刺史大得多。

为什么《三国演义》中，对于州牧和刺史的表述会很混乱？

直到东汉灵帝时期，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叛乱——黄巾之乱，几乎让整个天下乱成一锅粥。一州域内不仅治安成问题，还随时可能成为黄巾军的根据地。皇帝任命的中央军艰难地平息了这场叛乱。有史料记载，这次平叛最大的功臣皇甫嵩，被灵帝任命为冀州牧。灵帝给予皇甫嵩一州之内所有的军政权力，希望他能强有力地将黄巾军叛乱的大本营冀州管理好。

刺史变州牧，这不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两汉时期根据形势需要，刺史和州牧变更互换多次。这背后的意味是皇帝是否有意将一州军政大权释放给地方。

到了188年2月份，原本平息的黄巾之乱，又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打着张角旗号的黄巾贼将。朝廷派中央军，前去镇压。中央军征战四方，按下葫芦起了瓢，疲于应付。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东汉灵帝在188年3月份，采纳了刘焉的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将朝廷重臣，委任到地方担任州牧，把军政大权全权交给他们去管理。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及时有效地将当地的叛乱平息。但也让州牧在法理上已经成为了州内太守的上司、长官。最终东汉末年的行政区划，由郡县二级制，变成了州郡县三级制。

起初，灵帝对于权力下放还是非常慎重的，一开始只挑了幽州、豫州、益州三个贼寇猖獗的州做试点，从中央挑选了三位信得过的大臣，刘虞、黄琬、刘焉，分别前往担任州牧。

之后朝廷主动任命的州牧有韩馥的冀州牧（189年）、刘表的荆州牧（192年）、陶谦的徐州牧（193年）、刘繇的扬州牧（195年）等。

在当时的情况下，刺史和州牧两个官职同时存在，但一州之内有刺史就没有州牧，反之亦然。州牧在官秩上也要比刺史高得多，也比太守高一级。能当上州牧的人，一般都是声望很高的人物。而这个时期的刺史，大多都升迁为地方有实权的太守。

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三国演义》中，对于州牧和刺史的表述会很混乱，可能在作者思维里，州牧就等同于刺史。因此，现在很多考据者认为，当时的韩馥应该当的是冀州牧，而非冀州刺史。

回过头再聊聊小说中说到的十八镇诸侯：刺史、州牧、太守、国相，是东汉末年想要割据一方的“身份牌”。东汉末年到三国，极少见到刘姓诸侯王在这段历史中叱咤风云过。那是因为刘姓封国的军政管理权，是掌握在中央委派的国相手里。

好了，今天的说讲就到这里，下一集将详细介绍东汉天下十二州在190年前后的态势，敬请关注我的账号。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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