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小米 11 正式发布,发布会上雷军还做了一件对标苹果的小事:
为响应环保号召,小米决定也减去充电器等配件,但同时也有标准版本,且两个版本售价完全一致。环保的选择权,完全交给用户。
有人调侃,这件事“杀伤力不大,戏弄性极强”。
小米 11 已经启动预约,1月1日正式开售,节奏可以说是相当快了,又刚好卡在元旦当天,讨了个好彩头。
但在速度之外,我们忍不住将目光移至背后,关注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加工企业。
90后、00后
青春在这里被加工
富士康是苹果、小米、华为等手机厂商的重点合作单位,发布会上令人心潮澎拜的旗舰作品,在富士康这座庞大的工厂面前,被简单粗暴转化为流水线产品,而且是短期内小时工单价最高的那种。
iPhone12 发布前夕的 9 月,富士康的忙碌程度达到顶峰,平常 24 元一小时的价格,涨到了 31 元一小时。这吸引着无数打工人蜂拥而至,一天的招募人数往往以千来计算。
2015年2月13日,北京西站,来自富士康郑州工厂的1200多名职工结束在北京的进修,踏上返乡旅程,图片来自《人物》杂志
《2019年全国教育统计公报》显示,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为4002万人,而大专、本科及以上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51.6%,这意味着大约一半人在初中、高中毕业后就走入社会,其中不少就选择来到富士康。
虽然同样都是“打工人”,虽然流水线和互联网企业的工作时间几乎差不多,但背后的差异肉眼可见。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1-2015年,深圳富士康的基本工资涨幅为11.4%到12.8%,同期物价上涨增幅为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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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富士康主板生产线上的女工。
(王轶庶/图)(素材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不同于常规企业的薪资架构,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大多由“基本工资+加班费+福利补贴”构成,也就是说,在富士康想要获得更高的收入,就必须选择加班。
但受限于一些因素和工作人员的增多,加班时常逐渐呈现缩减趋势,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基本工资上涨水平跟不上物价增幅,加班减少,收入整体并未提高,甚至更低。
淮安富士康生产工人的薪资差不多有4-5年没有增长,2014年时是三千多块,2019年依旧如此。
现年 30 岁的林占鹏在河南富士康基地工作,他是车间里的「干部」,但这不意味着他的收入更高,唯一的福报是“加班更多”,而这换来的是更多的加班费,让他的收入更高。
「日常工作日的加班,每小时是正常的1.5倍,大概每小时18块钱左右;双休日的加班费是2倍;节假日则是3倍。」
刚满19岁的「黄牙」在富士康上完第一个夜班就几乎崩溃。
进厂的第一天,他被分配给 iPhone12 上螺丝。米粒四分之一大小的螺丝,他需要拿着几斤重的螺丝枪去吸,稍不留意,就歪掉,重头再来。
一个晚上的时候,他需要打成 1300 个,也就是说,必须在半夜的车间,顶住疲倦和枯燥,全神贯注至少 1300 次,平均每隔十几秒就要抬起手一次。
富士康坚持军事化的管理,《南方周末》报道,一名曾经在 2007-2009 年在富士康从事工程管理的工程师透露,富士康小到工人完成每个步骤的时间、零件之间的距离、在车间走的路,全都有严格的规定。
抽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区域内,如果迈过黄色警戒线,先记大过,年终奖扣 500 元,发现两次就开除,且三位上司直接受到惩戒,扣除部分绩效。
同时,车间内还有负责巡逻的「义警」。
这听着很不尽人意,但富士康却也靠这样的管理方式,确保了效率的最大化,千百台机器一开,轰鸣声阵阵,流水线一刻不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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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禁烟,工人聚集在吸烟区。临安 摄
素材来自《人物》
过于丰富的单调人生
被激化成悲剧的矛盾
深圳富士康基地位于清湖村,地处龙华新区,位于城郊结合部的位置,2017年,高镇从河南老家来到深圳,进入富士康为iPhone组装零件。
在富士康工作一年,高镇一共去过八次市区,次数并不多,但对于身边的同事来说,已经不算少。两点一线过于繁忙的车间生活是一部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的清湖村又是另一部分。
饭店、理发店、服装店、小旅馆、网吧、游戏厅、彩票店等等生活、基础娱乐关联的产业一应俱全,像是一个小小的围城,基本的衣食住行都能满足,劳累过后,大家已经没心思再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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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6点半起来,洗洗弄弄,路上买点东西一吃,就直接上班去了,然后下班回来,买点东西一吃,躺在宿舍里边玩手机,瞌睡了手机往那儿一放,好,睡觉,一天就过去了。」
林占鹏对自己生活的描述,并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单调的生活和目之所及基础生活需求被满足的配备,让富士康从业者的生活也成为流水线状态。丰富但单调,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在这里汇合。
汇合之下,往往会产生矛盾,甚至悲剧。
2010年,富士康发生 18 起跳楼自杀事件,被称为“连环跳“,也就是在这一年,社会开始关注这座“血汗工厂”。
湖北女孩田玉作为4位幸存者的其中之一,当年一跃而下时只有 17 岁,如今坐在轮椅上,以有过愤怒、痛苦、无奈、重燃希望的心态,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2010 年 3 月 7 日,田玉从四楼宿舍跳下,在这前一天,她经历着“各级领导扯皮、找不到工资卡、身无分文”的至暗人生。
没人知道她跳下时是什么心情,但幸存之后,她只有后悔和永远遗憾的轮椅人生。
田玉 (农健/图)
图片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2010 年,富士康全国员工急剧增长至 100 万人,嗷嗷待哺的市场、井喷式增长的员工以及并不完善的基层管理,最终碰撞出震撼全国的跳楼惨案,而富士康也在这一年,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员工数量,避免悲剧和舆论的再次发生。
以 iPhone 为代表的顶级智能手机,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被拆解成不同的零部件,引申为卖点的摄像头、屏幕、音响,在这里都是最寻常不过的零部件。
即便组装的是一个月后引起全世界“果粉”、“米粉“、”花粉“狂热的高端旗舰机,但经手他们的人,往往并不能买得起,或者并不舍得。
偶尔躺在宿舍的床板上,看着产品耀眼的光环,林占鹏也会觉得有一份共荣感。或许某位名人握在手中的手机就是由他组装而成,但翻身过后,要面对的,仍然是明天早上六点半就要起床的流水线人生。
*参考资料
《人物》——他们加工iPhone,富士康「加工」他们的青春;生产iPhone 12的00后
《南方人物周刊》——富士康连环跳幸存者田玉:十年来,亲手重建生活;漂泊在深圳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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