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24日凌晨，据来自瑞士洛桑的消息称，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撤销了国际体育仲裁法院今年2月针对孙杨的禁赛8年裁决。（上图2019-11-20，来自搜狐）

作者：任慧涛

来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孙杨拒检案本质上是对WADA威权主义的抗争,尽管这种抗争方式是错误的。本研究基于近年来对运动员兴奋剂的态度调查,分析了全球反兴奋剂治理中的运动员参与问题。研究发现,运动员对"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呈普遍支持的态度,说明WADA及其工作是必要的。但由于行踪信息机制、生物护照制度、严格责任原则等理念和方式,侵犯了运动员的隐私、威胁人身安全与财产权,甚至不尊重人格与尊严,导致运动员群体对WADA产生不满。随着冲突的加剧,运动员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要求以WADA为核心的全球反兴奋剂系统提升民主治理状况,保障运动员的应然权利,并解决运动员在反兴奋剂决策中的边缘化问题。通过梳理《反兴奋剂中的运动员权利宪章》,研究认为运动员在全球反兴奋剂体系的地位提升,可以通过决策参与、治事参与、监管参与等路径实现。

1 孙杨拒检与WADA的威权主义倾向

2020年2月28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 Doping Agency, WADA)诉孙杨案结果发布,国际体育仲裁庭给出最严苛的8年禁赛处罚。孙杨并不是孤立的案例,近年来,越来越多误服、疑服甚至“干净的”(Non-Analytical Positive)运动员被处罚,让学界质疑,作为全球反兴奋剂治理体系的核心组织,WADA为了“维持威权”——而不是“保护运动员”的需要——来发展自己的政策和权力。例如,缪勒引用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的“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就”(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批评WADA从工作方式到组织价值观都是失败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没有给运动员提供健康权保护,也未能促进公平竞争的实现 [1] 。马塞多的批评更为激烈,他指出WADA的系统呈现出明显的帝国主义特征,通过反兴奋剂的全球治理体系对外围地区进行剥削和统治 [2] 。夸福德等学者使用批判话语分析方法,解读WADA出台的《反兴奋剂运动员指南》发现,该《指南》长期使用神话化和伦理道德话语,进行“打败坏人”的合法性话语建构,维持反兴奋剂组织的威权形象。 [3] 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威权形象,WADA一直用“旧的思想”来强化已经走向失败的反兴奋剂系统,依赖现有的反兴奋剂政策和对运动员进行生物测试的策略,错失了发现新方法论和新手段的机会 [4] 。

牺牲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仅仅是为了提升组织和政策的威慑力,意味着WADA违背了的“保障运动员参加无兴奋剂的体育运动的基本权利,从而增进世界范围内运动员的健康、公平与平等”这一设立宗旨。正如孙杨在CAS仲裁现场总结陈词时所质疑的:“如果反兴奋剂工作乃至规则本身有问题,运动员由谁来保护?”。在WADA越来越显现出威权主义的背景下,本研究尝试通过基于国际学界已有调查,探析全球运动员对反兴奋剂的真实态度如何,是否接受WADA系统制定的反兴奋剂规则与政策,是否认同WADA的检测工作;受到苛刻对待,如何实现自身权利和利益的保护?通过以上讨论,探析全球反兴奋剂治理中的民主化问题。

2 运动员对WADA反兴奋剂工作的态度:基于已有调查的分析2.1总体态度

从近年来的大样本调查来看,全球50多个国家、2 027名高水平运动员普遍支持(N≈1 725,85%),认同反兴奋剂是应然的责任和义务,承认WADA主导反兴奋剂治理体系是有效的,无论是行踪申报、赛内检查还是赛外抽检,多数运动员都愿意积极配合,共同打击体育中的兴奋剂问题,维护体育领域的纯洁性。(见表1)

表1高水平运动员对WADA反兴奋剂工作的态度

但是,运动员对WADA的工作存在种种不满。沙尔夫等 [5] 从德国反兴奋剂中心注册的高水平运动员(N=2 152)中抽取了523名进行态度调查,发现有71.2%认为行踪信息申报制度侵犯了隐私,47.8%认为WADA管理系统过于复杂,40.1%的运动员反对WADA管理系统GPS定位追踪,36.5%认为检测和追踪干扰了正常生活,74.7%的受访者呼吁运动员应参与决策和《条例》修正案。伊夫韦斯特伦等学者 [6] 利用国际田联、国际篮联、国际滑联、国际排联等官方渠道,对51个国家的261名高水平运动员进行匿名调查,显示有19%的运动员感到WADA的反兴奋剂内容过于麻烦;33%提出行踪信息系统曾出现问题,并伤害了自我成就感和竞技乐趣;46%表示无法及时获得兴奋剂新标准和知识;47%担心测试样本或生物护照被他人恶意获取;53%认为“用药豁免”制度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哮喘等欧美主流使用的用药“借口”;66%表示行踪系统或生物护照威胁个人隐私;85%支持运动员必须介入WADA未来的反兴奋剂政策设计与修改。

波登等 [7] 调查了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69名顶级运动员,显示34%认为反兴奋剂侵犯私人生活,54%认为太耗时,57%遇到过技术障碍;49%对用药豁免管理不信任,58%认为“用药豁免”在不同国家是不平等、不公平的。法尔肯伯等 [8] 从888名荷兰顶级运动员中调查了129名,43%受访者认为“每天报告自己60 min的确切位置”侵犯了个人自由;52%认为“一年半内3次漏报行踪信息,禁赛2年”规则的惩罚过重。尤其是在GPS追踪上,79%的运动员反对佩戴腕式追踪器、75%反对在身体植入追踪芯片。奥弗比等人 [9] 以645位丹麦国家队队员为主要调查对象,发现26%认为反兴奋剂工作太浪费时间,42%因担心受到警告而产生恐慌或恐惧,61%认为自己受到无时无刻的监视,这些精神压力可能影响运动员的情绪和健康。埃尔贝等 [10] 对400名丹麦运动员进行尿检态度调查,有142名运动员(35.4%)表示由于排尿困难而承受压力,96名运动员(23.9%)认为在自己家尿检侵犯个人隐私,61名运动员(15.3%)认为陌生人监督排尿侵犯人格。

2.2抗议原因

从上述调查看,运动员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越来越苛刻的反兴奋剂检测程序和内容,并抗议WADA的工作侵犯了运动员的基本权益。具体包括:

(1) 行踪信息制度侵犯隐私权。行踪信息申报制度要求运动员每天报告60 min的确切位置,以便WADA随时随地选择运动员采集血液和尿液样本,进行突击性赛外反兴奋剂检查(OOC)。尽管欧洲人权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强调法院同意“要求提交其行踪信息的义务构成对运动员的隐私权侵犯,但该侵犯对于确保反兴奋剂政策有效执法是必要的”,确认了WADA行踪信息申报制度在《欧洲人权公约》下的合法性。但是,运动员群体普遍对该制度不满,首先,确实存在被侵犯基本权利的事实,却无法得到纠正。其次,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完成申报。最后,申报程序违规视同“服用兴奋剂”制裁。此外,WADA正在考虑在运动员身上安装GPS追踪设备 [11] 、干涉运动员生活方式和社交活动 [12] 等更为苛刻的措施,让运动员们感到恐慌和愤怒。

(2) 生物护照威胁安全与财产权。从2009年开始,WADA引入运动员生物护照(ABP)制度,通过长期跟踪运动员血液、类固醇等生化指标变化,来辅助判断运动员是否服用违禁药物。然而,一方面,血液、类固醇等结果异常的临床解释并不总是那么简单,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引起。另一方面,如果是因潜在病理状况所致,是否披露信息、或将这些信息告知运动员,帮助运动员尽快治疗,这些超出制度外的情况给WADA提出新难题。同时,生物护照制度意味着WADA将收集、存储和使用运动员的生化指标和基因信息,将引发基因安全与技术伦理异议 [13] 。此外,一旦WADA未能做好数据安全和内容保护,运动员生化指标和基因数据被职业赛事联盟、职业俱乐部、赞助商、保险承保公司、甚至体育博彩公司等获取,将影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和商业价值,对运动员财产权等构成潜在威胁。

(3) 严格责任违反一般法律原则。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是国际通行法律准则,但是在反兴奋剂领域,执行的却是“宁可冤枉一千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罪犯”的严格责任原则。一旦运动员检测呈阳性或违反规则,就有义务搜寻证据来澄清“无罪”。在举证过程中,运动员将承担因“逃避或拒不接受兴奋剂检查”或“疑似服用兴奋剂”而带来的停赛、禁赛以及社会污名。由于申诉周期较长,即便成功撤销判决,运动员也面临训练或竞赛周期被打断、竞技黄金期已过、社会污名无法消除等问题,而针对上述内容,WADA并没有提供充足的救济机制和补偿措施。 [14] 这种“连WADA也承认是过于苛刻的”严格责任原则,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还破坏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立法宗旨、立法程序。 [15]

(4) 反兴奋剂尿检方式不尊重人格。反兴奋剂规定要求运动员必须在WADA团队监视下进行排尿,是引起运动员对检测不满的直接原因。许多运动员承认,当着陌生人排尿对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有学者调查了222名德裔高水平运动员,发现60%的运动员在尿检过程中出现了暂时的精神源性尿潴留(由于心理原因无法排尿),39%的运动员表现出害羞膀胱综合症(又称境遇性排尿障碍),这两种症状都可能会对运动员的竞技能力和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16] 检测人员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是运动员抗议的内容之一。2008年,比利时自行车运动员凯文·范·恩佩的儿子在出生6 h后夭折,在葬礼举行期间,WADA检测团队仍要求其进行测试,并威胁如果不立即遵守,将被禁赛2年,此事引起自行车手们在巴黎尼斯赛道上的抗议,抗议发起人菲利普·吉尔伯特说:“我们决定团结一致,表达对范·恩佩的支持,也对WADA当局提出抗议…WADA缺乏对运动员的基本尊重,尤其是这次,严重逾越了我们的底线。” [17]

(5) 反兴奋剂教育和服务有欠公平。反兴奋剂教育的不公平主要由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运动员提出,他们表示WADA提供了足够多的价值观教育,却对具体程序、流程与注意事项没有进行教育,譬如行踪信息如何在线填写,如何理解和认识血检尿检程序,等等。WADA对于文化差异的考虑也不够充分,譬如WADA宣称其官网能获得信息和知识,但实际上很多的信息只有英文,这对很多非英语地区的运动员获得的支持更少,在针对全球51个国家运动员的一项调查中,有44%受访者表示“通过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汇报个人信息”因网络等原因无法正常运行。 [6] 又譬如治疗用药豁免(Therapeutic Use Exemption,TUE)制度,根据奇幻熊公布的数据,西方运动员用药豁免申请规模最大、批准比例最高的,而其他国家申请少、批准率却极低,2015年美国申请“用药豁免”运动员数高达653人,批准通过402人,俄罗斯54人申请,仅19人被批准,凸显豁免制度的倾向性,也显现出WADA反兴奋剂政策和服务的不公平特征。

3 运动员对WADA反兴奋剂工作的治理改革要求

运动员们的不满,表达了对WADA是否能有效领导反兴奋剂工作的质疑。俄罗斯兴奋剂事件之后,许多运动员直接站出来抗议WADA将组织利益置于运动员的权益之上,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英国残奥会银牌得主阿里·贾瓦德公开发布了《另一种选择:WADA亟待治理改革实现反兴奋剂新时代》宣言。 [18] 宣言中,阿里·贾瓦德痛陈:“全球运动员对当前反兴奋剂工作产生‘幻灭感’,WADA的治理无效导致全世界对体育中的兴奋剂问题丧失信心,也让全球运动员对WADA决策的愤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WADA正在迅速失去运动员群体的信任。”并提出,“必须发起一场由运动员们主导的革命,才能把运动员的利益放在首位,形成一个更加独立、透明和有效的全球反兴奋剂治理体系。”贾瓦德宣言得到了世界各地运动员的声援。随后,美、英、德、法等18个国家反兴奋剂组织(NADO)在法国巴黎紧急召开首脑会议,承诺国家反兴奋剂组织继续与全球运动员们“肩并肩”,规劝他们不要对WADA体系失去信心。会议结束后,18个领导人共同表示,明确地呼吁全球反兴奋剂系统应加强透明度和治理改革,并敦促WADA听取运动员意见:“WADA将重振声誉,但前提是它必须回应到全球运动员群体的关切。” [19]

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国际组织能否是民主的?一个怀疑主义的视角》 [20] 中的论断,WADA虽是不可或缺的国际组织,但从治理方式上看,它采用的是不民主的官僚谈判体制(bureaucratic bargaining system),按照自身的议程和程序进行决策,罔顾运动员的各种反对、凌驾于国家法律政策之上。忽视运动员的诉求,导致反兴奋剂治理“民主赤字”越来越严重,甚至动摇WADA的合法性根基。 [21] 为应对利益相关组织之间相互矛盾的期望和压力,WADA通过各种方式来回应运动员的诉求。2018年6月3日,WADA主持在加拿大举行了首届全球运动员论坛,并在会后与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广泛协商,起草形成了《反兴奋剂中的运动员权利宪章》(Anti-Doping Charter of Athlete Rights) [22] 。《宪章》列出了运动员认为对他们很重要的权利,包括平等机会权、公平受测权、医疗与健康保护权、公正审判权、问责权、匿名举报权、受教育权、信息与数据保护权、赔偿权、特殊保护权、正当采集权、B瓶分析权、反腐倡廉权、治理与决策参与权等17条权利。WADA采纳并公布了这份草案,并同意将其纳入2021年新《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修订诉求内。

4 运动员参与反兴奋剂治理的具体路径

要实现WADA的民主化治理,除了“保证运动员享有公正、自由和机会均等的基本权利”之外,还必须设计运动员民主参与决策的常态化机制。通过对《反兴奋剂中的运动员权利宪章》以及运动员的态度调查的分析,研究建议通过决策参与、治理参与、监管参与等3个具体路径,实现运动员在反兴奋剂事务中的权利。

4.1决策参与

(1) 扩大运动员群体的投票权。扩大运动员在反兴奋剂重大事宜的投票权,可以制衡不负责任的官僚和政治利益代表,防止少数精英基于其他利益做出不符合运动员根本利益的决策。增加运动员席位和投票权,是WADA提升决策中运动员代表性的重要方式。运动员代表数量增多,显现出WADA系统对于运动员的尊重,意味着运动员的态度和意见有机会成为主流,增强运动员对全球反兴奋剂决策的认可。此外,提高投票权还意味着反兴奋剂政策的制定将履行严格的、开放透明的正式程序,有利于提升WADA决策方式的合规性。

(2) 提高决策层中运动员席位。提高决策层的运动员席位,能够扩大运动员在全球反兴奋剂治理体系的影响力,促进运动员群体的诉求得到有效传达。具体措施包括吸纳运动员或有运动员经历的委员进入WADA决策层。其次,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有资格列席WADA及其他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理事会议。最后,在国家反兴奋剂机构中增设专门的运动员委员会,并鼓励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拥有常务理事、或进入执行委员会的资格。

(3) 现役运动员列席决策会议。现役运动员是反兴奋剂最核心的利益方,邀请现役运动员列席WADA主席、副主席发起的决策层会议,能够让现役高水平运动员认识到反兴奋剂相关决策的设计、执行与总结程序,提升运动员对反兴奋剂组织和政策的支持。现役运动员可以通过特邀出席、视频会议等方式列席,并应鼓励参与讨论并发表意见。

4.2治事参与
(1) 自我组织与治理。在反兴奋剂工作中,运动员的自我组织与自我治理能力需要予以引导。首先,鼓励创新组织形式,成立国际、国家反兴奋剂运动员组织,专门代表运动员参与到全球反兴奋剂治理体系之内。其次,优化现有组织形式,要求国家反兴奋剂中心、国家奥委会、体育协会、运动员工会等扩大反兴奋剂服务覆盖范畴和质量。再次,允许创新治理手段,与律师事务所、新闻媒体、科研机构等第三方合作,团结多元利益相关者来协助表达诉求。最后,运动员应当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参与双边或多边反兴奋剂事务,维护在全球体育中的“世界公民”身份及其权益。

(2) 对话与沟通机制。反兴奋剂规则的制定过程应当充分考虑运动员的诉求,共识的达成意味着运动员利益最大化地实现。然而,没有和反兴奋剂官员的对话渠道,将影响运动员不满向反兴奋剂组织传达的有效性,甚至会爆发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大型抗议活动。通过建构常态化的谈判或沟通程序,运动员能够以合理方式表达诉求,举办反兴奋剂运动员论坛、课题委托专家咨询、社会听证制度等方式,都是对话与谈判机制的途径。

(3) 公报与通报制度。透明度能够帮助运动员了解全球反兴奋剂工作的运作状况,并通过公共关系、社会舆论敦促WADA实现更好的治理。运动员组织以公开的方式定期发布报告,询问反兴奋剂组织的运作程序、执行情况、财政状况等信息;WADA通过年度报告、特别小组、专题调查报告等方式及时更新信息通报,能够有效降低内幕交易、刻意隐瞒、故意欺诈等问题。譬如最令人诟病的用药豁免问题,如果运动员群体支持采用信息完全透明的用药豁免通报制度,将有效增加运动员和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官员合谋违纪的成本。

4.3监管参与

(1) 运动员代表联络机制。无论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还是国家反兴奋剂机构都有大量的官员,这些官员可能并不能及时了解运动员的态度和诉求。此外,退役运动员在进入决策层,转变为组织官员之后,有可能会“脱离群众”。通过实施代表联络机制,反兴奋剂决策层及其他官员在授权范围内,与现役运动员形成联络、交流和传达机制,推动反兴奋剂政策和工作方式的推进落实,帮助运动员传递声音、回应运动员群体迫切的诉求。

(2)完善内部人举报制度。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体育官员,在匿名的情况下,都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或者提供更多的监督信息。通过完善资格认定、在线匿名、奖惩机制、保护措施等促进内部人举报制度更加简单易行,能够让“吹哨人”更加勇于发出声音,这将极大地威慑官员、或教练迫使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状况。

(3) 实现运动员仲裁陪审。举行专门教育培训,帮助运动员学习监督听证制度,并逐步实现“运动员参与陪审、仲裁”成为反兴奋剂仲裁的必要条件。让运动员担当仲裁员或“陪审团成员”,在兴奋剂案件中发表意见并扮演决定性角色,能够帮助他们更积极地去学习WADA反兴奋剂规则、国际体育仲裁制度。运动员参与监督和听证,还能够丰富WADA仲裁小组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成员组成,实现陪审员角色和态度多元化,减少因不理解运动员的苛刻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