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二年六月，李贤被立为太子时，二十二岁的青年，正是施展才干的大好年华。高宗对李贤同样寄予了很深的期望，由于自己身体多病，让李贤在政治上早日成熟就显得尤为迫切。

李贤在被立为太子之后不久，高宗就“寻令监国”。李贤很快就表现出他的能力，“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为此，高宗于仪凤元年(676年)手敕褒奖李贤，倍加赞赏太子处理政务得当，“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纲所施，务存于审察”；同时亦表扬太子勤奋好学，“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著华”；高宗对李贤的表现深感欣慰，“家国之寄，深副所怀”。此后，李贤多次履行监国职责。如仪风四年(679年)五月，“丙戌，皇太子监国。”同年，为了增强太子的实力，高宗“增置左右赞善大友各十员，以授诸王之子。”

的确，与多愁善感、柔弱善良的兄长李弘相比，李贤显然更具备帝王的资质。相比李弘不愿读《春秋左氏传》，认为此书“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闻”。李贤的兴趣爱好则广泛得多，高宗曾与司空李绩谈及李贤的好学：“此儿已读得《尚书》、《礼记》、《论语》，诵古诗赋复十余篇，暂经领览，遂即不忘。”李贤对于制礼作乐也很感兴趣，他所作的《宝庆乐》在太清观中演奏。

若从能力来看，李贤组织编撰的《后汉书注》比李弘组织编撰的《瑶山玉彩》显然更具经世致用的价值。《瑶山玉彩》是由许敬宗、许圉师、上官仪、杨思俭等喜好文辞的官员，摘取古今文集中的“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汇编而成。《后汉书注》则是由李贤召集当时学者，包括张大安、刘讷言、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编著的。虽然《后汉书注》的身份地位不如前者显赫，不过该书的价值却不可低估。

李贤的出色表现却令他的母亲感到失落，甚至是失望。对于权力欲极强的武则天而言，听话、孝顺、服从、容易控制的皇子才是最中意的储君人选。不过，这还不能成为武后废李贤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