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捷报频传，圣诞、元旦也越来越近了，眼看胜利在望，我们似乎就要从“史上最糟糕”的2020年里挣扎出来了。

《时代周刊》12月开月封面

不料从上周开始，坏消息接踵而至：

12月16日，瑞典国王在圣诞讲话中承认抗疫政策失败，指出当前的死亡数字很高，瑞典的处境很艰难。

12月17日，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发布公告称，总统马克龙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接着在12月19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在英国境内发现了新冠病毒新变种，传染性比普通新冠病毒高出70%，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明确表示，对病毒新变种“已经失去控制”。

为了控制住疫情，英国甚至不得不在之前3级防疫等级之上临时创建了更高的第4级，宣布伦敦以及英国东南沿海地区为4级疫区，并从20号开始“封城”，危急程度可想而知。

而之前表现一直比较平稳的德国也出现了问题：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12月21日公布的数据，12月以来德国已有10027人死于新冠，几乎是11月新冠死亡人数的两倍。

所以，为什么在医疗体系如此强大、科研实力如此雄厚的欧洲国家，当下的疫情反而会愈演愈烈？背后深层次的问题究竟是啥？

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得把镜头再次拉回英国。

本来，宣布伦敦12月20日“封城”，是为了减少人员流动、控制病毒传播，但成千上万的伦敦人却逆向开启了向全国各地以及周边国家的“大逃亡”模式：

他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希望回家和家人一起圣诞、或是去往其他管制略松的城市或国家度假。

例如，《卫报》就报道，当欧盟国家的禁飞令于20日出台之后，仍有不少民众赶在最后时刻前往欧洲大陆。

逼得全球多国不得不紧急宣布中止来自英国的旅客入境，截至12月21日，欧盟国家几乎全部对英断航。

其中以法国做得最为“彻底”：在关闭边境、禁止来自英国的人员或卡车入境后，法国等于关闭了欧洲大陆最重要的贸易渠道。有分析认为，这极有可能进一步引发英国国内的粮食短缺。

而就英国政界来说，就又是另外一种画风了。

比如伦敦地区的警察联盟（相当于警察工会）主席就表示，他将拒绝执行新的封城指令“我不会在圣诞夜去敲别人家的门……我不觉得人们会服从指令，鲍里斯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心，大家都已经绝望了。”

而工党领袖斯塔默（Keir Starmer）则呼吁约翰逊就最新的防疫措施向公众道歉。在一次发布会上他称，首相未能更早地采取行动是“严重的疏忽”、是“相同的错误”。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

对于以上现象，分析得比较透彻的，还是身处欧洲的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中，他写道：

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和英国等国似乎在许多方面表现不佳——无论是在疫情预防、危机管理和公众沟通领域，还是在确诊病例或死亡人数等多项指标上，这些国家的表现都乏善可陈。

克劳斯·施瓦布认为， 新冠疫情对社会的颠覆性影响最为直接、最切实可见的地方就在于，许多政府饱受批评，社会公众对一些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怒不可遏，认为他们未能做好应对新冠疫情的充分准备。

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

国家能团结和繁荣，是因为人们相信政府各部门能预见灾难，阻止灾难的影响，并让国家恢复稳定。这次的新冠疫情结束时，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在公众眼中就会变成失败者。

对于富裕国家来说尤为如此，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专业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强大的科研与创新实力，但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管理部门却表现得如此糟糕，社会公众自然会发出质疑。

而这一切，在施瓦布看来，是“正在敲响新自由主义的丧钟”。

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包含一整套思想和政策，大体上倡导竞争，忽视团结；强调创造性破坏，反对政府干预；推崇经济增长，抑制社会福利。

在《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中，施瓦布认为：过去几年中，美国和英国最热衷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在这次疫情中，这两个国家的死亡人数属最多之列，这绝非巧合。

欧洲国家在防疫过程中政府的“缺位”，也非常自然地延伸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政府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这个问题，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今年4月份发表的《西方应该在病毒面前醒来》一文中就有过讨论。

这篇文章指出：

新冠疫情让政府再次变得重要，不仅仅是再次强大，而且是再次变得至关重要。

真正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是，你的国家能否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是否拥有强大的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财政体系。政府能否做到善治，直接决定人的生死。

克劳斯·施瓦布在《后疫情时代：大重构》说，过去500年，人类从欧洲和美国获得的最大教训之一是：严重的危机会强化国家的力量，新冠疫情自然也不例外。

在西方世界，国家的作用在过去几十年持续大幅下降，但是这次注定要有所改变，因为人们很难单纯依靠市场化解决方案来应对新冠疫情这般规模的外来冲击。

几乎是一夜之间，新冠病毒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关系，并且让天平倾向了后者。

它展示了社会保障的效率，也表明将医疗和教育这样更加重大的责任推卸给个人和市场不符合社会的最大利益。

那么政府将如何发挥其日益扩大的作用呢？

《后疫情时代：大重构》认为“大”政府的一项重要条件已经具备，那就是政府以迅雷之势大大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

2020年4月，当新冠疫情开始席卷世界之时，各国政府就宣布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相当于同时实行八九个“马歇尔计划”，来支持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竭尽全力维持工作机会，帮助企业在疫情中生存下来。

在可预见的未来，克劳斯·施瓦布还认为，政府从这次疫情中还应学到的教训是：制定和改善医疗和失业保险制度。

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实施改善失业福利、延长病假等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来缓解冲击带来的影响，并在后续使之常态化。

另外，多年来大行其道的世界金融化趋势很可能得到扭转。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等受此趋势影响最深的国家，政府将被迫重新思考这种“迷恋于金融”的情结的诸多特点。

总之，世界各国、各行业的企业管理者都必须适应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

健康医疗和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等全球公共产品的研发会积极推进。税率会增加，尤其是针对特权阶层的税率，因为政府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并希望加大投入力度。

这次欧洲疫情的复燃，让我们再次深刻认识到了地缘政治和新冠疫情呈双向互动关系。

一方面，多边主义在混乱中终结，全球治理格局出现真空，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不断兴起 ，这使得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难上加难。

伦敦封城前后的街景

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影响到了每一个人，而与此同时，地缘政治断层导致各国社会相互割裂，促使许多领导人关注国家层面的疫情防控——这样的局面限制了集体行动的效果，降低了消除疫情的能力。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明显加剧和加速了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地缘政治趋势。

已故经济学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教授让—皮埃尔·雷曼非常敏锐地总结了当今形势：“新的全球秩序尚未到来，我们正走向一种混乱的不确定性。”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他明确表示担忧“后疫情时代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

并且指出：“各类猖獗的国家主义代替了秩序和合作。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抗疫行动十分混乱，预示着可能会产生更加广泛的疫情后果。”

这一趋势已酝酿多年，个中原因相互交织，但导致地缘政治形势不稳的根本因素是权力由西向东的渐进式转移。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在《帖木儿之后：1405-2000年全球帝国史》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重回世界舞台，全球化世界回到帖木儿帝国时代的多元、均势形态。

这一转型带来了压力，导致全球格局陷入无序状态。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准确描绘了这一趋势——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美国这样一个现存的大国，会给全球地缘政治系统带来结构性压力。

未来数年，这种力量冲突会导致混乱、无序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格局。不管你是否“喜欢”美国，它逐步退出国际事务注定会让国际形势动荡不安。

曾经依赖美国“霸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那些国家越来越发现，它们将不得不照料自己的后院。

克劳斯·施瓦布在《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中认为，本世纪最有可能出现的世界格局是，单一霸权统领世界的时代离我们而去，权力和势力范围在混乱甚至是相互憎恨的状态下进行重新分配。

《帖木儿之后：欧亚帝国六百年权利竞逐》中认为，今日所称的全球化，可以被直接看作当今四大经济“帝国”（美、欧、日、中）晚近达成的一组协议（有些是未言明的协议，有些是非正式协议）的结果。

对它们以及其他所有国家和社会而言，未来要克服的挑战，是调和内部凝聚力与自由竞争负面效应之间的矛盾。

如果各个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不能找到更有效的全球合作之道，我们很可能就会进入“熵时代”，力量收缩、分化、愤怒和狭隘主义将逐渐成为世界格局的主要特点，使其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更加混乱。

而新冠疫情危机暴露且加剧了这一可悲的现状，它所带来的冲击和后果是如此严重，我们不能排除任何一种极端场景发生的可能。

事关存亡的危局也是反省的良机，隐藏着变革的潜力。

正如克劳斯·施瓦布在《后疫情时代：大重构》所说：我们应该利用此次前所未有的机会，重新构筑我们的世界，努力让世界度过危机，变得更美好、更有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