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枝香·金陵怀古》（王安石）：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1063年的深秋，身在江宁的王安石登上了一座亭楼，远望江面，陷入沉思，随后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桂枝香·金陵怀古》。
已是不惑之年的他感慨于岁月流转，更为大宋王朝眼下的困局忧心忡忡。
王安石像
六年之后，一场由王安石主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水利等多个方面的改革运动，在北宋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对于这次变法改革的争论都从未停止过。变法是成功还是失败？变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王安石是延续北宋国运的英雄，还是造成北宋灭亡的罪人？这些问题始终难有定论。
甚至，“罪人”这顶帽子，在北宋还未灭亡时就有人给他戴上了。
靖康元年，金军南下，北宋王朝危在旦夕，多数朝臣力主议和，甚至建议割让“三镇”之地。此时一位叫杨时的官员给宋钦宗上书，坚决反对议和，怒斥割地之议，还长篇大论地分析说，北宋落到如此地步，根源就在王安石。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六》
杨时：“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
再到后来，从靖康之难中侥幸逃脱、重建宋室的宋高宗赵构，在提到王安石时也是怒不可遏，直言王安石就是北宋灭亡的罪人。
宋高宗赵构像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九》
赵构：“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神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
那么，杨时和宋高宗赵构的这番说辞，是想为北宋的灭亡找一个替罪羊，还是说王安石变法确实有很大弊端，以至于祸患后世呢？
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的最大不同
首先我们还是对王安石变法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提到这次变法，就不得不提司马光。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主张改革的王安石代表着进步，反对改革的司马光代表着顽固和保守，其实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了。
需要说明的是，司马光并非反对改革，而是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司马光同样意识到了北宋面临的种种问题，他也是力主宋神宗能寻求一些变化的，但是在具体的措施层面，他和王安石产生了巨大的、难以弥合的鸿沟。
司马光像
两人心里都有缓解财政危机的解决方案，简单归纳起来就是，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
看到这里可能又要有人吐槽了，司马光真迂腐，仅仅依靠“节流”能节多少？各位可能有所不知，当时的北宋政府花起钱来可是相当阔绰的，比如每三年一次的祭祀活动，仅仅是例行赏赐，也就是赏给全体官员和士兵的费用，就多达一千万贯左右。
所以在司马光看来，只要把这些不必要的赏赐取消，国家上下缩衣节食，省下的钱就足够缓解财政危机了。而“开源”说到底就是增加百姓的赋税，会加重百姓负担，这是铤而走险的做法。
王安石显然不这么看，他认为“节流”治标不治本，而且充盈国库靠的是提升理财能力，并不用增加百姓的赋税。
王安石：“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则认为王安石的设想不可能达到，天地所生的财富是有限的，不在老百姓那里就是在官府那里，根本不存在“不增加赋税就能充盈国库”的方法。
司马光：“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清平乐》剧照，图文无关
在农业社会，土地亩产量很难有质的提升的情况下，想要“开源”，难度确实很大。而王安石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说法，其具体措施比如青苗法，是以政府的身份代替大地主“放高利贷”，虽然利息远低于民间地主，但仍然等于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赋税，对于最底层的农民而言，这种强制“贷款”的新法措施显然是一种巨大的生存压力。
说到底，两个人在处理问题时的思维逻辑就是相反的，司马光是典型的儒家思维，而王安石则更偏向法家。
在司马光那里，“与民争利”的都是小人，百姓赋税绝对不能增加；而王安石却告诉宋神宗：“若能以尧舜之道治天下，虽竭天下以自奉不为过。”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即便耗尽天下之财又如何？这是典型的法家思维。
皇权逃离牢笼
北宋文臣文彦博对宋神宗说，大宋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而他的这番著名论断，似乎在宋神宗时期就宣告结束了。
共治天下的前提是士大夫地位足够高，参政能力足够强，此外文官手里还要有“抗衡”皇权的筹码。对于北宋文官而言，他们手中的筹码只有两个：祖宗之法和天灾预警。而这些都在变法期间遭到了破坏。
《清平乐》剧照，图文无关
要想改革成功，就免不了用铁腕手段，免不了“排除”政见不同之人，更免不了解放思想。《宋史》记载，王安石曾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的论述，虽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的记载与之相矛盾，此言是否出自王安石本人还存有疑问，但要说这是变法派的思想纲领，相信没人会反对。
在思想层面一下去除了文官手里的两大筹码，御史台官员和谏官因此失去了批评皇帝的思想武器。
皇权终于逃离了牢笼。
由于新法派侧重于挑选使用执行力强的官员，刻意排除政见不同者，加之皇权的加强，导致宋神宗之后的宰执群体执政水平下降，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执政能力本身，都与神宗朝之前的水准差异巨大。
宋徽宗在任时，骄奢淫逸、玩物丧志，士大夫群体却束手无策，无法阻止；后来靖康之变时金军南下，两府大臣除割地议和之外居然毫无对策，他们习惯了奉命行事，此时无一人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只能把位列中枢之外的兵部侍郎李纲匆匆推到前台，与此前群星云集的北宋朝堂相比，这样的局面何其悲凉。
《清平乐》剧照，图文无关
回到开篇部分，靖康元年金军南下时，国子祭酒杨时为何在北宋尚未灭亡时就敢断言说王安石是北宋的罪人？因为他看到了蔡京、宋徽宗和王安石、宋神宗这两对君臣之间的相同点。
两对君臣的不同之处在于，宋神宗是明君，宋徽宗是昏君；王安石与宋神宗的目的是国富民强，蔡京与宋徽宗的目的是贪图享乐。而两对君臣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做的事情都无人敢于阻止，都无人有能力阻止。
这就是问题的本质了，皇权一旦失去了限制，国家命运就彻底依托于皇帝本身的个人素质，宋神宗在位时励精图治，此种变化还未显现，等到他的儿子宋徽宗继位，弊端就暴露无疑了。
结语
我毫不怀疑王荆公的伟大程度，我钦佩他的改革精神和道德修养，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叹荆公并无预见未来之能力，徽宗朝之事绝非荆公本意。
以当时的局面，如若交给张方平或者司马温公去处理，可能改革不会轰轰烈烈，甚至不会有熙河开边之事，但也不能下断言说一定会让北宋有一个更好的结局，毕竟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因此，不带立场地去看“拗相公”与“司马牛”这对“冤家”之间的思想碰撞，才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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