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这样说：“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人性是复杂的。当然今天我已经知道了，伟大和龌龊，善良和我得用，热爱和仇视，都是可以互相包容在一颗心里的。”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两面性。生活中不存在绝对的善，当然也不存在绝对的恶。善恶以人的标准尺度来衡量。在外人看来，鲁迅先生执笔如刀，字字呕心沥血，是为伟人。可是在他的原配妻子朱安看来，鲁迅不过是一个抛弃妻子的不合格丈夫；在大众的目光里，袁世凯妄想复辟，狼子野心，是为大恶。

但是在袁世凯的下属中，他是一个好的上级，平易近人、对于下官关怀备至;在世人眼里，曹操是残暴无度的，他滥杀华佗，疑神疑鬼，但是在郭嘉眼中，曹操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大恩人......如此种种，都说明着历史的两面性。

人性复杂，而人也并不简单。我们出生在这个不简单的世上，注定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与人生。这种复杂的人性，与自己的出身有关、与家庭有关、与受教育程度有关、更与时代紧密相连。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或许大部分人都是满怀善意的，但是错生在那个炮火年代的人们，如果单纯的像一张白纸，最后得到的结果只会是被社会撕碎。

清末民初堪称我国近代史上最为复杂的一段历史，它黑暗、却又不失突破黑暗的光明。这段时间的中国风起云涌，就像上帝之眼，呈现着人性的混沌。作为北洋政府的二把手，仅仅次于袁世凯的段祺瑞就是一个具有多重面具的军官。

历史上对于段祺瑞的评价，似乎都是负面的。他胆小怕事，也懦弱无能，对于百姓他也曾压迫戕害。但是他这一生的功过无数，真实的段祺瑞，还要细细评判。

支持共和有功

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袁世凯尚且是晚清政府的大臣。虽然此时推进与朝廷貌合神离，但是他的司马昭之心，已经是人尽皆知。彼时的段祺瑞也还没有跟随袁世凯的脚步坐上北洋政府的第二把交椅，而是袁世凯麾下的一员心腹大将。

战争打响以后，袁世凯派遣段祺瑞去往武汉镇压革命志士们，段祺瑞奉命领兵。其实这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给清廷看，稍微能够分析局势的，都知道此次革命蓄谋已久，清廷惨败被推翻，已经是注定的事实，因此所谓的段祺瑞带兵，名为镇压，实际上，可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当然，既然是奉了命令，那么样子还是要摆出来的。段祺瑞抵达武昌的时，正是革命势头疯长之时，即使他已经派兵前往阻止，但是革命之君依旧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段祺瑞对于局势非常敏感，当下就立刻致电了袁世凯，详细说明了武昌这边的情况。

袁世凯本来就对奄奄一息的晚清政府不看好，再来，他想要的远远不止现在这个大臣的名头这么简单，于是他暗中告诉段祺瑞，稍微打压就可以，不必紧追不放。段祺瑞立刻领会的袁世凯话中的深意，所以在当时的战事上，段祺瑞显得非常放松。

不仅如此，段祺瑞还在袁世凯的暗示下，开始与革命队伍联系，他联合42位将军一起在前线发生，倡导共和，要求清帝溥仪逊位。在他的坚持下，1912年2月13日，在经过清政府的商议后，溥仪宣布退位。就此，晚清政府完全覆灭，而段祺瑞作为建立共和的核心人物之一，成为了功臣。

反对卖国有功

袁世凯上位后，遭到了日本人极大的利益诱惑。为了得到支持，袁世凯曾经问过段祺瑞的看法，但是段祺瑞的态度却出乎意料的坚决，他认为就是赤裸裸的卖国，不愿意成为卖国贼，因此坚决反对签约。

但是日本人对于袁世凯软磨硬泡，以巨大的利益作为让袁世凯签字的诱饵，段祺瑞还是无法苟同袁世凯的意见，自此和主张签字的袁世凯有了分歧。当时站在段祺瑞一方的北洋政府官员不在少数，为了表达自己的立场，段祺瑞决定直接向日本人宣战。

虽然段祺瑞立场坚决，不愿意丧权辱国，但是北洋政府的第一号人物毕竟是袁世凯而不是他自己。这在后来，成为了段祺瑞军旅生涯中永远的遗憾，没能够阻止袁世凯的他一怒之下选择了辞职。

反对复辟有功

袁世凯其人的狼子野心，在这里不做过多赘述，想必大家也有所了解了。清帝逊位后，袁世凯选择了密谋称帝，当时的段祺瑞听到风声后，选择了当面与袁世凯对质，质问袁世凯是否真的要称帝，但是袁世凯心虚，也怕段祺瑞再次反对，因此撒谎骗他说没有。

但是实际上，段祺瑞对于袁世凯是不是真的打算称帝，心中是有数的，他明白，袁世凯其人，野心非常大。为了阻挠袁世凯称帝，他四处奔波，几次跟袁世凯吵起来，为此还丢了自己北洋政府二把交椅的位置。

袁世凯更是因为段祺瑞对他的屡次阻挠，与段祺瑞产生了隔阂。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与上下级，到后来竟然差点反目成仇，可见段祺瑞对于正确的历史观的造诣与感悟，还是要比袁世凯强得多的。

当然，这些功劳并不能全部掩盖段祺瑞曾经的恶行。他依旧是一个典型的反派人物。但是历史也是不忍细读的。段祺瑞的善恶是相对而相辅相成的。不能仅仅只看得到其中一个方面，还要用整体性的思维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单纯一个人的时候，人性无好无坏，但是在时代的背景下，整体的思维才显得更加重要。我们无需苛责，因为只有时间才是人性的试金石，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文史旺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