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性与流动性：对戴维·莫利传播研究议程扩展与范式转换的考察

王鑫，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BBC中国题材纪录片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研究（2000-2015）》（项目编号:16BXW037）、2020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年度项目（基础研究）《物质转向与流动性：传播学发展新的内容、范式与向度研究》和辽宁大学2020年度学科建设项目《传播学物质转向视野下的中国百年交通变迁与传播发展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重新定义传播”是英国媒介和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在《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与集装箱》（Communications and Mobility：The Migrant, the Mobile Phone, and the Container Box）一书中的理论探索，旨在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专注于信息传播的符号、制度和技术维度的中介形式，把传播等同于象征性或修辞性的交流——进入到交通（运输）以及传播地理学研究领域。这一观点，使交通工具及其基础设施这些在“以媒体为中心”的传播研究范式下不被关注的部分显现出来，还将“流动性”这一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引入传播研究中，激发出传播学在跨学科研究中的潜力。

本文旨在厘清莫利“重新定义传播”的理论内涵和研究面向，即重返传播研究的物质向度以及运用社会学“流动性”的研究范式，扩展传播研究议程，恢复传播物质性与符号性的连接，为当代传播理论提供历史基础。为了避免“入乎其内”，而不能“出乎其外”，故将莫利的理论置于与北美和欧陆理论家思想的互文中，梳理“重新定义传播”两个研究面向——物质性和流动性的理论渊薮，并从历时性角度呈现莫利提出“重新定义传播”的演进脉络；在共时性角度上阐明莫利重返传播研究物质基础的内容和意义，“流动性”范式在传播研究中的实践应用以及与传播接合之后对传播研究领域的拓展。

一

“重新定义传播”

——基于传播概念的历史和逻辑

莫利在《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和集装箱》一书开宗明义，“我的雄心就是重新定义媒介和传播研究的相关议程，特别是对传播定义的（再）扩展，以便能把（正如历史上曾经包括的一样）物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等内容涵盖进来。”（Morley，2017：1）莫利在这里提出的重新定义传播，准确地说，是对传播定义和研究议程的扩展。莫利在“扩展”前面加了一个“再”<（re）expand>，这一值得注意的细节隐含了他对该问题的基本判断：物的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地理（空间）等内容原本就是“传播”概念的意涵之一，考察传播物质维度和流动性问题，并不是新发现，而是将被遮蔽的“传播”的另外之意显现出来。莫利为什么要重新定义传播？我们可以通过对传播概念的“物质性”意涵进行历史和逻辑的考察，进一步厘清莫利“重新定义传播”的意图和意义。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以牛津词典作为词源考古的重要依据，认为“在道路、运河与铁路蓬勃发展的时期里，communications通常是一个普遍的抽象名词，代表这些通讯设施”（威廉斯，2005：73-74）。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在《传播学简史》（Histoiredes Theories De La Communication）中也有所提及——19世纪，基本的通信技术系统和自由贸易原则已经初现雏形，传播作为人类社会整合因素的概念业已浮现；同时，劳动分工和运输渠道（河流、海运和陆路运输）被视为财富和发展的同义词（马特拉，马特拉，2008：1-2）。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认为，无论是信息的传递，还是把货物或者人运送到目的地，都属于传播的“传递观”范畴，“我所谓的传播的传递观或运输观，是因为它的中心术语的界定与19世纪人们使用传‘传播’和另一个词‘运输’有共通之处；这也与19世纪人们使用通讯和运输在更广的空间和更多的人口中扩大影响力、控制力和权力的愿望密切相关。”（Carey，2009：33）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对空言说》（Speaking into the Air：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一书中认为传播具有“多义性”（比如有告知、分享、传授、链接、迁移、发射、传输、交换、符号互动等意义）（彼得斯，2017：10-15）。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符号化的信息传播逐渐主导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传播研究对交通运输及其物质基础设施的关注，也忽视了对由此带来的社会多维流动性（人、资本、物）的考察。

通过简要回溯“传播”关键词的演进脉络可知，交通运输和物的流动作为传播的基础之意，却在概念的流转中，或是作为其他传播观念的参照，或是隐匿于传播研究的主流观念之下。莫利重新定义传播，是在被忽略的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这条路径上探寻传播研究的更多可能性。这个古老的概念，不仅包括象征符号领域，也包括交通领域的研究，其范围不仅包括信息传播的工具，还包括当时的物质运输基础设施（Morley，2017：21）。

莫利在重新定义传播的同时，也对传播学研究近年来集中在“以媒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研究范式“简单地把传播等同于象征性或修辞性的交流，它是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设，即传播主要是一个涉及无形的非物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对传播的狭隘定义完全遵循狄德罗在话语层面上提出的用‘修辞’进行交流的科学方法。”（Morley，2017：26）莫利从研究受众、电视和电子空间等问题转向对传播物质基础的考察，既是他对当下传播研究现状的反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以往学术研究的超越。当今世界并不只是由新信息技术制造的“印象全球化”，还因为交通设施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差别被分割为各个具体的“地方”；新技术迭代迅速，但更古老的技术仍在继续主导着我们的生活，不过对技术的描述基本上是不平衡的，因为人们更关注发明而不是使用，然而更重要的是技术如何被使用，由谁使用（Morley，2017：7）。这就将传播与技术、阶层、权力、地域等问题再次连接起来。

重新定义传播之后，传播可能会被分为两个方向。一方面，将带领我们通往人际和社会进程中的传播——“使事物更普遍化”的象征性过程。这是我们在媒介和传播研究中通过修辞学、社区研究和艺术研究等工作更深层次的发现。另一方面，传播学将带领我们走向传递与流动方向，也就是在地理学和经济科学不同领域所研究的更加物质化的“传播”（Morley，2017：178）。通过跨学科研究，传播在象征领域依然会有作为，而流动性问题以及传播研究的“物质化”向度，可在未来研究中释放更多的活力。莫利虽然批判了“媒体中心主义”，但是并没有矫枉过正，他在传播的空间性和流动性的考量中，坚持语境化思考，强调了传播物质性和符号性之间的互动和连通。

二

物的维度：传播研究议程扩展中

对传统的重返与超越

“传播”关键词演进的历史和逻辑显示传播研究的物质维度应该重新得到关注和重视。莫利重新定义传播及其研究议程，主要关涉三个方面：第一，物的流动。重点在“物”，更在“流动性”，即除了物，也包括人、资本、信息、病毒的流动等；第二，交通运输。重点不只是交通工具，也包括与之发生关系的各种交通基础设施；第三，地理。重点在于物质地理和虚拟地理之间的共生模式和相互连接，也即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接合的问题。可见，莫利关于“物的维度”的理解，既有交通工具及其基础设施，也关涉到流动性和虚实空间接合的问题，意在将物质和符号关联起来，这也成为莫利传播研究议程扩展的重要面向。为了更清晰的把握莫利从“物质”角度重新定义传播的思想系谱，需要把莫利的研究嵌入传播思想史以及与当下不同理论家思想的交光互影中解读。

传播研究物质传统，既有来自北美的，以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Innis）和凯瑞为代表；也有来自欧洲的，涉及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Mar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伊夫·德拉海耶（Yves de la Haye）以及马特拉等人。从莫利的研究旨趣以及构成逻辑上看，他对伊尼斯、凯瑞以及马特拉的追随更为明显。伊尼斯的传播观和方法论影响了莫利，促使其考察通讯设施和运输技术如何促使权力远距离发挥作用。在莫利的《传播与流动：移民、手机和集装箱》中，虽然只是零星地提及了伊尼斯，不过从莫利的教育背景以及后来的研究旨趣上看，其与伊尼斯有诸多相似之处：对领土和空间问题的研究热情以及“基于历史的传播理论”，注重传播研究的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研究模式，以及把传播定位在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交会点上（凯瑞，2019：131-135）。伊尼斯的传播思想和观念显然成为莫利重新定义传播、关注传播“物的维度”的重要理论来源。

而在传播研究物质转向这个问题上，莫利深受马特拉的影响。马特拉认为传播的最初理论来自于人种学家和地理学家，交通和传播在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期并没有被截然二分。当时的“社会有机体”的思想非常流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也进一步解释了传播作为有机系统的观点，即由“道路”“运河”和“铁路”构成的配送系统，确保“营养物质”的分配。信息（新闻报道、请愿、社会调查）和其他传播手段，如邮政服务、电报和新闻机构，就是负责调节的神经系统，它们管理着中枢系统和外部设备的复杂关系（马特拉，马特拉，2008：3-4）。交通和信息传播是构成有机体的血管和神经，对社会有机体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马特拉将传播作为物质要素，促进人、货物和文化的流通的思考，成为莫利从物质性和流动性两个面向重新定义传播的理论渊源。

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也强调物质基础设施对文化传播和扩散的意义，“如罗马的帝国港口和道路之于基督教、港口和航海之于文艺复兴、欧洲的公路和江河之于宗教改革、路桥工程之于启蒙思想在法国乃至欧洲的扩散，等等。”（德布雷，2014：275）事实上，莫利也在寻求这种联结。不仅如此，德布雷认为媒介学还有“联接传递革命史和运输革命史”这个任务没有完成，要考虑“电报和铁路之间、电话和汽车之间、广播和飞机之间、电视和空间火箭之间”的连带性以及“发送和运输的期限如何同时改变了人类的想象空间和真实空间、幻象空间和实际空间”（德布雷，2014：273）。在这一点上，他们都赋予了“运输”重要的意义，莫利偏重于交通基础设施等物质基础的研究，而德布雷在他的媒介域的概念中包含了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上“运输”这个词的所有词义的累积效应（德布雷，2014：9）。笔者曾询问莫利是否受到德布雷的影响，莫利认为在运输领域，他和德布雷的兴趣存在着较大的重叠，但是他对法国哲学过于注重传播研究的“一般理论”和“哲理”不太认同，他更倾向在具体的语境中考察交通工具和物质基础设施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虽然这是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在媒介和传播研究方面的差异，但也显现出当前媒介和传播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重要转向，即超越媒体中心主义进入到更深广和开阔的历史、哲学、社会、文化以及美学视野中，并在跨国研究、文化地理以及交通研究领域内相互促进。

莫利恢复传播研究的物质传统，重新发现传播与交通之间同源性的价值，有助于解决传播研究符号性和物质性之间的“离散”关系，弥合传播物质性和符号性的分裂。传播的物质要素与符号信息共同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交响乐”演奏的整体，是传播研究不可分割的部分。传播研究的物质转向，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者排斥符号传播，而是研究在共生模式之下，这些物质基础和符号信息是如何共同建设了全球化和地方性。关注传播的物质维度，并且与象征符号之间构成联动关系，才有可能进入到传播研究更宏阔的视野中来。重新发现传播物质基础的意义，对很多传播问题的考量就会增加历史性和语境性的内容。布莱恩·拉金（Brian Lakin）在城市基础设施理论框架内对尼日利亚北部关于电子媒体的引进和政治辩论作了细致的阐述，作为“创造制度化结构的技术和文化系统的总和”（拉金，2008：6），他把城市化、城市社会化和媒体发展的过程，与媒体实践与媒体的物质、逻辑和制度条件联系起来。这也启发莫利在反思“无地方性”的新型赛博格世界的时候，更加关注物质地理环境，“即赛博网络越来越明显地利用基于地理位置的连接和参与者的实际身份（而非假扮的身份）”（莫利，2020）。

除了传播学自身发展的局限，现代性的诸多变革也是促使莫利重返传播研究的物质向度的原因。技术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新媒体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生活，让人们相信这个时代是被技术决定的。但是，莫利的英国经验主义文化研究的传统和态度使他坚持在特定的环境、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下去思考技术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被分割成不同的“地方”，存在许多被遮蔽的人的生存形态和方式，一定程度上与整体判断存在巨大差异，这些方面不能被忽视。而“语境主义”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客观和谦逊也正在于此。所以，莫利进一步在一个“加速的历史”过程中告诫人们：不能只是把目光投向技术发展的未来，同时也要关注一些仍旧发生作用的旧的基础设施。新旧技术共存的模式提示符号与传播物质之间连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若要恢复符号和物质之间的联系，莫利认为，就应该包括运输和其他流动的物质形式，关注“流动性”的潜力，从而指向“非媒体中心”的传播研究方向。

三

流动性：传播研究范式转换与问题延展

莫利重新定义传播议程，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引入“流动性”这一研究范式。流动性问题长期以来属于交通运输领域研究的范畴，后来其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汇集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流动性转向’正在向社会科学蔓延和转变，超越了交通运输研究和社会研究之间的二分法，将社会关系纳入运输过程，并将不同形式的交通运输与通过远距离通信进行的复杂的社会经验模式联系起来。”（Sheller & Urry，2006：208）2005年左右，英国交通部委托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厄里（John Urry）等学者撰写《社会网络与未来流动》（Social Networks and Future Mobilities）报告。厄里教授在《新流动范式》中，不仅解释了何为流动性问题，也为该问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莫利关注流动性问题，与其重返传播研究的物质维度以及将虚拟和实体空间接合有关，三者之间也构成逻辑上的关联，特别是“交通运输和通信之间的趋同性越来越强，‘流动性’已经成为交通运输的要求和特点”（Morley，2017：66）。从莫利对流动性的分析来看：一方面，他从交通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视域下考察流动性，其基本的解释框架、研究内容和范式深受厄里以及其他英国社会学家关于“流动性”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莫利的意图是想超越社会科学传统的“流动”视角（通常限于某一民族国家的领土），提供一种交通和流动的方法，以便更好地处理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而不仅仅是经济功能性的问题（Morley，2017：9）。因此，他从阶层、权力、等级等问题出发审视“流动性现象”，这也使他的阐释呈现出文化研究的气质和立场。

马特拉在《全球传播的起源》（L'invention de la communication）中对物质的流动性演化为传播的社会性的研究影响了莫利，使他在人的流动（移民）、物的流动（集装箱）和信息流（手机）方面得以拓展，进一步思考地缘政治以及全球化问题。莫利也是从这几个方面进入“流动性”实践问题的考察：第一，交通工具的移动以及货物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第二，考察人的流动性（移民、旅行、偷渡及其他）问题。第三，手机是“流动现代性的象征”，成为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接合交互的神奇“物件”。

流动性也与权力结构以及等级制度相关。莫利在思考流动性问题时秉持他一贯的批判立场，流动性与权力和社会排斥等因素密切相联。具体来说，不仅是物的流动，而是在发生流动的过程中，什么决定了这种流动，流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圣保罗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搭乘直升机频繁地往返于他们公寓楼顶的停机坪，他们的佣人们则需要每天花费4-5小时乘坐公交车往返于他们居住的贫民窟（Cwerner，2006；Scudamore，2010）”（莫利，2020），交通工具决定了速度、联系和进入的可能，也通过时间（速度和等待）制造了新的社会区分。人们对时间和速度的理解不仅依赖媒介，事实上更离不开具体的生命经验建构起来的时空观念，而这些并不为大多数的传播学者重视。比如，不同的人进入一个国家边界的方式不同，也会受到不同的待遇：一个驾驶名牌汽车身着考究的人戴着太阳镜从车窗里递出文件，而另一个乘坐破旧的汽车的人，却被边检人员把他们的旅行箱翻个底朝天。可见，在跨国流动中，按照交通工具等级体系进行的划分依然发生作用，社会排斥也成为各种流动性发生的障碍。在繁忙与闲暇、行进和等待中人们已被划分进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莫利关心的是：谁可以通过什么形式获得象征性或者现实性的移动和交流。全球化促进了人的流动性，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国籍上的，不仅包括富裕地区的旅行者和移民人口，也包括难民和偷渡客。这个中心议题让人们回到一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包括哪些人有车，哪些人可以同时拥有互联网和实在的交通工具？莫利提出的问题也在朱莉安·海因（Julian Hine）那里得到回应，“流动性与交通不利条件之间的联系是深刻的，对塑造个人和社区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使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交通不便）也与社会排斥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难度有关。交通便利与贫困、可持续发展、社区再生具有强大的协同作用。”（Hine，2011：21）因此，厘清流动的不同形式、速度和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以及对“时间”不同的处理方式，都成为社会区分的一个表征。

莫利关注“流动性”新范式，考察社区、位置以及流动性等概念，是基于历史和语境化的前提，旨在超越游牧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对立。现代社会是围绕着人、信息、以及物体的移动而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被静态的关系、结构和制度组织起来的。传播作为一个和人类伴生的古老过程，显然有更复杂、更丰富的内容。“社会科学中的‘物质性’和‘移动性’之间是否存在（或者应该存在）一种新的关系？我们的‘认知’模式是如何被我们想要研究的‘移动’过程所改变的？”（Sheller & Urry，2006：212）这些问题也给传播研究者更多可延展的方面。不过，虽然“交通地理学家可能认为流动性过于文化化，而研究流动性的学者有时认为交通地理学过于传统”（Shaw & Hesse，2010：307），但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一方面是超级流动性带来了新的困境，比如集装箱的流动带来的“坏”的方面引发了对全球供应链的悲观预期；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思考封闭和稳定性带来的另一种选择。这需要来自交通地理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元化的视角。

四

结语

莫利通过“重新定义传播”，引发了对传播研究议程和传播范式的思考，也意在重返当代传播理论的历史基础，其价值在于将被遮蔽的与传播相关的内容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正如莫利所言，如果我们采取以媒体为中心的方法，而不是将通讯技术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特别是与运输问题相关的背景之中，就不可能理解通讯技术的全部意义。这是近年来传播研究物质转向思考中的重要进路之一。

作为英国乃至世界媒介和传播领域的著名学者，莫利的研究也对整个传播研究的转向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英国媒介和传播研究的经验主义传统和批判性的立场，以及面对具体传播研究对象的历史维度和语境主义特色。莫利将媒介研究、科学技术的研究、交通研究、社会学以及文化地理学所涉及的流动、领土和运输等问题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把传播研究带入更开放、更有生命力的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域之内。但是，莫利并不否定信息符号研究，他试图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范式，也意在关注这些物质基础设施如何隐秘地影响和构建了社会互动方式以及权力关系。在与北美和欧洲传播理论家思想的交光互影中，莫利等学者的探究也逐渐扩展为世界范围内传播研究新的发展趋势，为传播研究议程提供更多可能性——传播研究不再局限于符号和信息论，传播学研究方法论也将得到更新，有助于形成传播学研究的新局面。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9期。

封面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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