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初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法制不存。在这种严酷的社会背景下，统治阶层意识到非严刑酷法不足以震慑奸人，“咸以为宜复肉刑”，主要代表人物是郑玄、陈纪，只是因故未能施行。曹操迎献帝入许，自权朝政，再一次将恢复肉刑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从而引发了法律史上著名的“肉刑辩”。

是否恢复肉刑，干系重大，曹操把这个议案交给了手下重臣们进行讨论，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两个人坚决要求恢复肉刑，一个是司隶校尉钟繇，一个是御史中丞陈群，其他人如王朗等则坚决反对恢复肉刑。钟繇虽然建议恢复肉刑，但同时主张用肉刑代替死刑，这样既能震慑犯罪，又能活人一命，岂不善哉！陈群不太认同钟繇以肉刑代替死刑的想法，但却坚决认为不恢复肉刑，则不足以震慑犯罪。

曹操本人认可钟繇、陈群的建议，要不然也不会提出这个议案。但由于反对派人数众多，再加上战事繁忙，无暇操办此事，就暂时把恢复肉刑的事情搁置了下来。到了曹丕时期，钟繇再次提出了恢复肉刑的主张，只是当时魏国正与吴蜀两国激烈交战，也没时间管这事，又搁置在一边。几年后，年迈苍苍的钟繇再一次耐不住寂寞，第三次提出恢复肉刑。

钟繇主张恢复肉刑以取代死刑，每年都至少救三千条人命，这些受肉刑者虽然身体残疾，但还能生育。现在中原地广人稀，正缺少人口，有了这些人口，就有赋税，他们生育的下一代壮丁还可以服兵役。钟繇的议案再次遭到了老朋友王朗的强烈反对，王朗认为钟繇议案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但王朗认为钟繇纯属画蛇添足。王朗的理由是现行法律中已经有“减死一等（由死刑改判为其他刑罚）”的轻罪处罚，这已经是法外开恩了。既然有“减死一等”条款的存在，又何必再多此一举地恢复肉刑？

王朗和钟繇一样，同样是站在政治高度来看待是否恢复肉刑的建议。王朗觉得现在天下尚未统一，如果现在就恢复肉刑，就等于授吴、蜀以柄，反过来对我们进行抹黑宣传，不利于我们的统一。王朗提出来一个补充议案：不如将肉刑改成服劳役。如果将犯罪的壮丁实行肉刑，他们就无法从事耕作，对国家财政收入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如果让他们服役，则国家一来可以获得许多收益，二来不用付报酬，岂不是更好。

这次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人认同王朗的意见，魏明帝曹叡出于同祖、父一样的考虑，顾及天下未定，不宜过早恢复肉刑，第三次搁置此案。王朗的议案比钟繇案更符合人道主义，事实上王朗的建议对魏国刑法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早在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正月，曹丕就从增加人口的战略角度考虑，下诏规定：凡民间有私自报仇者，皆灭三族。

在曹魏历史上，总共有四次“肉刑辩”，第四次辩论是魏少帝曹芳正始年间，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等人又讨论恢复肉刑，但因反对派力量过大，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终魏一代，还是没有恢复肉刑制度，依然是“减死一等”作为死刑的次一级刑罚。关于“减死一等”，三国曹魏初期有一个著名案例，就是刘朱逼死儿媳案。曹丕时期，某地有个恶婆婆刘朱，她脾气暴躁，做事狠戾。刘朱有一个儿子，先后娶了三房老婆，却都被刘朱逼得精神崩溃，自杀身亡。

刘朱犯案后，官府最终给刘朱的定罪是“减死输作尚方”，就是免除刘朱的死罪，毕竟三个儿媳不是刘朱亲手杀的。但三个儿媳均是被刘朱逼死的，所以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罚到尚方监做苦力。因为这个案例比较特殊，没有前例可循，曹丕为此专门下了一道《怨毒杀人减死之令》，明确规定了这种案件的定罪原则。

在古代的法律体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刑罚，就是污辱犯人的人格，从而“齐之以耻”，来达到威慑百姓的作用。比如曹魏施行的“完刑”“髠（读昆）刑”“钳刑”。在这三种刑罚中，完刑最轻，只是剪掉犯人的鬓角，但不剪头发。被施行完刑的，通常不是什么重犯，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髠刑比完刑要重一些，髠刑就是剪去犯人的长发。古人都留长发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头发被剪了，这是非常丢人的。

钳刑比较特别，官府特制一个铁项，套在犯人的脖子上，在服刑期间要一直戴下去。钳刑的侮辱性并不比髠低，剪掉长发还是个人，可戴上铁圈算是什么？狗才戴项圈。钳刑把人变成了狗，这确实是对人的极大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