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这本由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所著的这本《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读起来极为深刻厚重的原因，是这位学者为了成就此书，曾消耗数年置身于大量几乎无人关注过的档案材料（比如有些材料150年来从未被人翻阅过），将这些类似回忆录一样的材料“还原”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场景。

这样的历史告诉我们，底层人民的生活永远是最苦难的。纵使是被流放，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前贵族们，依旧可以通过金钱、人脉关系各种“钻空子”，他们没有性命之忧，总体境遇算相当可以——相对普通被流放者（全书第3、4、5章 ）。

普通被流放者无时不刻不在遭遇来自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作为外来者且是罪犯，他们被当地居民排斥；作为被压迫者，他们被管理当局残酷对待，颇为震撼的就是当时普遍采用的肉刑及其他刑罚制度（全书第11章 ）。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一些心理扭曲的被流放者甚至诱骗自己的妻子（儿女）前来，并不是期待获得他们的照顾，而是将其视为商品以便牟利（全书第10章）。在广袤的西伯利亚流放之地，很多苦难的女子被迫沦为妓女，甚至成为“囚犯的囚犯”。管理当局更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关押女性罪犯的监狱“改造成”妓院来赚钱！真可谓是“生财有道”！

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人间炼狱”就以这样极为变态而现实的方式存在了百余年（真要以沙俄统治开始算，流放制度的历史可能更长）！

《死屋》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起源开始，无不详尽地描述了其发展到最后消亡的全过程。翻阅此书，难免惆怅。因为【流放制度】虽然消失了，但类似的制度（历史）会以一种“新形式”再次出现。

历史就是一条衔尾蛇，也许人类会从这段苦难史中吸取了某些教训，转头又会投身新的万劫不复中。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对于沙俄政府而言，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对内部的一种“清洗”，伴随着沙俄政府的垮台，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终究成为了历史名词，但“清洗”随之以一种更惊悚的方式再现。

如果你有幸能认真读完《死屋》，再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等以流放为背景的时代巨著时，便能更深刻地体会出一种透出纸张的挣扎、悲悯、惶恐和呐喊，真实历史与传世作品中的动荡和诡谲，永远会让人时不时唏嘘不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