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沈铭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超

导语

中国正经历从“被动参与”亚洲价值链走向“逐步引领”亚洲价值链的转变。培养和提升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关键，需把握新一轮科技突破的机遇，促进我国中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符合产业链发展的制度、技术标准建设，促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多边合作，加强亚洲国家的政策协调，提高亚洲供应链抵御外部冲击的韧劲。

长期以来，亚洲地区在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过去四十年间，亚洲地区贸易和投资份额在不断上涨，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的数据看，1980年亚洲地区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货物出口的24.8%，2019年该比重上升至41%；从全球跨境投资看，1980年亚洲地区引进外资占全球跨境投资的1.6%，2019年该比重上升至33.6%。在贸易与投资活动的推动下，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为活跃的地区。1980—2019年间，亚洲地区人均收入年均增长3.44%，而同一时期，全球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58%，亚洲地区增长率是世界平均的2倍多；然而，2019年亚洲和世界人均收入分别为6932美元、10887美元（2015年不变价美元），亚洲地区人均收入不到全球平均的2/3，亚洲经济仍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和上升空间。

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在过去四十年间，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经贸融合大大加深。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16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前三度数据显示，东南亚国家联盟取代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当前，中国与亚洲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将深刻影响中国如何参与亚洲价值链、如何推动价值链的地位升级以及如何促进亚洲经济的共同繁荣。目前，中国作为“亚洲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经历着“被动参与”亚洲价值链走向“逐步引领”亚洲价值链的转变。在推动中国在亚洲价值链升级的过程中，培养和提升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关键，需把握新一轮科技突破的机遇，促进我国中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符合产业链发展的制度、技术标准建设，促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多边合作，加强亚洲国家的政策协调，提高亚洲供应链抵御外部冲击的韧劲。

中国在亚洲价值链的地位变化历程

战后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主要是由全球性跨国公司主导塑造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各经济体对跨境直接投资由谨慎向相对欢迎的态度转变，为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的跨境投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整体而言，亚洲地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资本回报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一直是直接投资的净流入方。从数据上看，亚洲地区一直是全球跨境投资的重要目的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来”战略的推动下，中国成为亚洲区域内和域外经济体重要的海外投资国，大量的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活动，推动我国进出口不断增长。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成员国身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步伐加大。而随着本土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国内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使得中国在“亚洲工厂”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然而，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益相对较少，仍是“被动参与”全球分工体系，部分制造业活动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较高的可替代性。

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走出国门，成为跨国公司。2014年，中国实际对外投资规模达1400亿美元左右，超出中国利用外资约200亿美元，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进行产业布局，打造以“我”为中心的产业链体系。其中，亚洲地区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地区，根据商务部《2018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亚洲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除中国香港外）的13.1%，高于流向北美（6.1%）和欧洲（4.6%）的投资额。从对外投资存量看，亚洲（除中国香港外）占我国对外投资近9%。从2018年末我国对东盟经济体投资存量的构成看，投向制造业214.8亿美元，占20.8%；投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88.74亿美元，占18.3%；批发和零售业154.3亿美元，占15%，这三大行业占我国对东盟投资的54%。仅从东盟引进外资的角度看，中国与主要投资国的投资规模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就亚洲地区内而言，日本对东盟的投资高于中国对东盟的投资，除2017年外，日本的投资约为中国投资的两倍。2015—2019年间（除2018年外），美国和欧盟流向东盟的投资要高于日本和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如表1所示）。

过去四十年间，我国在价值链中经历了从“被动参与”到“逐步引领”方向转变。参与亚洲和全球价值链对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效果正逐步显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和其他学术研究均发现，2000年之后的10年里，我国的出口产品中来自国内的增加值成分显著增加。在电子、光电设备行业，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统计的“增加值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表明，2019年我国在亚洲的竞争力与日本、韩国大致相当。此外，依托于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培育，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著增加，中国品牌在海外接受度正在提高，比如2007年全球售出手机、电视机总数中，中国品牌分别占1%和11%，该比例在2015年均上升至21%。知名统计机构Counterpoint发布的2019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排行榜前10位品牌里，中国品牌有7个。

未来，我国在“主动引领亚洲价值链”的道路上能走多远，既取决于我们能否培育出具有国际和区域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也取决于我国如何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机遇与挑战

当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亚洲价值链正在剧烈调整中，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特别是亚洲价值链的塑造，受到了科技进步、区域经贸规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后疫情时代，中国在亚洲价值链上的地位塑造，面临着比过去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

外部冲击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后疫情时代全球分工合作模式将如何调整，全球供应链将发生哪些变化，尚未形成共识，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一些研究认为，过去几十年间的全球分工合作模式的形成主要是基于经济学规律（成本最小化、效率最大化）的作用，新冠疫情不会对全球价值链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一些国家虽然在短期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将海外部分产业回流至本国，但长期来看，企业还是会对国内成本、国外成本进行比较，进而做出相应的生产决策。但是也有研究认为，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充分说明了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具有其脆弱性，今后诸如自然灾害、气候变暖、流行病等非传统安全事件仍有可能使全球产业链陷入危机。

后疫情时期的全球产业链如果更多地向区域化、“内卷化”的方向发展，那么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而实现工业化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国与国间的政策协调、产业链的合作尤其重要。亚洲各经济体应该通过加强多边合作机制，共同促进亚洲经济向包容性、可持续性发展。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和正接近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可以在链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在此调整中，美国作为亚洲区域外最重要的经济体，对于我国参与亚洲价值链地位升级有一定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虽然只是两大经济体的矛盾，但其影响力具有全局性，亚洲各经济体从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未来，大国博弈等政治因素很可能是影响亚洲经济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变量，特别是随着全球进入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时代，新的标准和议题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中国在参与亚洲价值链过程中，将可能受到大国博弈的显著影响。

自动化、数字科技与比较优势重塑

交通物流特别是国际海运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国与国间贸易和投资往来的成本，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依据各国禀赋优势布局生产环节提供了可能，各国的比较优势在生产中得以充分发挥，极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当前，以自动化和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对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影响。一方面，以自动化、人工智能、3D（三维）打印技术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将会极大地改变工业品的成本结构。换言之，资本投入在生产函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劳动要素投入的作用相对式微。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经济体可能面临传统优势难以为继、新的优势难以建立的发展困境。而对发达经济体而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使得部分制造业回流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数字科技具有较强的渗透性，传统行业的数字化已然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数字科技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属于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按照亚洲地区当前的平均收入水平，可能只有少数国家在数字经济中脱颖而出，数字科技可能会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产生新的发展鸿沟。

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制度建设

当前，全球贸易体系进入新一轮重构期，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受到了贸易规则和政策的强烈影响。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制度质量，与经济体的生产要素禀赋一样，是比较优势的来源。比如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对一国知识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力度的要求较高，那么法律制度越完善的国家，在需要有复杂交易关系的产品中越具有比较优势。目前，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而区域贸易协定在制度构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促进经济体制度完善和制度趋同等。而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入不同的区域贸易协定，加大了国内改革力度，为建立起满足现代国际产业分工合作需要的制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这些贸易投资规则也将通过交易成本、营商环境等不同渠道，最终影响资本的流动。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制度质量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参与了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目前正在谈判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一全面、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利于保障中国企业在亚洲地区获得更为自由、透明、有保障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推动我国在亚洲价值链的地位升级。

关于参与区域价值链的一些思考

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正在经历着最大规模的重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对亚洲价值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压力和挑战，如何更好地统筹内外市场，在结构调整中实现产业升级，是中国乃至亚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通过多边合作加强亚洲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此次新冠疫情充分说明，产业链在对应外部冲击中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而亚洲各经济体在维护供应链安全上的合作准备不足，缺乏协调一致的多边对话机制，这为各国企业在新冠疫情冲击中维持原来的生产路径带来了困难。鉴于我国在亚洲价值链的核心地位，进一步通过既有国际平台或打造新的国际平台，加强与亚洲经济体在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合作机制，有利于巩固我国在亚洲价值链的地位。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在制造业中大规模运用是发展趋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促进我国中高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推动我国在亚洲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关键。推动我国在亚洲价值链的升级，需要落实到企业层面，中国的跨国公司竞争力的持续提升，才是我国价值链地位上升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表现为创新驱动，要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促进产学研共同发展，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保障和创新动力；另一方面，我们应加强培养与产业结构、企业需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现代制造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显著提高，企业对技能工人的需求将会增加，因此在增量层面，应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鼓励产业和院校的互动；在存量层面，应增加中低技能工人的培训机会。

推动符合产业链发展的制度、技术标准建设

从欧盟和北美的经验可以看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政策在区域贸易协定安排下向趋同的方向发展，并且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产业链分工越细化，对成员国之间的制度趋同要求越高。在推动我国在亚洲价值链的地位升级进程中，也必然是亚洲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如何结合我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推动符合产业链发展规律的制度建设，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此外，推动我国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中，技术规格和技术标准在亚洲区域是否一致，将关系到我国今后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比如新一代通信标准（5G），数字经济和数据安全标准正在全球普及，如果亚洲经济体不能采用一致性的标准，信息通信领域和数字安全领域可能会出现断裂，不利于亚洲经济体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也不利于我国在亚洲价值链地位的升级。因此，可考虑借助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对亚洲地区的经贸规则和技术标准演化方向加以引导。当然，也需要对亚洲其他经济体在制度建设的合理诉求加以关注。

本文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思想引领与行动”。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11月刊，2020年11月5日出刊，本文编辑：王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